“东北超”背后的沈阳足球红色记忆|东北超|奥运会|杨靖宇|沈阳市|沈阳足球|足球队

（来源：沈阳晚报）

转自：沈阳晚报

相约“5·23”，“东北超”的号角已经吹响。

作为中国足球的福地，沈阳足球历史已逾百年，深受沈阳人喜爱，并一度成为增强民族自豪感的抗日赛事，更是新中国成立前，我党在沈阳发展力量的重要方式。

从周恩来、刘少奇，到杨靖宇、赵一曼，他们都曾在沈阳留下足球印记。今天，让我们以历史为经，以足球为纬，追寻沈阳足球红色密码，了解一段段鲜为人知的沈阳足球红色记忆。

足球联赛成为青年会联系各学校的有效尝试

翻阅178年的现代足球历史，沈阳足球运动可以追溯至20世纪初；足球起初在东关模范两等小学校等少数学校内流传，周恩来曾在沈阳踢过足球。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周恩来传》，记录着周恩来在1910年~1913年的学习经历，“童年时，周恩来的体质是比较弱的，在东北（沈阳）的新环境里，他一直坚持在凛冽寒风中跑步、踢球、做操，并为后来的革命艰苦斗争打下了坚实的身体基础。”

彼时的沈阳，足球运动方兴未艾，1918年校际之间的非正式比赛，开创了沈阳足球赛事的先河。三年后，沈阳足球联赛走进中学校园——1921年，沈阳城内的奉天基督教青年会举办足球联赛：青年会附中、工业第一中学、商业第一中学、文会中学等8所学校参赛。这是沈阳首次全市性的足球比赛，观众十分踊跃、每场千余张入场券都满足不了观众的需要。（据《沈阳市体育志》）

作为一次圆满的赛事，足球联赛成为青年会联系各学校的有效尝试，负责联络学校事务的青年会文书因此受益，苏子元就是其中之一。1925年，李大钊派任国桢来沈阳创立党支部，并与时任青年会文书的苏子元结识，两人很快结为好友。恰逢五卅惨案发生，沈阳爆发了著名的反帝反封建“六十”学生运动，在任国桢等人的领导下，苏子元穿梭于各大学校之间，成为关键人物，我党借此机会发展了一批进步青年入党入团。

当年9月，沈阳首个党支部——中共奉天党支部在青年会成立，任国桢任书记，苏子元成为我党在沈阳发展的首批团员（当年转为党员）。至此，4年前的足球联赛，成为连接党和进步青年的重要桥梁。

中共满洲省委将足球的重要性写入指导文件

彼时的沈阳足球运动，堪称精彩。1928年张学良主政东北后，热心倡导体育，兴建了现代化的体育场，资助刘长春参加奥运会，足球运动更得到长足进步。沈阳很多中学、大学、厂矿以及驻沈部队均有足球队，其中，东北大学足球队、冯庸大学足球队、奉天医科大学足球队、东北军“成城”足球队、东北军卫队旅足球队，都是彼时很有名气的足球队，其中，东北大学足球队战绩不俗。

1928年秋，东北大学足球队在大连以4:0的同样比分战胜日本人组成的“中青”队和“关东州”联队。1929年春，东北大学足球队东渡日本，先后在东京、神户等地进行了4场比赛，4:0胜明治大学队，1:0胜东京高等师范队，1:1平神户御影师范队，0:2负东京庆应大学队。这是沈阳籍大学足球队首次出访，取得2胜1平1负的战绩，受到沈阳各界人士的赞扬，当时沈阳的《新民晚报》曾以“东北大学远征团凯旋”“为中华吐气不少”为题盛赞东北大学足球队。（据《沈阳市体育志》）

足球在沈阳的重要性，甚至被中共满洲省委写入指导文件。1929年6月24日，中共满洲省委给抚顺特支发出指示信提出：“（在厂矿）要建立工会组织，还须要各种方式组织群众：音乐团、足球队、拜把子、识字班等都可以……”

杨靖宇任中共抚顺特别支部书记期间，认真贯彻满洲省委的精神，开展地下斗争。他深得工友们的欢迎和敬佩，并领导了罢工斗争，迫使日本人取消了裁减工人的决定，取得胜利。

95年后的2024年，国足与日本队比赛，赛场内中国球迷举起“杨靖宇”的画像，国足击破日本球门。

运用足球运动构建红色密码

事实上，1929年的中共满洲省委正处于低潮期，一份重要汇报文件，更是道出了其走出低潮期的红色密码，写作者是时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的刘少奇。

1929年7月14日，刘少奇和夫人何宝珍从沈阳北站（今沈阳铁路办事处）下车，居住在奉天西北工业区皇字78号（今惠工街4段宏业南里2号）。刘少奇通过调研，汇成《关于最近职工运动和工作布置情况》报告并报送中央，其中在第五项提出：“兵工厂（东三省兵工厂，今中航发黎明公司）：工人自组织之足球队，我们能进去踢球……计划去附近办一工人学校（小学及补习）。”

彼时，在沈阳运用足球运动等接地气的方式，密切联系群众是务实的表现，更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一是在刘少奇的领导下，中共满洲省委组织架构迅速恢复；二是刘少奇先后组织了奉天纺纱厂的工人罢工、领导了中东路工人斗争、北宁路工人争“花红”斗争等三大工运，“反帝爱国”行为让中共满洲省委构建起更深厚的群众基础。

在那个暗流涌动的年代，在沈阳的爱国行为，可以是拒买日本商品，可以是拒绝接受日本株式会社的工作，还可以是一场酣畅淋漓的足球比赛。1931年，沈阳冯庸大学队在奉天国际运动场（今南京南街的沈阳体育公园）对阵在华日本人组成的足球队，冯庸大学队以2:0取胜。队阵中，冯庸大学队在沈阳首创的“北派七攻八守”阵型，后来成为国内足球公认的“北派”风格，在街头巷尾传为佳话。（据《沈阳市体育志》）

然而，这场球赛带给沈阳人的自豪，在当年的九一八事变后消失殆尽……

通过举办“足球俱乐部”开展地下工作

1932年，伪满洲国成立。不久后，沈阳著名足球队被悉数解散。在其后的几年中，伪满洲国的“国队”是清一色的日本籍选手，严禁中国人加入。然而，足球在沈阳民间的热情并未削减，并成为我党开展地下工作的方式之一。

1932年2月的一天，一名眉清目秀的女子与“丈夫”来到沈阳北市场雇了一辆马车，准备到南市场租房子——这便是初来沈阳的赵一曼（原名李坤泰）与黄维新。在中共奉天特委支持下，赵一曼以《申报》记者为掩护，组织北市场周边烟厂、纺织厂工人开展抗日宣传，向工人及家属揭露日本侵华罪行、通报抗战形势，号召大家反抗侵略。

为了更好地与烟厂和纺织厂工人联络，赵一曼组建了“足球俱乐部”，培养发展工人骨干。与想象中不同，足球俱乐部的比赛，通常是在工人每周的休息日开办。

彼时的烟厂工人每天需要工作14小时，且是在充满烟草味的工作间：胸闷、呼吸困难等哮喘病症是烟厂工人的职业病。赵一曼通过“足球俱乐部”，组织室外比赛拉近与工人的距离，并讲授革命道理。同时，她还组织大批工人“因病请假”。

厂方意识到这是软性罢工，为避免更大损失，同意安装大型排风装置，每天发放1角保健费，夜班提供免费饭卡，重点岗位配发口罩和眼镜。此次斗争改善了工人的生产条件与福利，鼓舞了他们的斗争热情，筑牢了后续工运的群众基础。

赵一曼的活动引起日本特务的注意，按照党组织的安排，赵一曼奔赴哈尔滨接受新任务，她在沈阳的斗争，成为东北工人抗日史的重要篇章；赵一曼通过举办“足球俱乐部”开展地下工作被传为美谈，并写进了辽宁卷烟工业早期党组织活动研究类书籍《光辉的足迹》一书，被后人传颂。

从周恩来、刘少奇，到杨靖宇、赵一曼，一代代革命先辈都与足球有着不解情缘，这份渊源深深融入了沈阳的城市历史。奉天岁月的烽火硝烟、红色力量的布局耕耘、仁人志士的求索抗争、家国危难时的坚守不渝，都沉淀为沈阳独有的红色足球基因。

早年的绿茵场地，是中共满洲省委在艰难岁月中坚守前行的希望微光，是中共奉天市委审时度势、谋划斗争的生动缩影，更是红色精神在沈水之阳悄然孕育、扎根生长的文化密码。

回望历史、立足当下，“东北超极酷，东北超级酷”的呼声已然响起。我们当以足球为载体缅怀先烈、致敬英雄，以奔跑奋进的姿态传承初心、续写荣光，让英雄之城的红色血脉与绿茵激情相融共生，在新时代的绿茵赛场之上，续写沈阳的奋进篇章。

沈阳晚报、沈阳发布客户端记者张毅通讯员张宇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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