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文化】天府藏文文宗在蜀——从书籍典藏看成都的历史文脉|国际博物馆日|成都市|敦煌|文宗|陀罗尼经咒

天府藏文文宗在蜀

从书籍典藏看成都的历史文脉

王鸣

成都平原，物产丰饶，人杰地灵，人文荟萃。这片土地“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既创造了丰富的物质文明，也孕育了璀璨的精神文明。

古往今来，关于蜀地文化昌盛的说法层出不穷：“文宗在蜀”“自古诗人皆入蜀”“文宗自古出西蜀”“故多斑彩文章”……今天的成都天府广场上，立有12根文化柱，对巴蜀历史文化进行总体介绍，其中一根上面便赫然刻着“文宗在蜀”四个字。元代诗人张翥在《谒文昌阁》诗中亦写道：“天地有大文，吾蜀擅宗匠。”

成都天府广场“文宗在蜀”文化柱

“天地有大文，吾蜀擅宗匠”，“文宗在蜀”不止是众多文人诗人在蜀地留下足迹那么简单，而是有着更为深厚的历史渊源。

一、天府的“府”中国茶文化

《说文解字》云：“府，文书藏也。”可见“府”最初是指收藏文件、书籍等文化资料的地方。其后，由收藏文书引申为文书、档案、书籍收藏之处的官署、官府等，再引申为官员、贵族住宅的尊称。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云：“文书所藏之处曰府。引伸之为府史、胥徒之府。”又云：“府治藏、史掌书者。”

“府”除了收藏文书，还有宝藏汇集、聚集的意思。《玉篇》云：“府，聚也。藏，货也。”《礼记·曲礼下》云：“在府言府，在库言库。”郑玄注曰：“府谓宝藏财贿之处也。”

因此，天府的“府”字兼具两层含义：一是收藏文件、书籍等文化资料的地方，二是收藏财货、珍品等宝藏物资的地方。这并不矛盾。自古以来，中国崇尚文教，视文化为珍宝，将代表文化的“书籍”与代表财货的“宝藏”同等看待，一同收藏于“府”中。

二、“天府”的两种功能

“天府”一词，最初为西周时期设置的官名，后引申为上天、天帝或天子的府库。《周礼·春官·天府》云：“天府掌祖庙之守藏，与其禁令。凡国之玉镇大宝器藏焉。若有大祭大丧，则出而陈之，既事藏之。凡官府乡州及都鄙之治中，受而藏之，以诏王察群吏之治。”

《周礼》将“天府”的管理职责与管理内容讲得非常清楚。“天府掌祖庙之守藏，与其禁令”，即天府的职责是管理祖庙的“守藏”与“禁令”。那么天府“守藏”什么呢？“凡官府乡州及都鄙之治中，受而藏之，以诏王察群吏之治”一句，郑玄注引郑司农云：“治中，谓其治职簿书之要。”《经典释文》云：“治职簿书之要者，谓各有职掌皆司有文书案簿书功状之要，故据而告王也。”意思是，“天府”除了守藏各种宝藏，还守藏各州、县、乡各级官府治理地方的文书、档案、案卷及各种书籍，以备天子考察各地各级官吏的治理能力。

因此“天府”无论是官职还是天子府库，都应当是全国收藏书籍最多的地方，是中国文化最为集中之处，是中国崇尚文教、文化的发源地。

三、“中”与书籍

关于中国的“中”，一直以来有两种说法。其一，“中”字代表立杆测影、建中立旗、求地中以建王国的意思，这便是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的“居中而治”（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古天文学家冯时教授有详细论述）。

古人立杆测影求地中图

其二，“中”字具有文献书籍之意，中国就是文献书籍之国。《周礼·春官·天府》云“凡官府乡州及都鄙之治中，受而藏之，以诏王察群吏之治”，这里“治中”的“中”字就是文献书籍的意思，因此郑玄注引郑司农云：“治中，谓其治职簿书之要。”

江永《周礼疑义举要》云：“凡官府簿书谓之中。故诸官言‘治中’、‘受中’。小司寇断庶民狱讼之中，皆谓簿书，犹今之案卷也。此中之本义。故掌文书者谓之史，其字从又从中。”

《荀子·大略篇》云：“不知而问尧舜，无有而求天府。曰：先王之道，则尧舜已；六贰之博，则天府已。”荀子明确指出，不懂治理国家就去请教尧、舜，没有宝藏就去天府里寻求。要效法先王，就效法尧、舜；要考察六官治理地方的簿书，就去看天府里的文献书籍。荀子在此高度概括了“天府”收藏宝藏与文献书籍的两种功能。

荀子像

《礼记·礼器》云：“因名山升中于天。”意思是在名山大川举行祭天典礼时，借烟气上升，将“中”——也就是祭天的文册——上达于天。

综上所述，“中”字有文献书籍的意思，“治中”就是治理地方的相关文书。前人在取名时，往往会根据“名”的意思取一个“字”，作为“名”的延伸。著名爱国将领、和平将军张治中先生，字“文白”，便很好地诠释了“治中”与文化、文书的密切关系。

四、“天府”与书籍管理

前面论述了“天府”具有守藏书籍的功能，是中国书籍最为集中之处。那么，究竟有哪些书籍收藏在这里，又是如何管理的呢？

《周礼·春官·天府》云：“若祭天之司民、司禄而献民数、谷数，则受而藏之。”意思是，如果在祭祀司民、司禄的时候，地方官吏向朝廷报呈人口数量与谷物数量的文书，要收藏在“天府”里。

《周礼·秋官·小司寇》云：“以三刺断庶民狱讼之中。岁终，则会群士计狱讼登中于天府。”西周时期，小司寇的职责包括：在国家危难、迁都、选立君主等重大事件时，召集万民于外朝征询意见；采用“三刺”制度——即讯群臣、讯群吏、讯万民——来判断庶民的司法诉讼，并将相关重要文书都“登中于天府”，收藏在“天府”里。

《周礼·秋官·大司寇》云：“凡邦之大盟约，涖其盟书而登之于天府；大史、内史、司会及六官皆受其贰而藏之。”西周时期，每当天子与诸侯等举行会盟、达成盟约，大司寇必须亲临现场监督检查，确保盟约签署的公正性和严肃性。盟约达成后，正本盟书“涖其盟书而登之于天府”，收藏于“天府”；副本盟书则分别发给大史、内史、司会及六官等各自保管。

五、老子管理的国家图书馆在哪里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云：“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聃，周守藏室之史也。”这是老子担任西周“守藏室之史”的确切记载，老子作为国家图书馆馆长的说法便源自于此。

老子像

既然前文论述了西周时期“天府”是中国书籍最为集中的收藏之处，那么老子这位国家图书馆馆长，也就是“守藏室之史”，是否就在“天府”工作呢？

《周礼·春官·天府》云：“天府掌祖庙之守藏，与其禁令。”明确指出天府的职能之一就是“守藏”。那么负责守藏的“守藏室之史”是什么职务？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云：“文书所藏之处曰府。引伸之为府史、胥徒之府。”又云：“府治藏、史掌书者。”

上述文献均指出，掌管文书书籍的官吏称为“史”，“史”字的结构便是“从又从中有”，“中”正是文献书籍的意思。

《周礼·春官·宗伯》云：“天府，上士一人、中士二人、府四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具体列出了“天府”机构内部的职务分工：上士1人为主要负责人，中士2人为副职，府4人具体执行，史2人为文献书籍管理者，胥2人为协助管理者，徒20人为最基层工作人员。

由此可以清晰地看到，老子任职的“守藏室之史”，正是西周“天府”中负责守藏文献书籍的负责人，相当于今天的国家图书馆馆长。

六、成都、天府与书籍的历史延续

从西周时期的官职、天子府库开始，“天府”一词逐渐因其府库宝藏的寓意，成为物产丰饶之地的代名词。从最初形容关中平原开始，历经历史变迁，“天府之国”的称谓最终归于成都平原，两千余年来延续至今。《华阳国志·蜀志》记载成都平原：“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

后世多注重研究“天府”作为府库宝藏的寓意，却往往忽略了“天府”的另一项重要功能——守藏天下文献书籍。

“天府之国”成都平原，不仅物产丰饶，而且文化繁荣。“文宗在蜀”，也不仅是众多文人诗人在蜀地留下足迹而已。在成都平原，象征文化的书籍，其历史同样灿烂辉煌。

例如，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孟蜀石经”，便是五代十国时期后蜀广政年间在成都刻制的石头书籍。“孟蜀石经”是儒家“十三经”的首次集合，也是儒家经典体系第一次被命名为“十三经”，在中国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意义。

孟蜀石经残片

再如隋唐时期，成都地区商业繁荣，有“扬一益二”之称，成都成为全国乃至全世界的书籍发行印刷中心。目前国内现存最早的雕版印刷品，就是1944年在成都望江公园附近出土的《陀罗尼经咒》，上面印有“成都府成都县龙池坊卞家刻印”字样。“卞家”便是唐代成都著名的印刷机构，也可视为当时的书籍出版社。

成都出土的唐代《陀罗尼经咒》

现存于英国大英博物馆、出土于敦煌的《金刚经》，是目前世界上印刷出版时间最早的印刷品，其上多处注明有“西川过家真印本”或“西川印本”。

成都出版印制的敦煌《金刚经》

世界上现存最早的一批印刷品中，还有唐代成都出版印制的《樊赏家历》，其页上印有“剑南西川成都府樊赏家历”及“中和二年”等字样。

除了发行印制书籍，书院藏书也是成都书籍历史发展的重要脉络。为方便书院师生研读书籍，成都地区规模较大的书院大多建有藏书楼、藏书阁，收藏天文、地理、三教九流、诸子百家之书。锦江书院、墨池书院、芙蓉书院、潜溪书院、鹤山书院等著名书院的藏书都非常丰富。其中，创办于南宋时期的鹤山书院，最著名的是它的藏书，达10万卷之巨。据学者考证，在整个宋代，全国藏书上万卷的书院仅4所，成都蒲江鹤山书院的藏书量，为宋代全国各书院之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