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高校对外开放与否的问题，本质上是个经济问题，而非简单的道德问题。一方面，这体现了在校生与社会人员的矛盾；另一方面，这背后也有地方政府和高校之间的博弈。
这种矛盾之所以会出现，跟过去二十多年中国的城镇化进程有关。在90年代的时候，几乎所有大学都是对外开放的，因为当时大多数高校都在郊区，游客人数非常少，前来拜访的外校人员以学生为主，其目的主要是为了旁听、参加学术/社团活动、考研，对教学秩序不构成影响。
北京环线分布图：
这里以北京为例，在90年代的时候，北京的市区主要集中在二环以内，包括东城、西城、崇文、宣武，出了二环算郊区。北京虽然拥有全国最多的重点院校，但这些高校很多都在海淀区，相对市中心较为偏远，周围的居民不算密集，因此就算对外开放，人流量也不大。
然而从00年代开始，中国进入高速城镇化阶段，大量人口涌入城市。北京的城区面积大幅扩张，过去只有二环以内算城区，到了10年代后期，从北五环到南四环的区域都被纳入市区范畴。以教育资源而著称的海淀区成为繁华地段，大量科技企业拔地而起，基建迅速跟上。曾经很荒凉的五道口，房价一度飙升至15万元/平。
伴随人口膨胀，很多高校的客流量大幅飙升。在过去二十多年的城镇化进程中，很多乡县的居民搬到城市定居，小城市的人口则往大城市迁徙。然而市区人口密度提升的同时，配套的公共设施却并没有完全跟上（比如公园、图书馆）。这导致很多居民把附近大学当作免费公园，很多老年人进入大学跳广场舞，中年人则跑到大学遛娃，年轻人进入大学打野球。在疫情前，很多高校已经面临客流量过大的问题，管理不堪重负，疫情只是正好让大学获得了封校的理由。
总体来看，拜访高校的人员可以分为三部分：学务人员、周边居民、旅游人士。学务人员主要以外校学生和教师为主，其目的包括旁听、参加活动、考研、学术交流等，这种需求是正当且值得鼓励的。伴随城镇化率提升，真正对高校教学秩序构成影响的是周边居民，由于人多地少的矛盾，很多居民把高校当作免费公园，大量涌入学校，抢占食堂和体育设施，导致校园管理不堪重负。
至于校外旅游人士，主要针对少数高校造成影响。比如清北武厦，作为中国TOP2的学府，清北备受考生和家长追捧，每年暑假的时候有很多考生和家长会跑到清北朝圣旅游。武大和厦大则凭借其风景吸引大量游客，每到樱花季的时候，武大都会人满为患。不过对于国内95%的高校来说，由于缺乏全国知名度，基本没什么游客会专门拜访，其入校人员以周边居民为主。
也就是说，除了清北武厦等少数学校，大部分高校之所以会客流量飙升的问题，主要是因为城镇化导致高校所处位置由郊区变成市区所致。随着周边居民密度提升，对公共休闲设施的需求也随之提升，很多人把高校当作免费公园，引起在校师生不满。
另一方面，过去二十多年的城镇化，高校可谓收益良多。对很多学校来说，其最具商业价值的并非科研设备，而是土地。过去地方政府在修建公路和地铁时，会充分考虑大学生的出行方便，尽可能把地铁站修建在大学门口周边。很多科技企业在选址的时候也会优先考虑高校附近，以方便科研交流。在寸土寸金的一线城市，很多高校的土地价值可以估值几十亿元。
海淀区高校分布图：
与高校类似，政府机构也是依靠纳税人资金修建的公共场所，但后者不对外开放并没有引起舆论争议。因为政府机构占地面积很小，对公共出行几乎没什么影响，北京市政府的占地面积远远赶不上人大通州校区。作为对比，高校的占地面积太大，有些甚至由公园或景点改建而来，高校的封闭政策会导致周边居民生活受到影响，也不利于企业交流，这与地方发展高校园区的初心相违背。
不仅如此，过去二十多年高校经历扩张潮，很多学校新盖校区。对此地方政府给与了较为优惠的政策，有些城市甚至按农业用地的价格向高校出售土地。地方之所以这么做，是默认高校长期对外开放，希望新校区后能带动周边地段发展。然而高校的封闭政策，相当于打破了与地方之间的隐性契约。如果一开始假定高校会封闭校门，地方或许不会批那么多地给高校盖新校区。
理论来说，要解决在校人员与周边居民围绕争夺公共资源所产生的矛盾，其中一个办法就是把高校从市区迁往郊区，回归90年代的状态；旧校区则腾出来修建公园和图书馆。比如海淀区的高校，迁移至昌平、大兴、通州甚至雄安。不过这种办法一定会遭到在校师生反对，在校生既希望享受封校带来的清净，又不愿失去便捷的实习/通勤条件。教职工亦不愿离市区太远，毕竟这会影响生活质量。
由于教学区和生活区过于重叠，在校人员和周边居民围绕学校开放与否产生严重分歧，二者站在自身立场都有各自理由。大学生认为开放校园会导致治安恶化、食堂和操场人满为患；居民则认为大学运营的资金由纳税人提供，作为公共场所有义务向全社会开放。二者似乎都有道理。
不过站在大学生的立场，封闭政策可谓有利有弊。一方面，封校后治安明显提升，校园变得清净很多。这倒不是因为在校生的素质比社会人士高很多，而是因为在校生的犯罪成本非常高，一旦被抓获不单面临校内处分的问题，还面临社死的风险。尽管如此，校园内偷外卖的现象屡禁不止。但另一方面，校际活动和校企活动受到限制，这带来很多隐性的坏处。中小学之所以要关闭校门，是因为里面大部分是未成年人，以升学为主要目的，封校可以获得更好的教学环境。然而大学以成年人为主，大部分考生与家长上大学的最终目标是找工作，而非搞学术研究。这意味着大学并非独立的象牙塔，而是学生与社会沟通的桥梁。
高校的封闭政策，固然拦截了闲杂人等，但也阻碍了校际活动与校企活动。疫情前，大学生拜访其它学校几乎畅通无阻，交友联谊、参加活动、旁听课程非常方便。不仅如此，对于考研、考公、出国、考证等往届考生来说，去当地学校上自习也是件很方便的事情。很多考研的往届生不仅可以感受目标院校的氛围，还能提前联系导师，明确科研方向。然而疫情后，这些便利都不存在了，对于财经/理工等性别比例严重失衡的院校来说，其负面影响更加显著。
在疫情前，广州大学城各高校之间是互相开放的，里面的学生可以任意进出其它高校，甚至能选修其它学校的课程并计入学分，实现了资源共享。然而疫情后，广州大学城的一卡通不再启用，学生之间要想串校需要提前预约，活动范围受到限制，整个大学城失去不少烟火气。
另一方面，入校限制也抬高了校企活动的门槛。一些院校设置了极为繁琐的入校流程，甚至需要校内人员审批，这人为增加了企业与院校合作的成本。对在校生来说，校招是最主要的找工作渠道。在疫情前，很多企业会选择异地城市的少数院校开线下宣讲会，并吸引周边院校学生参加（比如在北航开宣讲会，并不只是针对北航学生，而是面向北京所有双一流院校）。一些企业甚至会组织现场招聘环节，给与表现优秀者网申直通车机会。然而受高校封闭政策影响，跨校交流变得困难，企业在特定高校开宣讲会只能吸引该校学生参加，很难辐射全市。由于参会人数下降，越来越多的企业把宣讲会由线下改为线上，信息不对称问题愈发显著。人力为节省成本，倾向于卡学校、卡专业、卡性别、卡年龄。
不仅如此，由于企业借用高校教室组织线下笔试的难度提升，很多企业把线下笔试改为线上，虽然效率得到提升，但公正性大幅下降。因为线上笔试很容易作弊，不能完全反映考生的真实水平。因此企业在校招的时候笔试的权重有所下降，这可能会埋没一些有真才实学的求职者。受大环境影响，近几年企业越来越倾向于社招而非校招，前者不需要培训即可直接上手工作。
如何协调开放与安全、居民与在校生的矛盾呢？其中一个办法是探索付费入校制度。当前高校之所以不愿开放，是担忧开放后会导致周边居民大量涌入，把高校当作免费公园，挤占校内资源。既然如此，可以设置适当的经济门槛，使高校“去公园化”。理论上来说，3块钱的门票费，足以让广场舞在大部分校园绝迹；5块钱的门票费，足以让大部分遛娃人士放弃入校。理论上来说，3—5元的门槛，能拦截80%以上的客流量，大幅降低学校管理负荷。为鼓励校际交流，绑定学生证可以半价入校。
当前的预约制度，更多采用计划的手段搞一刀切，设置每日人数上限，先预约先得，严重限制了校际和校企交流。如果改成付费入校，通过市场的手段来调节人流量，其效果可能会更好一些。在这种情况下高校不会再被当作免费公园，闲杂人员大幅下降，可以筛选出真正有入校需求的人员，包括企业职工、外校学者、考研党等。对这部分人宁可支付少量门槛费，也不愿冒着预约失败的风险。对于有长期入校需求的人员，高校可设置较为优惠的年票或半年票，实现互利共赢。
对于清北武厦等知名高校，在高峰期游客数量太大，可以收取较高的门票费，比如50元。在低峰期回归正常价格，削峰填谷。在预约制模式下，很多考生和家长为参观清北愿意向黄牛支付上百元的费用，催生了庞大的产业链。某些内部人士以此牟利，赚取数百万元的利润，正如同80年代的价格“双轨制”催生出“倒爷”一样。与其让黄牛赚钱，不如“开正门、堵偏门”，通过市场化手段，把这部分收益划归学校，同时降低入校人员负担。
当然了，校内也不能全面开放。图书馆和宿舍楼应当设置门禁，防止外部人员进出。体育场馆和食堂可以设一些限制，比如潮汐开放制度，亦或者要求社会人员支付高于市场价的费用，避免套取国家补贴。教学楼则不应该设限制，一方面教学楼人流量太大，设门禁会影响通行效率；另一方面大部分进入教学楼的人员都是外校学生，以旁听/考研为主。社会人士进教学楼的不多，大学里面很多都是水课，就算点名也有一堆人翘课，除非专业对口，否则没几个社会人士感兴趣。
付费入校模式可能会面临诸多舆论争议，但相比当前的预约制能更加精准地筛查有真实入校需求的人员，避免高校沦为“免费公园”。为降低争议，高校可以把门票费改为“安全保障基金”，这部分钱将被用于安装校内监控、增加安保人员，以弥补校园开放带来的治安风险，实现开放与安全的平衡。
尽管在校生普遍反对校园开放，但在校生占总人数比重不到5%，其话语权很难与社会人士相提并论。可以预见的是，假如延续封闭政策，总有一天高校会在舆论压力下被动地全面开放。与其这样，不如主动地有限开放，宜疏不宜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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