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的运气，确实好得少见。
就在乾隆十八年前后，准噶尔先是遭遇大灾，牲畜大量死亡，部众缺粮；紧接着，噶尔丹策零病死，准噶尔上层为了汗位杀成一团。等到达瓦齐坐上去，这个汗国已经不是康熙、雍正年间那个能在西北和清廷长期对峙的准噶尔了。
天灾先到了。内乱也到了。机会，就在这两件事中间。
北京城里，议论却不是一个调门。康熙年间打了那么多年，没能彻底越过天山；雍正年间和通泊一败，更让不少将领一听“准噶尔”三个字就心里发紧。路太远，粮太难，仗打进去容易，收不回来更难。
可乾隆偏偏看到了另一层。他看到的不是“准噶尔还在”，而是准噶尔已经裂开了。杜尔伯特等部先后归附，阿睦尔撒纳又来投清，等于把伊犁的门缝，从里面撬开了一道。
这一步若不走，往后未必还有。
乾隆二十年，清军西进。定北将军班第、定边右副将军策楞等分路推进，阿睦尔撒纳作为向导与助力，带着清军直扑伊犁。后来留下来的战图里，有一幅就叫《平定伊犁受降》；它之所以能画出来，不是因为这一仗打得多惨烈，恰恰是因为清军进到伊犁后，达瓦齐的局面已经散了。
没撑住。
这一年五月，达瓦齐被擒，准噶尔汗国实际上被打断了脊梁。若乾隆当时也像群臣那样再等等，等的就未必是更稳妥，反倒可能是准噶尔重新收拢残部，把那道门重新关上。到那时，清朝还得照着康熙、雍正的老路，再打一场更苦的消耗战。
更要紧的，还不是达瓦齐。
阿睦尔撒纳原本借清军之手除掉对头，心里惦记的却不是做一个受封台吉，而是想把厄鲁特四部都攥进自己手里。乾隆看得很清楚，后来曾点破这层意思：达瓦齐不过是他借来起事的一件“奇货”，他要的是更大的位置。
清军先赢了达瓦齐，真正的麻烦，才露头。
乾隆二十年八月，阿睦尔撒纳反了。若只看这一层，好像群臣当初的担心全应了验：西北太远，打下来也未必守得住。可问题在于，第一次出兵已经把伊犁拿在手里，准噶尔旧有的政治中心被拆了，清军第二次再打，面对的已不是一个完整汗国，而是一支在饥荒、瘟疫和离散中越打越虚的残余力量。
底子不一样了。
乾隆二十二年，清军再次用兵，阿睦尔撒纳终究撑不住，西逃俄国。次年正月，俄方把他的尸体送到恰克图，交给清方验看。到这一步，康熙二十七年起算、拖了七十多年的清准战争，才算真正画了句号。
尸体送到了边市。
这件事看着像尾声，其实是关节。因为只要准噶尔还以一个成形政权存在，清朝西北就永远隔着一道强敌；而一旦这道屏障被打碎，天山南路的大小和卓问题，才进入清廷直接处理的范围。乾隆二十三年、二十四年，清军继续南下，平定大小和卓，天山南北这才连成一体。
所以，乾隆二十年那次“先打进去”，不是一场普通的边地军事冒险。它决定的，是清朝能不能把伊犁这个枢纽先拿住，能不能把西北从“长期对峙”一下子改成“就地处置”。后面设置伊犁将军，也正是因为这里已经不是前线，而成了治理中心。
若乾隆当年没有力排众议，后果大致有三层。
第一层，准噶尔未必会立刻消失。它哪怕只剩半口气，只要伊犁还在自己手里，就还有重新聚拢各部的可能。清朝将继续被拖在河西、蒙古、西域之间，边患不绝。
第二层，天山南路不会那么快纳入清廷直接控制。没有北路先稳住，南路就仍是一盘散局。后来的新疆军政格局，也就没有那么早成形。
第三层，最要命。那就是俄国。
西北若一直空着，别人就会伸手。边疆，从来不是等出来的。
十八世纪中叶，俄国已经在西伯利亚持续扩张。清朝若不能在准噶尔崩裂的当口抢先入伊犁，那么未来面对的，就不只是一个反复无常的草原政权，而可能是中亚腹地更复杂的势力重组。到那时，清廷再想向西推进，代价只会更大，机会却更小。
乾隆这一回，押对了。
他不是凭一时血气去赌，而是在准噶尔天灾、内乱、离心同时爆开的那一刻，认定这是几十年里最难再有的一次窗口。后来发生的一切——达瓦齐被擒，阿睦尔撒纳败亡，大小和卓被平，伊犁将军设立——都是从乾隆二十年那道命令里，一步一步走出来的。
北京下诏时，许多人看到的是险；伊犁受降时，历史留下来的，却是一整块天山南北！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