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新闻记者 刘可欣 实习生 方心语 图据受访者
没有现代麻醉药，古人如何实现手术镇痛？两件典型的明代医疗器械——剪刀和镊子，用最直接的证据，揭开了中国古代外科麻醉的真实面貌。
近日，西北大学医学考古团队在国际考古顶级刊物《Antiquity》（《古物》）发表重要成果：采用受激拉曼散射（SRS）显微镜技术，在江阴明代夏颧墓出土的外科器械表面残留物中，成功检测到与乌头属植物高度匹配的化学特征峰，这提供了乌头碱在古代中国外科手术中使用的直接化学证据。
5月30日，作为论文通讯作者，西北大学赵丛苍教授接受了封面新闻独家专访，完整还原这项意义非凡的考古发现。
赵丛苍教授（中）
此次研究对象为江阴明代夏颧墓出土的外科剪刀与镊子，年代约为十五世纪早期。赵丛苍教授介绍，残留物并非随机分布，而是集中出现在镊子隐蔽部位内侧和剪刀刀刃根部，与手术过程中药液涂抹、飞溅的场景高度吻合。
结合明代医籍记载，团队最终证实：乌头在明代已被作为局部麻醉剂，安全、精准地应用于外科手术之中。这一结论，让中医外科麻醉从文献记载走向实物实证，填补了世界医学考古的关键空白。
团队在江阴博物馆采样
从毒草到麻药：
乌头为何能成为古代麻醉主力
乌头属植物是自然界毒性最烈的植物之一，治疗剂量与中毒剂量极为接近，却能成为古代麻醉主力，背后是中国人数千年的认知演进。
赵丛苍教授指出，主体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山海经》记载有“莽草”，常兼指乌头、八角莽草两类有毒草本，是先秦对乌头属毒草最早的文字记录。《国语》《左传》中记载春秋时晋献公的妃子骊姬将毒药“堇”放入食肉，试图陷害太子申生的故事，“堇”当指乌头。但此时仅记毒性，未系统入药治病。
直至两汉时期，《神农本草经》首次将乌头纳入正统本草体系，是乌头属植物规范化药用的最早典籍记载。书中明确乌头的药性与主治功效，确立其辛温走窜、破结散寒、除痹止痛的药用价值，突破了先秦仅识其毒的认知局限，正式将其从野生毒草转化为可辨证施用的药用原料。
乌头原植物
精准控毒：
明代麻醉已有“标准化方案”
团队整理出19种古代麻醉复方后发现，明代外科麻醉已形成内服与外敷两套成熟体系，用量把控极为严格。
内服麻药以散剂酒送服，《伤科汇纂》《医宗金鉴·外科心法要诀》与《外科大成》等古籍中所载麻醉方中乌头属药材剂量极轻，防乌头碱入血中毒。外敷麻醉以生乌头为主，限定涂抹范围与敷药时长。明代外科手术以外用局部麻醉为主，控量核心在于涂抹范围、敷药时长、炮制程度，药材用量远低于中毒阈值，可安全实现局部镇痛。
赵丛苍教授表示，明代以乌头碱作为外科麻醉剂，具备确切的局部镇痛、皮肤麻木效果，足以应对浅表、短时、创伤程度轻的外科操作，在古代无现代麻醉剂的条件下具有极高临床实用价值。但受限于药理特性，其仅能实现浅层痛觉抑制，无法满足大创伤手术所需的无痛、镇静、肌松完整麻醉条件，且安全边界狭窄，存在中毒风险。配伍洋金花等药虽能一定程度提升镇静效果，仍与现代标准化麻醉技术存在差距，属于传统条件下权宜有效的镇痛麻痹手段。
附子饮片
医学考古的意义：
让中医麻醉“被看见、被实证”
在赵丛苍教授看来，乌头碱麻醉的实证，让传统医学从经验之学的模糊标签中解脱出来。证明“减毒增效”并非偶然试错，而是一套有着朴素化学原理支撑的严谨流程。明代外科器械的精细程度，更说明中医外科曾达到相当高的精准化水平。这些发现使公众得以理解，传统医学并非简单经验堆砌，而是一个在其自身逻辑框架下，不断追求精确、有效、可控的历史实践。它是一段人类探索生命与疾病的科学历程。
医学考古看似“小众”，实则是解读传统医学真实面貌、充实中华文明科技内涵的重要抓手，为传统医学的当代传承、科普传播提供坚实可信的史实支撑。这也是赵丛苍教授多年来执着倡导医学考古学现实意义的重心之一。
乌头根茎
这项重要发现，源于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道地药材源流的本草考古研究”之“全国考古出土的本土药物遗存的调查与整理”子课题。该项目由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主持，子课题由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主持，西北大学作为合作方承担“魏晋南北朝至明清时期药物遗存的调查”项目任务。研究样品收藏单位为江阴市博物馆为合作单位。
下一步，团队将尝试从单一器物检测拓展为方剂复原、区域谱系、方法标准化、现代转化的系列研究，既深化对医药遗存的阐释，也推动微量残留物科技考古、医学考古交叉理论与方法的完善，让出土医药文物从单一物证升级为解读传统医学、古代科技的完整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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