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周建国，今年六十三岁，在县城第一中学教了整整三十八年的数学。去年九月，我正式办了退休手续。离开学校那天，我没有参加学校组织的欢送会，而是一个人坐在空荡荡的教室里，看着窗外的梧桐树发了很久的呆。
那棵梧桐树是我刚来学校那年种下的，现在已经长得比教学楼还高了。三十八年，我送走了一届又一届的学生，有些名字我已经记不清了，但有三个学生，我这辈子都忘不了。
第一个是陈志远。
1996年，我带高二（3）班的数学课。陈志远坐在最后一排靠窗的位置，上课的时候总是低着头，不是在睡觉，而是在画画。他的课本空白处画满了各种东西——树、鸟、人脸、远山。那些画线条流畅，明暗得当，即便我一个外行人看了，也觉得有灵气。
但他的数学成绩一塌糊涂。每次考试，他最多考四十几分。不光是数学，他的物理、化学也差得离谱，唯独语文和美术课，他总是全班第一。
那时候我年轻气盛，觉得自己有责任把每一个学生的成绩拉上去。我找陈志远谈了好几次话，让他上课认真听讲，别再画那些"没用的东西"。他每次都点头答应，但第二天照画不误。
后来有一次，我实在忍不住了，当着全班同学的面，把他的画本没收了。我记得很清楚，那个本子已经画了大半本，里面有铅笔素描，有钢笔速写，还有几幅用圆珠笔画的人物肖像，栩栩如生。
我把本子锁在办公室的抽屉里，跟他说："等你数学考到九十分，我就还给你。"
陈志远没有争辩，只是看了我一眼。那个眼神我后来想了很多年，不是愤怒，不是委屈，而是一种说不清的黯淡，像是一盏灯被人拧小了。
那之后，他确实不画了。上课也抬起头来听讲了，作业也按时交了。期中考试，他的数学考了六十八分，进步了二十多分。我很高兴，在班上表扬了他，觉得自己的方法奏效了。
但他的眼睛里再也没有光了。
高三那年，陈志远的成绩勉强够上一个三本线。他父亲是镇上开杂货铺的，觉得读三本太贵，不如早点出去打工。陈志远没有反对，高考结束后就跟着老乡去了广东的一家电子厂。
这件事我本来已经渐渐淡忘了。直到2015年，我在报纸上看到一篇报道，说我们省有个青年画家在北京办了个人画展，作品被好几家美术馆收藏。那个画家是陈志远，报道里还提到他的启蒙经历——他说自己二十五岁才重新拿起画笔，在工厂里利用下班时间自学，后来考上了美术学院的成人班。
那天晚上，我翻箱倒柜找了很久，终于在一个旧纸箱里找到了那个画本。我当年说等他考到九十分就还给他，但他始终没有考到九十分，而我也始终没有还给他。
我坐在书房里翻看那些画，一页一页地看。一个十六岁的少年，用最普通的铅笔和圆珠笔，画出了那样生动的世界。而我，当时亲手把那个世界关上了门。
第二个学生叫林小慧。
林小慧是2003年我带的高一（1）班的学生，成绩非常好，尤其是数学，几乎每次考试都是满分。她安静、刻苦、从不惹事，是所有老师都喜欢的那种学生。
但她真正热爱的不是数学，而是音乐。
这件事我是后来才知道的。她的同桌告诉我，林小慧每天晚自习结束后，都会一个人去学校后面的小树林里唱歌。她不敢让别人听到，因为她妈妈说过，唱歌是"不务正业"。
林小慧的母亲是我们学校的英语老师，对女儿的要求极其严格。在她的规划里，林小慧应该考上重点大学，将来做一份体面的、收入高的工作。
后来林小慧跟她母亲说想考音乐学院，她母亲当天晚上就来找我，因为我是班主任。她坐在我对面，语气平静但坚决："周老师，你帮我劝劝她。她数学这么好，去学什么音乐？学音乐能有什么出路？"
我答应了。
第二天，我把林小慧叫到办公室。我跟她说了很多"现实"的话——学音乐的人那么多，能出头的有几个？你数学天赋这么好，为什么要放弃自己的优势？先把大学考上，以后想学音乐随时可以学。
林小慧没有哭，也没有争辩。她只是问了我一句话："周老师，您觉得一个人一辈子做自己不喜欢的事情，能做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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