浑源彝器丨李峪出土铜器及其相关之问题（中）|墓葬|形制|李峪|浑源|遗物|铜器

编者按

李峪铜器于1923年出土以来，先由法商王涅克购了一部分运往巴黎展览，轰传于欧洲，再因一部分留在国内数度买卖，掀起保护浑源彝器之风波，至“卢沟桥事变”发生才渐渐平息。上世纪三十年代，关于李峪器的学术性文章，用力最深者，国外当推日本梅原末治的《战国式铜器之研究》（1936），国内当推商承祚的《浑源彝器图》（1936），以致中国学者论李峪铜器所引述的资料多为商氏，世界学者则多参考梅原氏，并无何人提及高去寻。实际上，高氏于1935年撰写的北京大学毕业论文《李峪出土铜器及其相关问题》，较商氏、梅原氏远为精详，仅因未公开发表而不为人知也。

高氏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史学系，毕生供职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是著名学者傅斯年、李济、梁思永的高足与同仁，1948年冬随史语所迁台，1991年谢世。他在撰写此文时，共参考过中外41位作者的64篇学术论文，以敏锐及辽阔的治学眼光，将李峪铜器从多个方面抽丝剥茧，判断其既非秦始皇祭祀山川的秦器，又非赵武灵王的遗物，应是赵国贵族墓葬的随葬品。经过分析，他认为李峪墓葬与出土器物属于春秋末年以来兴起之新型，应是公元前四五世纪之间的遗物。同时指出，部分李峪铜器的动物纹、绳纹受到欧亚草原带外来民族之“斯克泰·西伯利亚”文化的影响。

今天看来，此文仍不失为研究李峪铜器的巅峰之作。

高去寻（1910—1991），河北安新人，字晓梅，中央研究院院士。1935年北京大学史学毕业，曾任中研院史语所研究员、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教授、史语所考古组主任、史语所所长（1978年8月至1981年7月）等职。参加过四次大规模的殷墟考古发掘，并将梁思永有关殷墟侯家庄发掘未完稿辑补成系列专书，在中外考古学界具有较高声誉。

三、李峪遗物非“秦器”之再辨

李峪既不在绥远归化城地方，则过去攻击“秦器”说之根据，因以全失。然则王涅克、狄柴克等之主张，是否仍可死灰复燃，今当再辨。

甲、秦始皇并未涉足浑源

《史记》〈秦始皇本纪〉及〈封禅书〉于始皇两次东游、一次北游之事迹，各有载记，似彼并未涉足于浑源。

二十八年，始皇东行郡县，上邹峄山，立石。与鲁诸儒生议刻石，颂秦德、议封禅望祭山川之事。乃遂上泰山，立石、封祠祀。下，风雨暴至，休于树下，因封其树为五大夫。禅梁父。刻所立石。……于是乃并渤海以东，过黄、腄，穷成山，登之罘，立石颂秦德焉而去。南登琅邪，大乐之，留三月。乃徙黔首三万户琅邪台下。复十二岁。作琅邪台，立石刻颂秦德明德意。……于是遗徐市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始皇还过彭城，斋戒祷祠，欲出周鼎泗水，使千人没水求之，弗得。乃西南渡淮水，之衡山南郡。浮江，至湘山祠，逢大风，几不得渡。……于是始皇大怒，使刑徒三千人皆伐湘山树，赭其山。上自南郡由武关归。二十九年，始皇东游至阳武博浪沙中为盗所惊，求弗得，乃令天下大索十日。登之罘，刻石。……旋遂之琅邪，道上党入。……三十二年始皇之碣石，使燕人卢生求羡门、高誓。刻碣石门，坏城郭，决通堤防。……因使韩终、侯公、石生，求仙人不死之药。始皇巡北边，从上郡入。〈秦始皇本纪〉

〈封禅书〉与此略同，今不举。始皇二十八年出关中，达齐鲁之经过，此虽未载；然由二十九年出关经阳武事，可想见其二十八年亦沿黄河东去，未必经浑源也。据此则李峪当地人之传说不可信。二十九年始皇之归途，于〈封禅书〉则又曰“过恒山从上党归”。恒山即《汉书•地理志》《尔雅》《周礼•职方》《尚书》〈舜典〉〈禹贡〉之恒山，在今河北曲阳县西北。秦之上党郡在今山西东南部。余颇疑始皇之逾恒山或即过今之娘子关，未必经浑源再南下入上党也。三十二年始皇巡北边，涉足浑源否不可知；即或经浑源亦当无望祭山川之事，否则〈封禅书〉于始皇在各地封禅或求神仙事，皆有载记，不当于此独无。总之就历史上之记载，觉非但秦始皇于二十八年未在浑源祭祀山川，即其一生或亦无此举。

乙、对狄柴克提出之反证

狄柴克于其《中国古典艺术》中曰：

谓其属于秦始皇者，盖根据当地人之传说。中国文籍中虽未尝提及一字，然经再三考核，吾人亦不能得反面证据。且此等器物皆精心之作，绝非一般普通人所配用。再就另一方面言之，彼等皆具有异于典型的周汉器之特点。[1]

是狄柴克所以深信当地人之传说，认为李峪遗物乃秦始皇器者，共出于三项见解。一、如非秦始皇物又无反证。二、非秦始皇不能用如此精美之物。三、此等器物与典型的周汉器有不同之点。其第二项见解，凡于中国古历史、古器物具相当知识者，皆当觉其不値一辨。其第三项见解，认为此等器物与典型的周汉器有不同之点，吾人亦有同感；但据此而以为属于秦始皇者则大谬。此等器物之相当时代，于后有推断，今不论。其第一种见解，乃李峪遗物是否秦器之根本问题，今当提出二项反证，略述于下。

1.古代祭祀恒山不在浑源

古代祭祀恒山有在浑源之说，不自今日始。明宪宗时马文升亦因此上疏请改祀恒山于浑源。其〈疏〉有曰：

《虞书》肇十有二州，盖每州表山之高大者以为镇。而恒山为北岳，在今大同府浑源州。历秦汉隋唐，俱于山所致祭。五代河北失据。宋承石晋割赂之后，以白沟为界，遂祭恒山于真定府曲阳县。文之曰地有飞来石，不经甚矣。然宋都汴，而真定为其北边，是亦不得已权宜之道也。……夫《周礼》曰恒山在并州镇，在正北。《一统志》曰，恒山在浑源州南二十里。又浑源庙址犹存，故老传说的的不虚。（引自《亭林文集》卷一〈北岳辨〉）

清初顾炎武于此〈疏〉所云，曾与以严厉之驳斥，并讥其似未见十七史，仅道听涂说而已[2]。顾氏又据历代史文，及亲至曲阳、浑源两地观察之所得，为〈北岳辨〉一文，以为自三代迄宋，各帝王之祭恒山当皆在今之曲阳境内。顾氏此文，虽据《虞书》《周礼》《尔雅》之注文，以言三代，使人不能无疑；然其说终不可移。其原因有二：一、古代祭祀山岳，乃源于具宗教性之对山岳崇拜。所祭祀山岳之地点，亦颇具历史性，非可轻易改变者。譬如北魏建都平城，即今之大同，本与浑源相邻；而《魏书》载明元帝、太武帝、文和帝之祀恒山必南至曲阳者，乃遵古先之命祀不敢变也。汉之祀恒山于曲阳亦当有所本。二、《史记》云：“常山王有罪迁，天子封其弟于真定以续先王祀，而以常山为郡，然后五岳皆在天子之邦。”《水经注》谓上曲阳县故城“本岳牧朝宿之邑也，古者天子巡狩常以岁十一月至于北岳，侯伯皆有汤沐邑以自斋洁。周昭王南征不还，巡狩礼废。邑郭仍存。秦罢井田，因以立县。城在山曲之阳，是曰曲阳。有下故此为上矣。”据此则祀恒山在今曲阳境内，于汉本由来已旧。秦始皇祭祀恒山事，本文献无足征者，即或有之，据此可知当亦不在浑源。

2.李峪遗物非祭祀山岳所用

中国古代封禅山川之礼，虽如太史公所云：“损益世殊，不可胜记”，然要亦不过修封与祭而已；或自秦始皇时始有石检印封之事。故《后汉书•祭祀志》论之曰：

自上皇以来，封泰山者，至周七十二代。封者，谓封土为坛，柴祭告天，代兴成功也。《礼记》所谓“因名山升中于天”者也。易姓则改封者，着一代之始，明不相袭也。继世之王巡狩，则修封以祭而已。自秦始皇、孝武帝封泰山，本由好仙，信方士之言，造为石检印封之事也。所闻如此。虽诚天道难可度知，然其大较犹有本要。天道质诚，约而不费者也，故牲有犊，器用陶匏，殆将无事于检封之间，而乐难攻之石也。

又《史记•封禅书》于始皇禅梁父曰：“其礼颇采大祝之祀雍上帝所用，而封藏皆秘之，世不得而记也。”此云封藏者，疑即石检印封之事。其礼颇采祀雍上帝所用者，盖或以特尊东岳，或以天子亲祭而有所增益。然〈封禅书〉载始皇之先世之祀雍上帝者，皆用牲而已。及秦并天下令祠官所常奉之天地名山大川鬼神，祀以牲，其圭币各异，而近天子都者，始有加益；唯以雍四畤上帝为最尊。然祀雍上帝亦不过用木寓车马一驷，各如其帝色，黄犊羔各四，圭币各有数，皆生瘗埋无俎豆之具。恒山乃崤以东五名山之一，其祀当用牛犊各一牢，具圭币而已。是以李峪遗物绝非祭祀恒山所用。即如始皇亲往致祭，所用容或有加益，想亦不过如禅梁父时，采祀雍上帝之礼。再退一步言之，如即更多加益，亦于遗物中何以有戈、剑、弓弭、带钩等，仍不得其解也。

总之吾人就古代文献上之考察，秦始皇并未涉足浑源。即如有祭祀恒山之事，亦当在今之曲阳境内。李峪遗物之性质，亦非祭祀山川所用之祭器。据此则“秦器”之说，本毫无根据；“秦式”一辞，亦当与以更正。

四、遗物出于墓葬说

当时李峪出土之遗物，为王涅克所携走者据云大小五十余事，今日仍存国内者亦约二三十事，此外当尚有少许流落于国内外，如此则此次所发见之丰富，未必稍逊于同年新郑之出土物。外人认为乃秦始皇祭山川所用，毫无理由之可言。实则此等遗物乃出于古代之墓葬。

古代厚葬之风本极盛。死者生前之所服御玩好，多用以殉，其子孙或更益以祭器明器之属。见诸实例则有新郑春秋末叶墓、洛阳寿县战国墓之发见，及濬县周代墓、乐浪汉时冢之发掘。考诸载籍，西周及其以前不详。东周之后，厚葬之风亦盛。《西京杂记》中之所谓晋灵公冢，《述异记》中之所谓阖闾夫人冢，虽未可尽信，然由《史记》所记之吴王阖闾冢，亦足见此时贵族墓内规模之大，贮藏之富。战国之世，此风益炽。秦惠文王、武王、昭襄王、魏襄王、哀王之墓，皆多所埋藏。当时“国弥大，家弥富，葬弥厚；含珠鳞施，夫玩好货宝，钟鼎壶滥，轝马衣被戈剑，不可胜其数，诸养生之具，无不从者。”[3]故《墨子》《吕氏春秋》皆有节丧葬之论。至若骊山之陵，一读《史记》《汉书》《水经注》之文，不禁瞠目咋舌，知所以祖龙一丧而社稷随墟矣。

李峪遗物之发见，据西仑云于窟状之坑穴内[4]，滨田耕作云于李峪丘陵端之城壁内部[5]。此种情形当系墓葬上部塌陷，或劈裂所致。至于各遗物之性质更无一非古代墓葬内所当有者。

铜带钩

形制不详。遗物群出土时有人骨之发见否虽不得知，然有此物之出见，可确断其出于墓葬。当时盖有人骨伴出，或人骨已全腐朽。因带钩乃施于衣带者，其之出见亦在人骨架上或其附近。

铜戈剑

戈之形制不详，因而为明器或生前之用器不得知。剑之铭文已自示为生前所造，死以为殉者。

骨角质弓弭

弓弭之发见，知有弓之殉葬。但弓之木质“弣”“渊”，革质“弦”，或早已朽腐不为人所见耳。弓与戈剑皆为兵器，除墓葬外不当为祭祀山岳所有。

铜“辖”、“轊饰”、“衔”、“衔板”

“辖”、“轊饰”乃车上所施。“衔”、“衔板”乃马具。古代车马殉葬之风甚盛。据闻中央研究院于濬县发掘卫人墓葬，有殉葬车马之发见，于安阳发掘殷人陵墓，亦有相同之发见。[6]春秋之世，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益车马，始用殉。”[7]邾子卒，则先葬以车五乘，殉五人[8]，是亦以车马为殉也。洛阳发见之韩君墓，据闻或附有马坑，或墓内殉有车饰具马具，是此风于战国之世犹未稍衰也。而此遗物群内仅有一二车马上所施之零件，可知当时墓葬之旁未必附车马坑，墓葬之内或亦无整车匹马。然此殉一二车器马具者，乃代车马藏乎圹之意者也。缘一器而群工致巧者车最多，况“降及战国，奢僭益炽。……竞修奇丽之服，饰以舆马，文罽玉缨，象镳金铵，以相夸上。”[9]当时车马本极贵重，盖不忍以整车匹马置诸圹中。

子安贝

此遗物群内之有“子安贝”亦乃其出于墓葬之一佳证。例如新郑洛阳及甘肃鎭番沙井村之墓即有诸多子安贝出现。汉以来葬者皆有瘗钱，盖埋钱于圹中，为死之用，至唐王屿乃于丧祭焚钱以代之。[10]是近世丧葬之焚纸钱，乃源于汉之瘗钱。汉之瘗钱，盖源于古代墓内之埋贝。考贝之用，最初或为装饰之物，殷末时又用为货币，而于此遗物群之时代是否仍有其货币上之价値，诚大有问题。然埋贝于圹之风，想由来已旧，故此时仍为一般人之所沿习。例如吾人今日已通行银币或纸钞，而一般丧葬仍焚纸钱楮镪，正足示丧葬之礼因具宗教意味颇富保守性也。

此外遗物群内之诸多铜容器亦即如《吕氏春秋》所谓殉以钟鼎壶鉴之类。漆器、陶器，想或为生前所用，或为明器。至若其“怪兽尊”余初疑或即如《穆天子传》中黄金之鹿，及骊山陵中金银凫鸟之流，或乃生前之所玩好，死以为殉者，即狄柴克云：“此兽背上初必有一容器，用以盛牺牲之血，但今已失去”[11]亦未破余之所疑。近见麻席珍之说明，始知其“背上有缺损处，询悉原有二双，背上各有瓠觚一，二贮绿水，二贮绿粉，出土时松软如泥，俱毁弃。”麻君所谓瓠觚者虽不知若何形制，但据此则此等怪兽尊亦可视为容器之一种。其贮绿水者盖或所贮者为酒，其用与所谓牺尊、象尊、鹗尊等之用器身内酒同。其贮绿粉者，盖盛稷黍之属，因日久而朽化使然。

五、遗物属于赵武灵王说之商榷

余既主张李峪遗物乃出于古代之墓葬，当更进一言于其属于赵武灵王之遗物说有所商榷。[12]

《史记•赵世家•集解》应劭曰：武灵王葬代郡灵丘县。

《史记•赵世家•正义》《括地志》云：赵武灵王墓，在蔚州灵丘县东三十里。应说是也。

《汉书•地理志•代郡灵丘注》应劭曰：武灵王葬此，因氏焉。

《元和郡县志》赵武灵王墓在灵邱县东三十里。

据此则赵武灵王墓当在今之灵邱县境内，灵邱一县名，亦因有此墓而起。而臣瓒、骊道元、颜师古等，于此则提出异说：

《汉书•地理志•代郡灵丘注》臣瓒曰：灵丘之号，在赵武灵王之前也。师古曰：瓒说是也。

《水经注•滱水篇》瓒注〈地理志〉曰：灵丘之号在武灵王之前矣。又按司马迁《史记》赵敬侯九年，败齐于灵丘，则名不因武灵王事如瓒〈注〉。

实则此种异说不可信。清初顾炎武于《水经注大梁灵丘之误》辨之曰：

按《史记•田敬仲完世家》，齐威王元年三晋因齐丧来伐我灵丘。〈赵世家〉，惠文王十四年，相国乐毅将赵秦韩魏燕攻齐，取灵丘。十五年，赵与韩魏燕共击齐，湣王败走，燕独深入，取临淄。而孟子谓蚳鼃曰，子之辞灵丘而请士师。此别一灵丘，必在齐境，后入于赵。而孝成王以灵丘封楚相春申君，益明其不在代郡矣。《水经注》云，是误以赵之灵丘为齐之灵丘，而不知齐境不得至代也。[13]

清顺治十七年，宋起凤所纂修之《灵邱县志》亦非《水经注》之文，认为灵邱之名，乃源于境内之有武灵王墓。据此则应劭所云，《括地志》《元和志》所载皆有其根据。又考今灵邱县城，乃唐贞观五年所移置。其故城据：

《括地志》灵邱故城，在今县东十里。（嘉庆《重修一统志》引）

《太平寰宇记》灵邱故城在县东十里。又二十里为武灵王台，土阜尚存。

灵邱故城既在今城东十里，则应劭所云，《括地志》《元和志》所载武灵王墓之地点皆相同。而《寰宇记》所谓武灵王台，盖即其墓冢。古者墓葬，或因山，或墓冢高大，后世之人往往称之为丘，如楚昭王墓之称昭丘，[14]吴阖闾墓之称虎丘。[15]武灵王墓前人皆称之为灵丘，故县氏之，至宋人始误以其墓冢为台矣。

赵武灵王墓既在今灵邱县城东三十里，去浑源县李峪村约百四五十里，李峪遗物决非赵武灵王所有。然李峪遗物究竟出于何人之墓内，则文献无征者也。

六、铜器形制文饰之特征

李峪遗物既非秦始皇之物，又非赵武灵王之物，是过去其年代上之建设，已根本动摇。然则其当属于何时之遗存？吾人知遗物中之戈剑皆具铭文，然戈之形影铭文皆不得见，王涅克之札记，谓其上作秦之铭文，梅原末治又已证其不确[16]，剑之铭文又不足考订其绝对之时代，如就其书法而论，亦仅为求其大体的时代之一助耳，故欲解决此问题除就遗物本身之研究外别无他途。然李峪遗物，今为吾人所得见者不过其大部铜器之图影，故亦只能于此类器物形制文饰之特征，略加叙述。

甲、形制

1.鼎

鼎之形制约可分为四种。

a.四足长鼎（图一）。历代著录内之长方四足鼎，其时代无晩于西周中叶者，《西清古鉴》中之晋姜方鼎，器或真实，铭文乃伪刻。此种长方鼎多为长方胴，唇耳，柱式足，或鸟兽形足，与此鼎之形制有别。此鼎器胴及盖皆为圆角，器作错牙式唇，附两长方耳，四足微屈，盖上有两卧式兽两环形纽。

b.方耳圆鼎。此式鼎有二：一（图二）则器胴作半圆球体，加盖成椭圆球形，胴外有纫式圆周梭，错牙式唇，三足皆稍弯屈，作兽脚式，与胴相接处具兽面饰，盖上有三水禽三兽相间伏卧，盖中心有纽穿以纫形环。一则盖已失，器胴作半圆球体，错牙式唇，长方附耳，外有纫形圆周棱，三足已折去。

C.环耳圆鼎。此式鼎有二：一（图二〇）则胴作半圆球体，外附两环状耳，错牙式唇，三细长之兽脚式足，盖之上凸作层台状，上有三兽首，一已折去，中有环纽。一则胴作深半圆球体，口部稍向内折敛，胴外附两环形耳，盖微向上凸已残破，饰兽首一，三足亦作兽脚式，极细长。

d.鬲足式鼎。此式鼎有二：一（图二一）器形如鬲，三款足，愈下端愈细，而唇作错牙式，胴外有圆周梭，两长方耳，附盖，盖上有三卧兽，中有一纽穿环。一（图二二）器之形制如前，惟三款式足之下端作兽蹄式，圆周棱作纫形，盖已失，疑瑞典皇太子所得之鼎盖残片（图一一）[17]，即此器之盖，因两者文饰同具一种特彩也。

2.豆

较古之豆多为浅杯式胴，粗大之高圈足，今此遗物群中之二豆皆为细柄豆式。一（图二四）则胴近半圆球体，外附两环耳，柄细中空，下端外张近附“镫”式，盖上有短柄，上端几成圆平面状，可却置。一（图二五）柄已折去，器胴亦近半圆球体，外附四虎状兽，盖之形制亦如前一器者。此豆之形制文饰除缺柄外，其余皆与纽约大都会（Metropolitan）博物院所藏之豆极相同[18]，疑后者亦李峪之出土物。

3.甗下器（图三四）

较古之甗大都乃上下两器不可分离，在上下格之间置箄。李峪遗物中之甗，则上下分离为二，其上似甑之器已失，下器如鬲而广肩，口高出以内于甑底，肩上有两浮雕兽面，兽鼻各穿环一。无文饰。

4.匜（图六）

吾人所常见之匜大都有四足或三足，有鋬，间或有无足者。此匜浅腹，流作兽头状，其鋬作环形如他器之具环耳，底下有短圈足。

5.盘

盘之形制有三式：一（图三五）浅胴平底，侈口无耳足。一（图五）浅胴平底，侈口，胴外附有两长方耳，无足。一（图三）已残破，浅胴，侈口，无耳，胴外有浮雕兽面，下端已折断，疑作穿鼻形者，下当有四足，今仅见其二，足上端与胴接处作肉雕兽面饰，下端作兽趾形，瑞典皇太子所得之器足（图四）[19]，盖即此盘之所有。

6.罍（图三一）

短颈，侈口，硕腹，平底，无圈足及耳。此种形制与《周金文存》卷五页二十五所载春秋初年之罍相近。

7.卣（图一六）

历代著录内所称之卣，实为一种附提梁之壶，其梁多为细弯板状或纫状。李峪遗物中之提链结绳纹卣，亦乃壶之附提链者，今仍称之为卤者，乃使读者易了解其形制。器作壶形，肩上之两环耳穿链之两端，盖上有环纽穿链，此链亦与提链相穿结。

8.壶

共见三器。一（图二九）则长颈，硕腹，侈口，圈足，颈上两旁有附饰件之残断遗痕二块，疑西仑《中国古代艺术史——史前与先汉卷》图九十六之B、C （即本文之图九）乃此器上所附饰者。壶颈上附饰立体式虎，亦见于新郑之方壶[20]、寿县出土之曾姬无卹壶[21]。一（图三〇）则长颈，硕腹，短圈足，肩上有两环耳穿环，腹下部又有两环耳，盖上有两环形纽各穿一环。一则见于《支那古铜精华》中，则长颈，硕腹，小平底，肩上有两环耳各穿一环，盖形如前一器。无文饰。

9.牺尊（图二七）

此器像牛形，两角向下弯，穿鼻缀环，目睛作凹孔状，疑有镶嵌之物已脱落，尾已折去，项背及跨骨上各有圆口伸出，背上之口更有两环耳，一穿环，疑此三圆口之上皆当有盖。

10.怪兽尊

此种器出土时有四，今仅见其二。此二者之形制文饰全同。现存国内者（图二八）高不过三寸五分，长不过六寸五分，其首如鼠，竖耳翻唇，兔尾，牛蹄，背上有缺损处，背上所负之容器出土时已毁弃。此种怪兽尊于历代著录内不过数见，皆似无角之鹿而牛蹄，疑其兽形之来源或亦有所本。

《山海经•北山经》又东北二百里曰天池之山。……有兽焉，其状如兔而鼠首，以其背飞，其名曰飞鼠。

《尔雅•释地》西方有比肩兽焉。……其名谓之蟨。

《吕氏春秋•不广篇》北方有兽，名曰蹶，鼠前而兔后。

《尔雅•郭注》今雁门广武县夏屋山中有兽，形如兔而大，相负以行，土俗名之为邛邛，音厥。

天池之山与夏屋山皆在山西北部，去李峪不远。此器鼠首兔尾近似传说中之邛邛，虽未敢断其全为写实，然亦未必全属虚构。

11.㲃

一（图八）则器胴作半圆球体，加盖成椭圆状，胴口部稍向内折敛，错牙式唇，附两环耳，下有圈足，盖上有三似野鸭状之水禽，边缘上更伸出小兽头，以防盖之易脱落。一（图二六）则器胴作半圆球体，附两环耳，错牙式唇，下具圈足，盖作层台状凸起，上有三鸟首，中有一环形纽。

12.变形敦（图一〇、三三）

此器有二，一失其半。其形制为历代著录内所不见，测绘图如下（插图二）。器与盖皆作半圆球体，合之则成图球状，与陈侯午你錞，陈侯因咨錞同[22]。器与盖各有短圈足，各有二柄，合之则似上下两旁各有一圈足形。梅原末治称之为异形样盒，郭沫若氏认为乃原始形制之敦[23]。管见以为其器盖皆作半圆球体，乃敦之形制，其上下两旁之作圈足式乃敦之上下两旁之环变为㲃之圈足式，今故称之为变形敦，以示其非全为上下内外皆寰之制。

▲插图二

13.附盖双环耳三角形足容器（图一八、三二）

此式铜容器有二，皆无文饰，其形制极同如同出一范。短颈，侈口，硕腹，肩上有两环耳，下具三角形足，上粗下尖，中空否不得知，附盖，盖上有一环纽。此种铜器不见于历代著录内。

14.匕（图一二）

匕之形制如近世所用之铜羹匙。柄上作刻线式，菱形纹，柄与首相接处作浮雕之兽面，首内饰有刻线式两蟠螭相向，以刻线式变形桓纹为地文。

15.透雕匕形铜容器（图一三）

此器形制长柄椭圆首，亦如匕形，唯柄则中空作筒状，首则中部作蟠螭与兽首形之透雕，各螭体与兽首上更饰以刻线式纹，使其所透雕之母题更可清晰辨出，筒柄上有刻线式之贝带纹、龟、鱼纹等。

16.剑（图一四）

王涅克所得之剑，锋尖稍有折损，余长五十三公分[24]，美京所藏者之长度盖与此剑之原长相等。此二剑之重量不可知，仅按其身长约当茎长之五倍，乃《考工记》所谓之上制。其脊作平面，具金错书，镡卫作菱形，约广于腊广一公分余，茎中匝后三，首如笠状，侧视如马蹄形，王涅克所得者首凹入处尚嵌有玉。

17.軎饰器（图三六下）

乃施于车轴头者，长短不详，仅其形制如下图（插图三）。其形如筒，两端皆空，本大末小，本端有界线周匝之，近界线处有长方孔之穿，两面相对。文饰不清晰。

▲插图三

18.辖（图三六上）

此器之图影为车轊饰器掩其大半，仅知其首作兽首状，首下有柄，柄之形制不详，末端有穿否亦不得知。

19.衔（图三七）

长度不得知，形制如下图（插图四），乃两节相衔者，其末端之三角形环，盖为施辔之处，椭圆形环盖为施镳之处。无文饰。

▲ 插图四

乙、文饰

1.蟠螭纹

此种文饰可分为三种。

a.鳞饰蟠螭纹。于螭体饰有鳞纹者，如浮雕兽饰蟠螭纹水禽纹残壶上所见。

b.双钩蟠螭纹。螭体仅用线条钩出者。如失盖蟠螭纹折足鼎则用线条钩出三半段螭为文饰之单位，各单位连续排列形成各螭体单独蟠屈之形，卧兽饰盖蟠螭纹款足鼎则用三双钩螭体相交结为单位图，各单位连续配列。

c.变形桓文或变形雷文饰蟠螭纹。此种螭体用线条钩出，然后再于螭体上饰以变形桓纹，饰圆线化雷文者，仅见失盖蟠螭纹款足鼎及其残盖上。此种蟠螭纹或各单体蟠屈连续排列，或各螭体相交结连续排列，或此一螭首与彼一螭尾相接连排列。梅原末治曾据多数此种蟠螭纹之拓本，发见此种文饰乃依一定之单位图纹反复配列所形成者。

2.兽面纹

如在甗下器肩，㲃盖边，附脚盘胴，辖首之兽面，及匕形器上透雕之兽面，各具功用上之价值，当视为形制之一部份。其余如鼎足、盘足、㲃耳、牺尊足、腹浮雕兽饰蟠螭纹水禽纹壶腹上，所饰之肉刻兽面纹，及剑之镡卫上镶嵌之兽面纹则为文饰。

3.动物纹

母题为四足兽，如虎、犬、鹿、兔与水禽、鱼、龟、蛙、水虫等。其表出之方法或用浮雕，如浮雕兽饰蟠螭水禽纹壶上之四足兽、水禽，与附脚蟠螭纹盘内之疾足式怪兽及水禽、鱼、龟。或用刻线式阴文表出，如蟠螭盘底之虎、鱼、水禽、水虫，及附耳蟠螭纹盘内之虎、犬、鹿、兔、鱼、蛙、龟、水虫等。此等图文皆具写实状态，生动有力。

4.绳纹

中国古代铜器饰有绳纹，以新郑出土物之时代最早。《太平御览》引通俗文曰：“合绳曰纠，单展曰纫，织绳曰辫。”李峪铜器中之禽兽饰盖蟠螭纹鼎，失盖蟠螭纹款足鼎，失盖蟠螭纹折足鼎，腹上之圆周棱皆作纫纹。浮雕兽饰蟠螭纹水禽纹壶足，与变形敦足，则具辫纹。蟠螭纹匜足，怪兽尊之颈腹，提链结绳纹卣颈，所饰者为纠纹。此外提链结绳纹卣，结绳纹嵌石纹罍上，更饰有浮雕之结绳成网状之文饰。

5.叶纹

殷末或西周之铜器上，多具连续排列之三角纹，角内多作蝉形，故有称之为蝉纹者。李峪铜器中之禽兽饰盖蟠螭纹鼎腹上，与提链结绳纹卣颈上，则具一种顺序排列之叶状纹。此种叶状纹之用法，仍存古铜器上蝉纹之遗风，唯叶上则饰以变形桓纹、变形雷纹。

6.花纹

仅见于缺盖蟠螭纹款足鼎，及瑞典皇太子所得之此鼎残盖，乃填补蟠螭纹以外之空地者。此种地文于历代著录之铜器上所不见。

7.菱形纹

仅见于铜匕柄上。于二平行阴文线内，用阴文直线表出诸多“工字纹”，“工字纹”上更饰以刻线式三角纹，两工字文之间之空地遂似菱形方格。此菱形纹之表出法近似徐中舒先生于〈古代狩猎图象考〉内所举出之乙种菱纹[25]。

8.圆线化卍字形纹

日人称之为“巴纹”，多见于西周器上。李峪铜器中之卧兽饰盖蟠螭纹长鼎之盖上，有此种文饰二，禽兽饰盖蟠螭纹圆鼎之盖上，有一，但皆仅有三支，用刻线式纡曲之线钩出轮廓，内饰以变形桓纹，外围一刻线式之圆周带，带上更饰有变形桓纹。

9.变形桓纹

多用以饰蟠螭纹体及圆线化卍字形纹上。又用为地文，如匕上与怪兽尊上所见。其居主要地位者仅见于附盖虎饰蟠螭纹豆之口部，及图七残鑑（？）片之口部。

10.圆线雷纹

于缺盖蟠螭纹款足鼎，及其残盖上则用以饰蟠螭纹。于怪兽尊则用双钩法表出，兽首饰盖镶嵌纹鼎则嵌以石。

11.贝带纹

于匕形器柄端则排贝纹成带围绕一周。

12.镶嵌纹

罗斯陀夫柴夫于《汉代之镶嵌铜器》内曾以为中国铜器之有镶嵌者时代较晩，将吾人可断为战国时物者亦列之汉器[26]。中国铜器上之有镶嵌工艺本见于殷代晩期之物，春秋战国时代此风仍盛[27]。李峪铜器中镶嵌工艺亦相当发达，如少卢剑铭文之嵌金，镡卫嵌绿松石作兽面纹，兽头饰盖镶嵌纹鼎除嵌有变形桓文外，更嵌诸多石珠，兽头饰盖嵌珠纹鼎腹上嵌有诸多石珠，足端兽面纹之睛亦嵌石，嵌石纹结绳纹罍亦有镶嵌之饰纹。此外牺尊之目睛成凹状，当亦有镶嵌之物已脱落。

总之就吾人今日所见之李峪铜器之容器，与殷末西周春秋早期之铜容器比较观察，其形制多具演进之迹，其质地亦较薄，而具轻快之意味。此外尚有引人注目之作风二，一即附有立体雕禽兽及禽兽首之发达，二即环形耳之发达。此种环形耳于鼎则代长方耳，于匝则代鋬，尤具特彩。其文饰之母题则多数不见于春秋中叶以前之器，少数可见者，亦多变其形。此等文饰除浮雕兽饰蟠螭纹水禽纹残壶及牺尊等器者外，多用平面之表出法，或刻线式表出法，无较古铜器上浮雕或肉刻之风。主要之蟠螭纹亦多依一单位图反复配列于器上。其写实作风动物文饰之发达，更引人注目，为春秋中叶以前所不常见者。

注释

[1] *狄柴克之论的原文是："L'attribution a l'Auguste Empereur s'appuie sur une traditionlocale; les textes sont muets à ce sujet,mais, a l'examen, rien ne vient I'infirmer. Les objets témoignent d'un travail soigné qui ne lesrend pas indignes des mains impériales; ilsoffrent, d'autre part, des particuiarités qui les distinguent des pièces Tcheou ou Han classiques." H.d'Ardenne de Tizac, L'art Chinois Classique （Paris: Henri Laurens, 1926）, p.273.

[2]见《亭林文集》卷之一〈北岳辨〉一文所附录。

[3]引自《吕氏春秋•孟冬纪•节丧》。壶滥，毕沅引梁仲子云，刘本作「壶鉴」。

[4]见西仑（Osvald Sirén）之 A History of Early Chinese Art—the Prehistoric and Pre-Han Periods （London:Ernest Benn Limited, 1928）.

[5]见滨田耕作之《东亚文化之黎明》。正胜按，见汪馥泉中译本（上海：黎明书局， 1931）,页56。

[6]*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自民国二十一年四月在濬县辛村进行发掘，至二十二年十二月，前后四次，发现车马。高先生所谓殷人陵慕盖指民国二十四年春季侯家庄西北冈第二次发掘M1004所得的铜车饰，因为初稿写于这年。

[7]见《左传》成公二年。

[8]见《左传》定公三年。

[9] **引自《后汉书》志第二十九《舆服上》，点校本页3640。

[10]见《旧唐书》〈王屿传〉。

[11]*见狄柴克之《中国古典艺术》。正胜按，此语查不到出处，“怪兽尊”见图二八，狄柴克推测此兽背上有一容器，参证山彪镇第一号墓出土的牺尊，背上有一盘（藏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但是否盛牺牲之血则不可考。

[12] *李峪遗物属于赵武灵王说，当指徐中舒，见所著《骉氏编钟考释》，发表于民国二十一年（1932）。后来日本学者森鹿三（指点梅原末治欧洲学者所说的Li-yü即李峪）于昭和十年（1936）十月《东洋史研究》创刊号也发表《晋•赵的北方进展と山川的祭祀》一文，认为李峪铜器群从出土之地域、遗物之性质与时代性观之，应是赵氏祭祀山川的遗物，但高先生此文之作早于森氏文章的出版，应该不是指他。

[13]见《日知录》卷三一。

[14]见《水经注》卷三二“洱水”条。

[15]见《吴越春秋》。正胜按，原注误，应更正为《越绝书》卷二〈越绝外传记吴地传〉。

[16]见梅原之〈论所谓秦铜器〉或〈在欧洲的支那考古学上的资料与其研究〉，载《佛教美术》第十五册。正胜按，前者载于《史学》10.3（1931），后者收入梅原末治，《支那考古学论考》（东京：弘文堂书房，1944 ）。

[17]见《远东古物馆杂志》第六期"The Exhibition of Early Chinese Bronzes"。正胜按，pl.XXXV:5。

[18]见西仑《中国古代艺术史）第一册，图版一〇四。正胜按，《史前与先汉卷》。

[19]见《远东古物馆杂志》第六期之"The Exhibition of Early Chinese Bronzes"。正胜按，pl.XXXV:4。

[20]见关百益辑、何日章校，《新郑古器图录》（上海：商务印书馆，1929）第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图。

[21]见刘体智藏、鲍鼎编，《善斋吉金录》卷三（庐江刘氏影印本，1934）。

[22]可参看徐中舒先生之〈陈侯四器考释〉，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3.4（1932）。

[23]见《古代铭刻汇考》中〈金文续考〉。

[24]见《远东古物馆杂志》第二期 Olov Janse 之"Notes sur Quelques Épées Anciennes Trouvées en Chi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