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驹桥的零工们，为何总在日结的循环里打转？|临时工|城中村|日结|陈鹏|零工|马驹桥

马驹桥零工市场招牌。南方周末记者陈鹏摄

在2023年前后的一段时间，北京马驹桥零工市场成了一座新闻富矿，记者、纪录片导演、社会学者等争相前往考察和采访。临时工们也变得精明了，看到类似的人来，会要求收费，比如5块钱填一个调查问卷，50块钱做一次访谈……

“它像是一个被污染的‘田野’。”清华大学政治学系博士生丛瑞安说，打工人说话比较随意，如果一个外来者没有长时间接触，时常会受到蒙蔽，得到的信息并不真实。他从2018年开始到马驹桥打零工，长期“潜伏”在临时工的微信群里，“经历得多了，才慢慢长出了火眼金睛”。

双方开始合作，书稿完成后，又经过一年多时间、十多次修改，最终在2026年5月上市，即《马驹桥的时间：我打零工的那些日子》。

南方周末：马驹桥的临时工群体与多年前大家普遍关注的“三和大神”相比，是一回事吗？

丛瑞安：我不太建议过多使用“大神”这个词。之前有些报道和调查，喜欢把这类以打零工为主要谋生方式的劳动者极端化——要么是极端污名化，说他们是一群没学历的懒汉，不务正业，不在乎未来，还造成社会治安问题；要么是极端赞美化，说他们是一群追求自由的人。我会尽量规避用这个词，而是具体拆分这些劳动者不同的情况。他们中所谓刻板印象的“大神”其实不多，也没有大家想象中那么极端。

马驹桥零工市场和三和人才市场也有些区别。从空间特征上说，马驹桥的本质是城中村，它是一个生活空间，只是聚集了一些人力中介和找活的人。三和则是个纯粹找工作的空间，还是个相对开阔的环境，气候相对暖和，没钱的打工者更容易睡大街，这让他们看起来有些猎奇化。马驹桥的冬天寒冷，夏天好一点，但有蚊子，通常不适合睡大街。

丛瑞安在寻找住宿房间。南方周末记者陈鹏摄

南方周末：你在书中对食品厂和药厂两次打零工的经历进行了对比，似乎可以从中总结出一个“好工作”的标准是，工人要有一定的弹性空间和自主性。这是一种理想的用工模式吗？

丛瑞安：社会学家迈克尔·布洛维的“赶工游戏”理论提出，当工人们有了一个自主控制时间、自主控制工作强度的空间的时候，他们就会把工作当成一种类似娱乐的东西，会更有积极性，最后还是会给资方带来盈利的可能。但自由空间的另外一面是可能有人“偷懒”，生产效率会降低。

其实，很多用工单位是不愿意要马驹桥打工者的，觉得这里的人爱偷懒，不好好干活，所以要么“不要马驹桥的人”，要么就进行强行约束，比如不停地催促和斥责。而打工者也有自己的话说：你给的钱不多，还那么粗暴地管理，我凭什么好好干？最后就陷入一个恶性循环：大家越要偷懒，工厂就越不会给大家自由空间，越要监视大家，而你越监视我，越骂我，那我就越不好好干……

我不认为用工单位提供自主性就是解决之道，但我确实觉得给工人们稍微弹性一点的空间是更好的。

南方周末：高压的管理和高速的工人流动之间，管理者的约束和工人的懒惰之间存在的这种恶性循环，是否有破解办法？

丛瑞安：实际上，这和不同的工作有关。比如保安这类工作，就没必要压榨。而那些高强度的工作，大部分都是需要你不断生产产品，往往就给人很大的压力，因为多生产一点就多一点利润。

另外，找到一个好工作是困难的，很多人在不断碰壁后，只能去做日结工。也就是说，当一个人需要依赖日结工谋生的时候，往往已经身心俱疲，那么他们就会想办法偷懒，就会被人认为是“懒汉”，然后就进入这样的恶性循环。

我想强调的是，包括日结工、中介和管理者在内的劳动者，大家本质上是差不多的人，有好有坏，有优点有缺陷，是特定的生产关系把人拖入这种循环。而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还是要落到制度上，要保障劳动者的基本权益，至少是获得正确用工信息的权益。这需要各方更多的努力，而且是需要超越马驹桥一地、超越临时工一事的努力。

丛瑞安：本书一直有一个潜在的理论基础，就是抽象的客观理性是不存在的。很多人在做“理性人”分析时，容易陷入误区，觉得人是一个机器，只是对一些客观的好处和坏处做加减。其实，看似客观的理性会被个人的想象所建构，这就要求我们深入理解具体人的生活。

在马驹桥，如果你问一个做长期工的人能赚多少钱，他们按月拿工资，可以报出一个相对精确的数字。但是做日结工的，却没法说出来，因为他们的收入跟每个月干活的天数相关。我遇到过一个50多岁的人，本来可以去停车场找个长期活，一个月三四千，但他觉得在那挣钱太少了，马驹桥挣钱多。然后我就问他，您干了几天活呀？他说上个月可能干了七八天，这个月还没找着活。这就意味着他在这里一个月赚的钱是比在停车场少很多的。可是他的“理性”告诉他，他应该来马驹桥，他想的是每天都能挣钱。

临时工群体不再受一个可见且固定的外在秩序的制约，更多是受内在心理的制约。他们有个想象中的自以为的正常收入，但实际上，能否达到“正常”状态是很难说的。

张贴在墙上的招工信息。南方周末记者陈鹏摄

南方周末：如果是学一门技术呢？

丛瑞安：第一是成本，要有学费，还要付出一段不能干活的时间。第二，学技术的效用很难说，学了之后，不一定能找到一个合适的工作。第三，有的人被工作反复折磨，没有学习的精神和动力了。当然，我们可以说他们要努力、要奋起，但这只是旁观者的想法而已。

就算有了技术，找了个正常的工作，状况也不一定是大家认为的美好。我遇到过一个20岁的年轻人，他进了一家汽车厂，每天干12个小时，有时候白班，有时候夜班，不停地昼夜颠倒，精神不振。日常生活除了工作，就是躺在宿舍睡觉。他也觉得自己这样没有什么未来，想干完这个月就辞职。这份所谓的正经工作，给他带来的生活真的会比他在马驹桥等零活要优越吗？很多人就是因为受不了长期工才来干日结的，因为日结工自由。

总的来说，提供更好的教育，特别是技术教育，绝对是好事，但是改变不了更深层的问题，不要把希望仅仅寄托在这方面。

南方周末：那这种状况应该如何改善？是不是说工作环境本身的改变与工人个人技能的增长需要同步进行，单纯一个方面的提高没用？

丛瑞安：是的。相对而言，个人技能增长解决的是当下的问题。从长远和宏观来看，只提高技术的结果是，大家的工资又回到了原点。而工作环境改变能同时解决当下和未来的问题。

南方周末：马驹桥工人的打零工状态，与职场频繁跳槽现象，都体现了当下的一种“短工化”现象，两者有什么不同，为什么当下这种状况容易发生？

丛瑞安：我觉得不同之处主要体现在两点。第一，是“被迫”与“主动”的区别。职场白领的频繁跳槽，许多是“人往高处走”，是为了涨工资，或者换个更好的环境，手里是有选择权的。马驹桥打工者虽然也有选择权，但这种选择权过于脆弱，更像是“生活所迫”。

第二，是“积累”与“消耗”的区别。跳槽的人每换一家公司，简历可能更漂亮，经验也在累积。可对于临时工来说，今天在食品厂干活，明天去药厂打包装，后天去工地搬砖，这些活之间没有积累，手里的议价筹码只会不断缩小。这种“短工化”，其实是一种纯体力消耗。不过，随着就业压力、年龄增长，是否还能继续保有这份工作，对许多人来说是一个难题。这也是为什么许多看起来拥有一份不错工作的白领，也忧心忡忡。

由于技术发展、经济变革等种种或宏观或微观的原因，当工作不愿把人留住的时候，人也就没法把自己留在工作中了。无论是日结工，还是白领，面临的都是一样的问题。只不过，白领们更有选择，而日结工们更能忍受。

南方周末：马驹桥的打工者，可能在这里待几年或者几个月。这些人最终是因为什么原因突破了自己，选择离开了呢？

丛瑞安：很多人可能会有一个潜在的假设，就是我离开了城中村，就意味着我混成功了，过上了更好的人生，所谓“突破自我”。其实，离开城中村，可能只是去了另外一个城中村，或者找了一份长期工作先干一阵子，仅此而已。

在马驹桥，有很大的可能是，一个人终于攒够了一笔钱，比如两三千块钱，他去外地找了个不错的工作，那当然就是离开马驹桥的一个契机。但是，如果他去干长期工以后，发现工作不好，有可能再回来，那便只是一个阶段的变化而已。真正彻底改变人生状态的人，有，但是究竟能有多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