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乾隆年间，杭州西湖边。
那位正下江南巡视的万岁爷，在一座香火缭绕的庙门口煞住了脚。
让人纳闷的是，这大殿里供的既不是救苦救难的菩萨，也不是义薄云天的关二爷，居然是个在黄土里埋了好几年的死人——前朝的红人，李卫。
瞧着供桌上“李公英灵”那几个金字，再瞅瞅门槛都要被踩破的上香队伍，乾隆那张脸瞬间阴得能滴出水来。
他扭头问旁边的封疆大吏：“这破庙谁让修的？”
底下人吓得哆嗦，忙说是杭州老百姓念着李大人的好，为了感谢他当年修海塘治水的恩情，大伙儿凑钱盖的。
按说，当官的能让百姓自发立庙，那是朝廷的体面，证明皇上眼光好，选对了人。
可谁知乾隆听完，鼻子里冷哼一声，嘴里狠狠蹦出两个字：
“庸奴。”
紧接着就是一道冷冰冰的圣旨：把庙拆了，神像砸了，地皮收回来。
这事儿办得透着一股子邪乎劲。
李卫那是谁？
那是雍正爷心尖上的人，干过直隶总督，妥妥的封疆大吏。
就连乾隆刚登基那会儿，也客客气气给过他“敏达”的谥号。
怎么如今人不在了，连这点死后的念想都要给掐灭？
乍一看，这是皇上的心思难猜。
可若是把史书的褶皱扒开细看，你会发现这不光是撒气，更是一场关于“职场咋生存”的惨烈碰撞。
李卫这辈子，其实就做对了前两道大题，偏偏在最后一道关卡上，输得底裤都不剩。
第一道题，出在徐州丰县的一座深宅大院里。
那年头李卫刚二十来岁，处境挺尴尬：家里银子那是真多，可功名是一点没有。
摆在脚底下的路就两条。
头一条，死磕科举。
这也是当时绝大多数读书人的独木桥。
但李卫试了试水，发现根本游不动。
让他这种屁股上长刺的人去写八股文，比登天还难。
第二条，守着家产当个土财主。
但这心比天高的大少爷不乐意，哪能一辈子光跟算盘珠子过日子？
于是，他另辟蹊径，选了第三条道：拿钱砸个官当。
正赶上朝廷国库空得跑老鼠，开了“捐纳”的口子。
李家也不含糊，掏出一笔巨款，给他换了个“兵部员外郎”的头衔。
这是个五品官，听着挺唬人，其实是个闲差。
在那个讲究出身的年代，正经进士出身的官员压根瞧不上这帮“买来的”，觉得满身铜臭。
绝大多数花钱买官的主儿，也就是图个过瘾，穿上官服在老家显摆显摆。
可李卫心里的算盘，打得跟谁都不一样。
他把这六千两白银，当成了进场的“门票”，而不是挂墙上的“奖状”。
进了兵部衙门，他清楚自己招人白眼，索性把身段低到了尘埃里。
端茶倒水、抄抄写写、请老笔帖式喝酒听曲儿。
旁人以为他是混日子，其实他是在“偷艺”。
他把商人的那股精明劲儿用到了极致，没多久就把兵部的门道摸了个底掉。
别人看账本头晕眼花，他看账本跟看流水账似的，甚至能把军饷分配里的猫腻给揪出来。
运气总是撞上那些有准备的人。
兵部有个缺儿，原来的主事外放了，李卫顺势顶了上去。
这一上手，他那雷厉风行的手段就藏不住了。
才过了一年，就被调到户部，直接钻进了“查账”的核心圈子。
这时候，谁还敢嚼舌根说他是“买官的废物”？
就连内阁的大佬都竖大拇指：“虽然没考过试，但这本事真不是盖的。”
这笔买官的本钱，硬是让他玩出了几百倍的回报率。
第二道题，是在雍正爷坐上龙椅之后。
李卫被一脚踢到了云南当盐驿道。
这差事看着油水足，其实是雍正给他挖的一个大坑。
那会儿的盐政烂得流脓。
私盐满天飞，官商穿一条裤子，连地方驻军和八旗子弟都跟着分一杯羹。
前几任官员要么同流合污，要么被挤兑得卷铺盖走人。
李卫咋整？
要是那种老油条，估计就选“和稀泥”了，谁也不得罪，你好我好大家好。
偏偏李卫选了“掀桌子”。
到了云南，他不坐大堂升官，换上便装往乡下一钻，亲自去摸私盐的路数。
几个月下来，手里攥了一大把铁证，直接把当地那帮蛀虫一锅端了。
最猛的是，他直接查到了步军统领鄂尔奇的脑袋上。
这鄂尔奇什么来头？
那是满洲镶黄旗的贵族，当朝权臣鄂尔泰的亲弟弟。
动他，跟在老虎嘴里拔牙没区别。
身边好些人劝李卫，差不多得了，别把路走绝了。
但李卫心里跟明镜似的：得罪鄂尔奇，顶多是升官慢点；但要是这事办得不利索，在雍正那儿就彻底没价值了。
雍正要的是一把能砍人的快刀，不是一团擦桌子的棉花。
于是，李卫连夜写折子，硬生生把鄂尔奇给拉下马。
这一把，他又赌赢了。
雍正不光没怪他鲁莽，反倒大加赞赏，送了他四个字“实干不欺”。
打这儿起，李卫的官运就跟坐了火箭似的。
从云南布政使到浙江巡抚，再到浙江总督、直隶总督。
哪儿发大水、哪儿盐政乱、哪儿有土匪，雍正就把他往哪儿扔。
他从一个买官的大少爷，愣是变成了帝国的顶梁柱。
十年时间连升七级，这在大清官场简直就是个神话。
可这神话，是建立在“特定老板”基础上的。
等到雍正两腿一蹬，乾隆接了班，李卫的人生迎来了最后一道送命题。
这是一道关于“变通”的考题。
乾隆元年，新皇帝在御花园头一回单独召见李卫。
李卫表现得挺自信，甚至有点大大咧咧。
他寻思自己是两朝元老、先帝的红人，手里又有实打实的政绩，新老板肯定得把自己当个宝。
但他漏算了一点：乾隆可不是雍正。
雍正务实，只要你活儿干得漂亮，有点小毛病睁只眼闭只眼；乾隆好面子，讲究的是帝王威严，最烦臣子“没大没小”。
在乾隆眼里，李卫身上的那股子“江湖气”根本不是优点，那是“粗野”。
要命的转折点，出在一次闲聊上。
某天下了朝，李卫跟宫里的太监随口聊了几句家常，问了问御膳房是不是换厨子了。
在李卫看来，这就是唠嗑，但在乾隆看来，这是“外臣勾结内廷”，犯了大忌。
第二天，内务府的小报告就递上去了。
乾隆虽说没当场发作，但脸色全变了。
李卫递上去解释的折子如同泥牛入海，地方上的官员也开始越级打小报告，不再听他调度。
这会儿，李卫才后知后觉地发现风向不对。
他试着低头，主动请求削减手中的权力。
可乾隆玩了一手“捧杀”，面子上挽留，实际上早就把他架空了。
李卫不是傻子，他看透了新主子根本不需要他这把“旧刀”。
乾隆八年，李卫告病回了杭州。
在祭奠雍正的时候，他突然晕死过去，没几天就咽了气，终年五十一岁。
乾隆听闻死讯，赏了个“敏达”的谥号，算是给这位老臣留了最后一块遮羞布。
可这点体面，在瞧见西湖边那座庙的时候，彻底崩得粉碎。
在乾隆看来，你李卫再能干，骨子里也就是皇家的家奴。
一个奴才，凭啥在西湖这种风水宝地立庙？
凭啥享受万民的磕头？
“李公英灵”这四个字，像针一样扎在乾隆那极度自负的心窝子上。
得，拆庙、砸像、臭骂。
那句“庸奴”，骂的不光是李卫，更是要给历史定个调子：你的功劳是我爹给的，你的名声得我说了算，老百姓算老几？
回头看李卫这一辈子，买官入仕显出了他的魄力，整顿盐政证明了他的本事，可最后没能得个善终，是因为他没读懂权力的更迭。
一把好用的刀，换了握刀的手，要是不能重新打磨去适应新手感，下场往往就是被折断扔掉。
庙虽然被推平了，但在江浙老人的嘴里，偶尔还能听见一句：“李公在上，保佑平安。”
这大概是李卫那本厚厚的账簿里，最后剩下的一点盈余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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