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许广平《最后的一天》（原载1936年11月15日上海《作家》第二卷第二期）｜许广平《欣慰的纪念》｜鲁迅《两地书》｜鲁迅《死》（1936年9月5日《中流》第2期）｜鲁迅《日记》｜许广平《十周年祭》｜周海婴《鲁迅与我七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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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10月的上海，秋风从黄浦江上一阵一阵吹过来，带着湿意，也带着凉意。
山阴路132弄9号大陆新村的红砖楼里，灯一直开到半夜。
这栋楼住的是鲁迅、许广平，还有他们的儿子周海婴。
三层的石库门式里弄房，红砖红瓦，鲁迅1933年搬进来的时候，海婴才三岁出头，一天到晚在楼梯上跑上跑下，把那几级踩得嘎吱响的木头台阶当成了玩具。
那时候家里还有些热闹气，来拜访的人多，饭桌上隔三差五有客人，萧红、萧军、胡风，一个个年轻的脸，在这间小小的会客厅里进进出出。
可到了1936年，那种热闹气散得差不多了。
鲁迅的病，是老毛病，肺病，缠了他二三十年，年轻时不当一回事，这几年却越来越压不住了。
开始是咳嗽，后来是低烧，后来是喘，到了1936年秋天，连上楼梯都要扶着墙慢慢挪，稍微动作大一点就喘个不停。
须藤五百三，鲁迅的主治日本医生，每隔几天就要上门来，打针、吸氧，一套流程下来，鲁迅靠在躺椅里，脸色像纸一样。
许广平把每一次须藤来的时间、用的药、鲁迅的反应，都记在心里。
她每天在楼上楼下走动，手里不是端着药，就是端着饭，或者捧着一叠稿纸要送进书房去。
海婴已经六岁了，调皮，爱闹，有时候夜里鲁迅刚睡着，他在三楼蹬床板蹬得砰砰响，许广平就得轻手轻脚上去哄，再轻手轻脚下来，生怕惊着楼里那个病着的人。
鲁迅有时候夜里睡不着，就一个人坐在那张靠窗的藤椅上，也不开灯，就那么坐在黑暗里。
外头弄堂里偶尔传来几声狗叫，或者哪户人家的声音，上海的夜从来不是真的安静。
他坐在那里，手里夹着烟，或者不夹，就是坐着，盯着窗外什么都看不清楚的夜色，也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许广平不止一次，推开那间书房的门，看见他这个样子。
她进去了，他就扭过头，叫她去睡，说没事，说只是睡不着。
她不说话，帮他把窗缝关小一点，省得风吹进来，然后站在门口看他一会儿，才慢慢退出去。
但那扇门里头，深夜里有时候会有一点动静——不是写字的声音，不是翻书的声音，而是一种很轻、很克制的、一个人压着喉咙的哽咽声。
那个被人叫做"民族魂"的人，在没有人看见的深夜里，独自落着泪。
他哭的什么，他没有跟任何人说。那个守在门外、心里什么都明白的许广平，也没有问。
有些话，在这段日子里，被压进了最深的地方，一直等，等到了弥留那一刻，才终于开口……
【一】1923年，北京女子师范学校，一封信的开始
说鲁迅和许广平这段感情，得从头讲起，从1923年的北京讲起。
那年，鲁迅应好友许寿裳邀请，到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教书。
他当时42岁，论外貌，在圈子里是公认的"小老头"，个子不高，留着浓密的一字胡，头发硬邦邦立着，穿的是打了补丁的长衫，连皮鞋上也有补丁，夹着个旧印花包袱走进教室，同学们第一眼见了，没忍住悄悄议论——这人看着也太寒酸了些。
可他一开口，就完全不同了。
绍兴口音虽然重，但话里头的东西是真货，讲起来不掉书袋，不绕圈子，直来直去，叫人听着过瘾。
第一堂课结束，学生们还没回过神来，他已经夹着包袱走掉了，只剩下一教室的人回味。
许广平就是这样被留住的。
许广平当时25岁，广东番禺人，祖父曾做过浙江巡抚，家里是正经的官宦门第，但这个姑娘从小就带着一股子不安分劲——19岁那年，为了反抗包办婚姻，她一个人离家出走到天津女师念书，后来又考进北京女师大，是学生运动里的活跃分子，胆子大，嘴皮子利落，遇上不平事正面刚，从来不绕弯子。
这样一个人，跟鲁迅遇上，注定话多。
她开始给鲁迅写信，说学校里的事，说自己对时事的看法，问他对某篇文章的意见，语气里带着不服气，也带着真诚。
鲁迅回了，而且回得很快，第二天就有了回音，在信里称她"广平兄"——兄，不是客套，是鲁迅自己定下的规矩，旧友、同学、直接听过课的学生，他写信一律称兄，把关系拉平，当人看，不当学生看。
这个"兄"字，让许广平弄了半天才懂，回信去问，鲁迅才解释了一番。
就这样，两个人的通信开始了。北京城里两处住所，相距不过三公里，偏偏靠写信往来，一封一封，后来整理出来，从1925年3月到1929年6月，足足135封，结成了那本《两地书》。
《两地书》里没有多少"情呀爱呀"的话，鲁迅自己说，"其中既没有死呀活呀的热情，也没有花呀月呀的佳句"。
大多数信件谈时事、谈教育、谈学生运动，谈各自的苦闷和挣扎。
直到感情渐渐明朗起来，关切的话才多了几分，但也只是点到为止，藏在字里行间，不显山不露水。
1925年，许广平在《国民新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叫《同行者》，文字里写着一句话："我不畏惧人间的冷漠，压迫，一心一意地向着爱的方向奔驰。"
落款是许广平，文章发出去，北京城里的人都明白那是写给谁的。
鲁迅后来在信里回应，说他从前"偶一想到爱，总立刻自己惭愧，怕不配，因而也不敢爱某一个人"，但如今"我可以爱"。
从"不敢"到"可以"，这中间隔着的，不只是时间。
鲁迅那时候已经和朱安有着名存实亡的婚姻，那是1906年母亲做主包办的，两个完全陌生的人捆在一起，从来没有过真正的夫妻感情。
他不是不知道这道坎的重量，但他还是走了过来，迈向了许广平。
【二】1927年南下，两人并肩到上海
1926年，鲁迅离开北京，南下厦门，在厦门大学任教。
许广平则回到广州，在广东省立女子师范任教。
两个人天各一方，书信来往更频繁了，那一段往来于厦门与广州之间的信件，收在《两地书》第二集里，写的是异地相思，但字里行间藏着的是两个人都明白的走向。
1927年1月，鲁迅从厦门来到广州，到中山大学任教。
人生地不熟，许广平帮他张罗安顿，帮他做翻译——鲁迅听不懂粤语，她就跟在旁边翻，后来鲁迅在香港做演讲，也是她帮着把话传出去。
1927年10月3日，鲁迅偕许广平抵达上海，从此在上海定居。
到了上海，两人公开了关系，对外宣称已经结婚，但没有举行任何婚礼，也没有任何手续。
鲁迅的发妻朱安仍留在北京，鲁迅每月寄钱回去，让朱安和母亲鲁瑞一起生活。
这件事，许广平知道，也不曾在外人面前说过什么。
鲁迅后来在《两地书》序言里写："回想六七年来，环绕我们的风波也可谓不少了，在不断的挣扎中，相助的也有，下石的也有，笑骂诬蔑的也有，但我们紧咬了牙关，却也已经挣扎着生活了六七年。"
这段话，概括了两个人到上海以后的日子。
外头不是没有闲话，有人骂，有人议论，有人冷眼旁观，但两个人把牙关咬紧了，把头埋下去，一天一天往前走。
许广平本来打算到上海后出去工作，但想了想，还是留在家里。
她后来说，鲁迅整个精神都放在工作上，需要有人在身边照顾饮食起居，需要有人帮他抄稿、校稿，留在家里比出去工作更能发挥作用。
于是她就留下来了，把自己的事情往后放，把他的事情往前放。
鲁迅在上海的那些年，创作量反而超过了从前。
《故事新编》、大量杂文集、翻译作品、新兴木刻运动的推动——许广平说，后期十年的著作成绩，虽然时间只有前二十年的三分之一，但成就反而超过了前二十年。
每出一本书，鲁迅都把许广平的名字写进去，说是"我们的"。
【三】大陆新村9号，这个家的样子
1933年4月11日，鲁迅以内山书店职员的名义，携许广平和儿子周海婴，搬进了山阴路132弄9号大陆新村。
这是一群红砖红瓦的三层新式里弄楼房，由大陆银行上海信托部投资，1931年落成，鲁迅搬进来的时候，整栋楼还很新。
一楼是会客厅和餐厅，白色木框磨砂玻璃的隔断，黑色的餐桌，这里是鲁迅见客的地方。
二楼是卧室兼书房，铁床，书桌摆在窗下，纱幔是许广平亲手缝的。
三楼是海婴的卧室，枕套上绣着"周"字的威妥玛拼音"chou"，是许广平的针线。
这栋楼里最常见到的人是许广平。
她早起，替鲁迅备好文房用的纸笔，到了饭点端着饭菜上楼，晚上等鲁迅安顿好才歇下。
来了客人，她在厨房张罗，萧红和萧军那几年常来，鲁迅请他们吃饭，帮他们联系出版社，许广平在旁边忙里忙外，把一桌菜端上来，自己有时候没顾上吃。
海婴在这里长大，三岁到六岁，一天比一天闹。
鲁迅在日记里夹了一段话，提到海婴调皮，惹了三家邻居警告，听着像是抱怨，但字里行间藏着的是做父亲的宠溺。
这个家，是许广平撑起来的。
她把自己的写诗的手，变成了操持家务的手。
把自己的时间，分给了鲁迅的书稿和这个家里的每一件琐事。
鲁迅的衣裳干净妥帖，她的衣服有时候来不及换，穿着就出门了。
1934年12月9日，鲁迅在旧书店里淘到了一套《芥子园画谱》三集，是上海有正书局的翻印本，原版难得，翻本里头算这个最好。
他买下来，在扉页上提了一首诗，送给许广平：
"十年携手共艰危，以沫相濡亦可哀；聊借画图怡倦眼，此中甘苦两心知。"
这首诗，是两个人在上海共同走过的那些年最诚实的记录——没有花好月圆，没有歌舞升平，是"艰危"，是"以沫"，是"甘苦两心知"。
那本画谱，许广平一直留着，放在最容易拿到的地方，直到她自己的最后岁月。
【四】1936年，病越来越重，那盏深夜的灯
1936年，鲁迅55岁，他的身体情况到了最难撑的关口。
他自己早就知道这件事，在当年9月写给母亲鲁瑞的信里，他坦白说："男所生的病，报上虽说是神经衰弱，其实不是，而是肺病，且已经生了二三十年。"
一辈子不喜欢嚷病的人，到了这时候，才在家信里说了实话。
肺病是他早年在日本留学时候落下的根子，加上几十年里每天三四十支烟不间断，身体早就被掏空了一大半。
医生叫他不看书、不写字、不吸烟，他在给朋友的信里回说"如何办得到"——不是赌气，是真的办不到，不写字，他不知道日子还能怎么过。
1936年入春，病情开始大幅恶化。
体重下降得很快，那年体重最低的时候，有资料记载掉到了七十六斤，相当于一个十岁孩子的分量。
他在上海换了三处住所，最后这一处大陆新村9号，楼梯踩起来嘎吱响，他到了这年已经没法像从前那样快步走上去，只能扶着扶手，一级一级慢慢挪。
须藤五百三来得越来越勤，注射，开药，拍了X光片。
美国友人史沫特莱的介绍下，请来了美国肺科专家邓医生会诊，邓医生检查了一遍，结论是肋膜积水，要马上抽掉，积水一旦抽清，发热就能退，胃口就能开，身体的抵抗力就能增加，若即刻开始治疗休养，至少还可再活十年。
须藤五百三是主治医生，他否掉了邓医生的方案，认为不需要抽取积液。
鲁迅与须藤是旧相识，早年曾因牙痛向他求医，信任这个人的医术，于是采纳了须藤的意见。
此后病情一路向下，再没有反弹。
这年的秋天，鲁迅有时夜里会独自坐在书房里，不开大灯，窗缝透进来一点街灯的光，斜斜打在书桌一角。
他不写字，不翻书，就那么坐着，一根烟从指间燃到烟蒂，也不换新的。
许广平有几次推开那间屋的门，灯没亮，但能看见他坐在藤椅里的轮廓，头微微垂着，肩膀的弧度是那种人累到一定程度才会有的样子。
她走进去，把窗关紧了一点，叫他早点睡，他抬头看她，点点头，没说话。
等她走了，那扇门里头，有时候会有一种很轻的声音，不是咳嗽，是更深处的那种动静，是一个人独自把情绪压进去、压不住了才会有的声音。
他哭的什么，外头的人不知道。
但那些事情，在身体越来越撑不住的那些深夜里，在那盏开着又关、关了又开的灯底下，一点一点压进他心里，终于等到了一个出口——只是那个出口，要到他生命将要结束的时刻，才被打开。
那一刻，他对许广平说出来的话，让听到的人无不动容，也让后来读到这段历史的人，久久说不出话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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