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党的领导”是立法的前提，同时也是执法司法等各项工作的前提。“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
记得第一次将“坚持党的领导”明确写入法律之中，是在2013年修改反间谍法时。“党的领导，要坚定不移的坚持”，这是共同的认识。但是不是适宜在法律中明确写入，曾有不同认识。有观点认为，从更好坚持党的领导角度看，不适宜明确写入。主要理由有两个：一个是，反间谍法是小法，小法写了，而大法比如当时正在编纂的民法典不写，会不会造成“党只管小法不管大法的误解”？另一个是，执法司法过程中难免出现一些不规范甚至错误的行为，由此才有了追责和国家赔偿等方面的法律和规定。如果明确写入“党的领导”，会不会对社会传达“这些行为是在党的领导之下造成的错误认识”？所以，从对党好的角度看，不明确写入法律，充分发挥党在幕后的“统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更有利于维护党的形象和坚持党的领导。
我当时也是持这种观点的。记得在立法机关的一次组织生活会上，我也表达过自己的理由。我说：“我们的社会矛盾化解机制，有一个明确的序位。第一层是先由政府部门和公检法是去办，确实化解不了的，再由第二层，也就是充分发挥党统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组织各部门各司其职的共同解决。”“法律是直接面向社会矛盾的，主要规定的是是第一层。第二层的问题，通过工作机制协调更好。”“把党的领导写入法律，实际上是把党推向矛盾的第一线，效果不见得好。”
这些观点，都没有在立法过程中被采纳。2013年修改的反间谍法，第一次明确写入了“反间谍工作应坚持党的领导”。并进而在此之后，所有的法律修改时，都把“坚持党的领导”明确写入。
但在实践中，并没有发生当时立法过程中担忧的问题。主要原因是：坚持党的领导写在了法律的总则之中。分则内容仍是规定由政府执法机关、公检法具体实施。这样，一方面用总则的原则规定，宣示党在法律中统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另一方面又用分则的具体规定，明确矛盾的具体负责机关和化解程序。没有把矛盾在第一线上交。
这次修改律师法，延续了上述历史做法，明确把“坚持党的领导”，写入了法律之中。
上面讲的这是历史渊源。下面，我重点谈一谈，对律师特别是刑辩律师来说，这种修改，有何启示？
很多律师都有无力感，“我说的那么多、那么声嘶力竭，他们就是不听”。每当遇到这种情况，你就反过来想，坐在你对面的检察官、坐在审判席上的法官，也有自己的想法和认识。“他们能不能完全依照个人意愿行事？”“肯定不能。”
任何事都是有组织程序的，“坚持党的领导”而不是坚持“某个党员干部的领导”。党的决策程序和决策机制，本身就是一个严格的组织程序。在党之下，政府、公安、检察院、法院也都有各自的组织程序和议事制度，“综合各方面意见”才能是更正确的。“任何个人，都不能凌驾于组织程序之上”，更何况是律师？
所以，律师的意见只是一个方面，能纳入组织研究程序已是你的贡献。
对于为什么只有通过严格的组织程序，才能保证法律的正确实施，我举一个例子：
上周，我去山西省检察院参加一个听证会。主持会议的，是省检察院一位专职委员，省公安厅、市公安局、检察院等单位的同志，总共30多人参加了会议。会上，专委说：“对法律的理解可能有不同，不能说谁对谁错。”我笑着对她说：“如果对法律的规定存在不同理解，那一定就是有一个对的，有一个是错的。”“为什么要有组织程序和共同的议事机构，就是因为从个人角度可能理解不同，但上会研究后，盖上公章，理解就相同了。”“事实认定可能各有侧面和不同，但法律的规定只有一种正确的理解。”“如果法律可以有不同解释，事实又可以有模糊认识。这就相当于卖布的，尺子也不准，布也不准。价钱怎么定出来的？”“法律也有不同理解，事实更有不同认识，你们的量刑建议，还是明确的量刑建议是怎么出来的？”
她好像在思考，也好像想反驳。但最终，她选择了不搭理我。
这都是正常的沟通，但从中反映了依托组织程序，正确理解和适用法律，以及依靠组织程序进行有效辩护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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