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几年前，只要你打开电视机，大概率能看到一个穿着笔挺西装、戴着无框眼镜、说话夹着南方口音的学者。
他在讲台上把晦涩难懂的唐代佛教史、中外交流史讲得像评书一样精彩。
可要是你现在去复旦大学的校园里转转，或者看看近期的学术会议路透，可能会有些不敢认。
那个曾经在聚光灯下意气风发的年轻教授，如今马上就要到花甲之年，身材发福变胖，面容也留下了岁月的痕迹。
褪去了当年电视屏幕上的精致感，他变成了一个普普通通、有些胖乎乎的老教授。
好在父母都是读书人，家里别的没有，就是书多，在父母的影响下，他从小就把看书当成吃饭喝水一样平常的事。
年轻人的心里总是容易燃起一团火，他一激动，就给这位素昧平生的学术泰斗写了一封信。
季羡林先生晚年一共带了八个弟子，因为学科太晦涩、出路太窄，后来绝大多数人都无奈转行了。
进北大不到两年，年仅20岁的他因为天资好又肯下苦功，直接拿到了公派去德国汉堡大学深造的机会，去攻读硕士学位，后来又顺利拿到了博士候选人资格。
在学校里，他还拿过“季羡林东方奖学金”的一等奖，那时候的所有人都觉得，这颗学术界的新星，未来必定是一帆风顺，直接在象牙塔里待到退休。
他脱下长衫，转身扎进了商海。
从安静的图书馆到喧嚣的生意场，这个跨度不可谓不大，很多人为他惋惜，觉得一个搞学问的好苗子就这么废了。
但这几年的商界历练，恰恰成了他人生中极为重要的一环。
学术圈容易让人变得清高和脱节，而在生意场上摸爬滚打，让他看清了社会的真实面貌，也让他把身上的书生气和书呆子味洗刷得干干净净。
他不是经商的料，他的根在书斋里，1996年，迎来了他人生的第二次重大转折。
兜兜转转，他终于又回到了学术殿堂，这一扎根，就是大半辈子，重新端起学术这碗饭，并不容易。
尤其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社会上都在下海捞金，“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愿意踏踏实实坐冷板凳的人越来越少。
他用实力证明了，那个天才少年，把扔下的书本又稳稳地捡了回来。
到了2007年，命运的齿轮再次转动，那一年，中央电视台的《百家讲坛》节目组找到了他。
当时的《百家讲坛》火遍大江南北，是全国收视率的扛把子，节目组请他去讲《玄奘西游记》。
让一个搞严肃考据的大学教授去上电视，把历史讲给全国的老百姓听，这在当时其实是一件需要勇气的事。
他拿着扎实的史料，用老百姓听得懂的大白话，把真实的玄奘西行之路掰开揉碎了讲出来，节目一播出，收视率直接冲上云霄。
但在巨大的名利背后，争议和非议也如海啸般涌来。
学术圈里开始出现不同的声音，有人觉得他“不务正业”，有人批评他“自降身段去搞通俗国学”，甚至有人觉得他破坏了学者的严谨形象。
他不求大家听完他的节目就能成为国学大师，只希望大家能知道，老祖宗留下的东西里，有真正的智慧。
他没有趁着名气去疯狂走穴赚钱，也没有把自己包装成无所不知的“大师”，他选择回到了复旦大学的校园，继续做他的历史系教授。
与当年透明度极高的事业相比，他的个人生活可以说是低调到了尘埃里。
不管外界怎么好奇，他从来没有在公开场合谈论过自己的婚姻和子女，把工作和生活切割得清清楚楚，绝对不拿私生活炒作。
他不在乎所谓的名利浮华，觉得那些不过是生活的调味品，如今，快60岁的他，不可避免地发福了，变胖了。
曾经那个在电视上精神抖擞、口若悬河的学者，现在走在街上，就像一个普通的、甚至有些不修边幅的邻家大叔，老得几乎让人认不出来。
但这恰恰是他最真实的生活状态。 搞学问是一件极度耗费心血的事。
他常年保持着深夜看书治学、清早伏案工作的作息。这种“聪明人下笨功夫”的熬夜生活，必然会体现在身体的改变上。
但他不在乎这些外在的变化。
时间会带走很多东西，带走他在电视上的精致容颜，带走曾经的鲜花和掌声。
但那个发胖老去的身影背后，是一个学者在名利场里走了一遭后，依然能安稳坐回冷板凳的通透与从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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