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前几天新华社刊发评论文章《国足成绩再不好，也不是造谣的理由》，讲的是“佛得角邀国足踢友谊赛被婉拒”传得沸沸扬扬之际，中国足球协会7日辟谣说，暂未收到佛得角足协关于来华开展国际足球友谊赛的正式函件，更不存在“婉拒”一说。
按常理，权威发声，以正视听，事情就该结束了。
但在各种短视频社交媒体的评论区里，舆论的走向却跟有关部门期待的走向不太符合，不少人排队转发自媒体的二手传闻，并在这份盖章通稿下留下了几乎一致的评论：“本来没觉得，现在怎么越觉得是真的”、“肯定是怕输得太难看，私下拒绝了，被曝出来才赶紧否认的”。
其实归咎下来，不是网民智商集体退化，硬要说，这本来就是宣传自食其果。
佛得角的精彩表现大家都看在眼里，官媒们大张旗鼓宣传“佛得角唯一球场是中国援建”，“佛得角足协感谢中国”之类的，本着虽然没能去世界杯但是还是要赢的心理，硬要蹭。
另一方面热度起来了又控制不住，开始说“自媒体抹黑中国足球，博取点击、实现流量变现”。怎么说呢，就…挺精分的，说的是你，不让说的也是你。吃瓜的网民被溜来溜去，好像谁真的把这事看得很认真似的。
越辟谣，大家感觉越信了，这其实就是一种社会心理的防御本能。
二
针对这两天网上沸沸扬扬的体育局女干部占车位事件，7月11日，长沙市发布了一份两千余字的联合调查组《情况通报》。这份通报全文两千余字，初读之下，客观理性，精确到分秒，甚至列出了彭某某父母是“普通下岗职工”这样极具平民色彩的背景。但如果用编辑和主编的显微镜去剥离其词汇的微小差异，你会发现其刀笔吏的立场操纵已经到了令人惊叹的段位。
呦呦鹿鸣把这篇通报做了像素级的拆解，里面字词的微妙偏向，堪称教科书级别的修辞暗示，原文已经消失了，这里摘一些大意：
同样是不动车，写到业主闵某时，用的是“堵住彭某某车辆”，通篇写了4次“堵”；而写到女干部那同样在系统内上班的男友以车堵人时，却轻轻下笔，用的是“将车停在闵某的车头前”。“堵”是恶意的对抗，“停”是客观的静止。
同样是不配合挪车，写到女干部时是客观状态的“未移车”，写到业主时则是主观对抗的“拒绝移车”。
女干部撒谎解释，通报用“称”；业主表达诉求，通报用“声称”。女干部缺席调解，用中性的“未到现场”；业主缺席，却变成了“以繁忙为由拒绝到场”。
在这种词汇的游戏里，女干部成了一个朴实、委屈、只会撒点小谎的普通职员；而车位被占长达数日的业主，则被塑造成了一个胡搅蛮缠、态度恶劣、甚至敲诈勒索5万块的“恶人”。
通报还选择性地折叠了关键的事实链条：
它隐瞒了最重要的一幕——7月1日下午，业主在车库亲眼撞见女干部拿钥匙取东西，当场戳穿了她“在外出差”的谎言，这才是业主出离愤怒、彻底堵死车辆的信任起点；
它将女干部在民警面前大声叫嚣“我可以不走（移车），你爱堵就堵着”的强硬，虚化成了轻描淡写的“双方发生口角”；
它大肆渲染业主提出“把5万块补偿款捐给广西灾区”的条件，以此引导公众产生“讹诈”的联想，却对女干部提出的“不能公开道歉、不能拿调解书、车主必须同等向她道歉”的无理筹码只字不提。
三
这种选择性照亮，在最近的洪水等灾难性的事件中更为常见。
作为曾参与过多次灾难网络志愿救助的普通人，我打开响应程序看到的真实求助，是密密麻麻的“人”，与热搜上干干净净唱着爱国歌曲的救援视频，极为割裂。
没必要，真的没必要。
但朋友圈里，社交平台上，也静悄悄的。
从什么时候开始，所有的事件都静悄悄的呢？可能是一篇一篇帖子没了，一篇一篇文章没了，一个一个记者换了行业，一个一个热血冷掉了之后吧……
问结果的人没了，再然后问原因的人也没了，接着就没人再关心事件了，那么就可以说没有事件吗？
四
下面我们以邻国韩国为例，来看看过去观念水位的变化，会产生什么影响。
任何公共事件，本质上都是一次信用事件。每一次出面发声，都是在用管理中枢的信用进行资产质押。如果通稿是真实、坦诚、有错即改的，那就是在往信用账户里存钱；如果文书是遮掩、偏袒、精修字词的，那就是在用高息从信用账户里提款。
社会公信力是一本账，而且是利滚利的负债账本。在漫长而持续的公共信用透支后，社会的底层共识正在发生悄无声息的转变。人们在长期的信息真空与反转里，会形成了一套坚固的逻辑——“凡事先怀疑”。当通稿不再能作为信用中介，人们就不再看蓝底写了什么，而是退回到自己的经验里，去感知。
你告诉我外面没下雨，但我摸了摸自己的裤脚，上面全是湿泥。这时候，我就只信泥，不信你。
这种“只信泥”的防范姿态，很大程度上是被科层系统里那些充满“艺术成分”的文牍修辞训练出来的。
我们越来越习惯用“不清不楚、不明不白、不了了之”来收尾很多事件。宣传天真地以为，互联网是没有记忆的，热搜撑不过三天，只要把眼前的矛盾抹平，事情就算是“过去”了。
但社会心理学的账本很微妙的，它是无数个选择积起来的共识，是下一次做抉择时候的参考。
物理上的水退去了，但心理上的信用赤字没平。每一次“不了了之”的通报，看似平息了舆论，其实都是在社会信用的堤坝上开一个蚁穴。
社会信用有什么用？
德国社会学家尼克拉斯·卢曼（Niklas Luhmann）曾对信任做过一个极度理性的定义：信任的本质，是降低社会的复杂性。
人类社会是一个高度复杂的系统，如果我们缺乏基本的社会共识与信任，这个系统就无法正常运转。因为有了信任，我们不用每天清晨把买回来的牛奶送去实验室检测三聚氰胺有没有超标，不必担心给婴儿穿的纸尿裤里含有致癌的化工残留，不用怀疑每天炒菜用的花生油，是用装过煤制油的化工罐车混运进厨房的，也不用担心杨梅要泡泡药水……
因为有了对社会规则和制度信用的基本信任，我们签下一份合同时，不需要去调查对方三代的人品；听到一条公共信息时，不需要耗费巨大的精力去考证其真伪。信任，让合作的摩擦力降到最低，让交易成本近乎为零。
这就是被称为现代社会运转的最基础的防线——卢曼防线。
一旦这道防线失守，最典型的表现就是：生活会变得极其沉重和疲惫。因为在日常生活的衣食住行里，我们消耗了太多的心智和摩擦成本。
你需要学会看配料表；需要学会分辨原研药仿制药；需要登记、上报、写保证书、写承诺书；需要担心自己有软肋，连说话声音都不敢大；需要不接境外电话以防止被电诈；需要小心展览上仔细拍照的人、无缘无故问你天气的外国人；需要把自己的缴税用来雇佣在桥头的看桥员；还需要担心“躺平了”有可能是境外势力的谋划……
在这种不透明的环境下，人们会不可避免地陷入信息饥渴，唯恐担心自己在其中成为链条的最后一环。
最终，社会进入一种典型的“低信任均衡”状态。这是一种类似于囚徒困境的博弈：因为没有信任，每个人都把自我防御机制开到最大，以最大的恶意去防范身边的每一个人和每一件事。
没有人敢首先选择相信别人。最理性的选择就是优先怀疑，以最保守、最防范、最孤立的姿态生存。于是，每个人都优先选择不相信，社会整体的水位也就变得越来越不值得相信。
这样的水位会造成什么影响呢？这正是问题的所在。社会观念的水位不是一下子就降低的，而是在不知不觉中，每个人的合力作用下影响了人们的认知、决定、选择。
假设在韩国，今天坚决执行计划生育，明天突然放开二胎；今天合法的课外培训班，明天一纸文书需要关停；今天说好的育儿补贴，明天需要研究决定；今天欢迎企业免费入驻的工业园，明天要强制入股20%……动荡下，人们会选择观望，这是基因、人性，是关于生存的本能。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韩国几年前出生率骤降，年轻人不愿意结婚生孩子，大多都希望考公务员，没考上就不工作，大学招生也史无前例地高，热衷于炒股或者是综艺......一环又一环，跟韩国社会现实密切相关。
但在南韩的居民全员忙着抓北朝鲜特务的时候，有没有想过：
一开始，大家其实都是普通人，就想要健康开心地生活，安心赚钱，照顾家人，幸福生活，仅此而已。
这有什么问题呢？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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