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为我自己》：一个心理治疗大师的回忆录|医生|心理学|心理治疗|成为我自己|爱丽丝|精神病

这些年我们都爱说“做最好的自己！”要做自己，就先要找到自己，没有人比心理学家更会找自己吧？

欧文•亚隆是当代最著名、著作流传最广、最有影响力的心理治疗大师之一，是美国团体心理治疗的权威、精神医学大师、存在主义治疗的代表人物之一。《成为我自己》是他的封笔之作，字里行间有点“倚老卖老”的小调皮，也有“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的真诚。

“成为我自己”，这也许是欧文•D.亚隆教授的最后一本著作，他在本书中说：“一旦我完成了这本书，我确信再也没有什么书等待着我去写了。”

当一个八十多岁的心理学家回首来时路，审视自己的故事，他也会怀疑那些记忆。“变老就是一件事接一件事地放弃”，他放弃了网球、慢跑和潜水等爱好，童年记忆已经没有挖掘出“真正的”事实的希望了，也许是那些强烈的情绪绑在一起形成故事？

随着我年岁渐长，要核实这样的问题的答案就更加困难了。我尝试去再次体验我自己青少年时期的一些事情，但是我与我的姐姐还有表亲以及朋友核对的时候，我为我们所记忆的东西如此不同而感到震惊。
而在我的日常工作中，随着我帮助患者重构他们的早年生活，我逐渐深信一点，那就是：现实是不足信的和不停变换的。
回忆录，无疑包括这一本在内，比我们所认为的更像小说。

作者： [美] 欧文•D.亚隆（Irvin D. Yalom）

译者：杨立华、郑世彦

出版社：机械工业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19年5月，2022年1月重印（原版2017年）。

同理心

“我一生都在探索、分析、重建我自己”，欧文•亚隆首先写的是“同理心的诞生”。

这是半夜惊醒他的一个梦：他梦见十二岁的自己骑单车从长坡上溜下来，冲着爱丽丝——脸上长满斑点的女孩大喊：“喂，麻子。”爱丽丝的父亲拦下他教训一番。

“假如我盯着你看，挑出你的一个毛病，然后每次见到你的时候，就对你的毛病指指点点，你会是什么感觉？”他双眼紧紧凝视着我。“你的鼻子里有鼻涕，啊？叫你鼻涕虫怎么样？你的左耳朵比右耳朵大。假如我每次见到你，都说‘嘿，大耳朵’，你是什么感觉？叫你犹太男孩呢？嗯，这个名字怎么样？你会有什么感觉？”
我在梦里意识到，这并不是我第一次骑着自行车经过这座房子，我日复一日做着相同的事情——骑着自行车经过，用同样的话语冲爱丽丝大喊，试图发起一次谈话，试着跟她交朋友。而我每一次喊“嘿，麻子”，我都在伤害她，侮辱她。我感到惶恐不安，因为我每一次所造成的伤害，也因为我之前并未意识到这一点。

现实中，他真的在12岁的时候叫过爱丽丝“麻子”，但爱丽丝的父亲没有质问过他。当他85岁了，这个梦把封存了73年的脓包捅破了，里面装满了内疚，他当时以一种残忍的、毫无同理心的方式来获取她的关注。

永远的心结

欧文•亚隆22岁离家去波士顿上医学院。他回想离别时母亲没有哀伤，甚至觉得母亲应该松一口气。

那时我14岁，父亲46岁，他半夜从剧烈的胸部疼痛中醒来。在那个年代，医生是会到家里来看病的，所以我母亲很快就给家庭医生曼彻斯特博士（Dr.Manchester）打了电话。在宁静的夜晚，我们3个人——父亲、母亲和我——焦急地等待着医生的到来（我的姐姐，琼，比我大7岁，已经离开家上大学了）。
每当我母亲心烦意乱的时候，她就回到了原始的思维方式：如果发生了什么坏事，一定有谁做错了什么。那个人就是我。在我父亲疼得打滚的时候，那天晚上她不止一次地朝我大声吼叫：“你——你杀了他！”她让我知道，我的任性，我的不敬，我对家庭造成的动荡——所有这些——杀死了他。

大约凌晨三点，医生终于来了，给父亲打了一针。父亲后来逐渐康复，但他一直没忘记母亲那晚尖锐刺耳的嗓音，以及他内心的恐惧和愤怒。

那天晚上我目睹了父亲的濒临死亡，并前所未有地感受到了我母亲爆发的愤怒，然后做出了一个自我保护的决定，从此对她关上心门。我必须从这个家离开。接下来的两三年里我几乎没和她说过话——我们就像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的陌生人。
并且，最重要的是，我回忆起曼彻斯特医生进到我们家时所带来的深深的、遍及全身的宽慰。从来没有人曾经给过我这样一份礼物。就在那里，在那个时候，我决定我要像他一样。我将会成为一名医生，将他给我的安慰传递给其他人。

母子关系是他一辈子的伤痛，他对父亲也耿耿于怀。

他从来没有，哪怕是一次，反抗过我的母亲。在我母亲贬低和批评我的所有那些年里，我的父亲从来没有反对过她。他没有一次站在我这一边。我因为他的被动和缺乏男子气概而感到失望。

在不安中成长

父亲在哥哥的帮助下来到美国，开了一家杂货店，每天起早贪黑忙碌。父亲没有提过家族的事、家乡的事，包括犹太人大屠杀。

他记得大约20岁时，他和父亲去吃午饭，他问父亲是否相信上帝，父亲回答说：“在大屠杀（Shoah，希伯来语）之后，怎么还有人能相信上帝？”

小时候他住的街区并不安全，父母会毫不犹豫同意他去电影院或者图书馆，因为他们认为那里更安全。“反犹主义”威胁着他们，逃跑是父母教给他的唯一策略。直到现在，他还是回避对质、激烈的辩论，也不习惯公开表达愤怒。

我的妻子，知道我只喜欢四个人，最多六个人的小型社交活动，觉得我成为团体治疗的专家是一件相当滑稽的事情。但事实上，我带领治疗团体的经历证明是具有疗愈作用的，不仅是对我的患者而言，对我来说也是如此：它大大增加了我在团体情境中的舒适感。并且，长期以来，我在向众多听众演讲的时候，已经不怎么焦虑了。
另一方面，这些工作总是对我有利的：我不喜欢任何自发的对抗性的公众辩论——在那些场合我不能快速应对。年老的一个好处之一是，听众现在对我极为尊重：已经很多年甚至几十年，听众中没有同事或者提问者在言语上挑战过我了。

14岁以前，他和父母、姐姐住在杂货店上面一间狭小、简陋的公寓里。14岁以后，母亲买了一栋房子，全家搬到一个漂亮安静的街道，从此远离了老鼠、蟑螂、犯罪、危险和排犹威胁。

布莱格登街道和周围地区提供了一个田园牧歌般的环境。没有污秽，没有危险，没有犯罪，并且从来没有排犹评论。我的表弟杰伊（Jay），我一辈子的好朋友，也搬到了四个街区之外地方，我们经常见面。
石溪公园离我家只隔了两个街区，那里有小溪、游人步道、棒球场和网球场。放学之后，那里几乎每一天都有社区球类活动，直到天黑。

终身伴侣

15岁那年，他在罗斯福上高中，第一次见到玛丽莲。

当我走到她身边的时候，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但是脱口而出：“嗨，我是欧文•亚隆，我刚才从你家窗户爬进来的。”我不知道在她的注意力被别人转移走之前，我们还说了些什么，但是我知道我没救了：我就像一枚被磁铁吸住的钉子一样，并且我立刻有一个感觉，不，不只是一个感觉，是一份确信——她会在我的生命中起到重要的作用。

第二天，他紧张地打电话给玛丽莲，邀请她去看电影，这是他第一次约会。从此，玛丽莲成为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人，他们相恋、结婚，玛丽莲不仅是他的妻子，也是他的导师，引领他积极向上。

1955年，他上医学院的第三年，在波士顿市立医院的精神科实习。他要每周见一位患者，持续十二周。

在我见我的患者大约8次之后，轮到我呈报个案，我声音颤抖着开始了。我决定不仿效其他呈报者，他们都是按照正式的传统结构，报告患者的主诉、既往病史、家庭历史、教育背景，以及正式的精神科检查。相反，我用对我来说自然的方式：我讲了一个故事。

报告结束后，他准备迎接批评，没想到大家一致同意他的报告清楚地说明了问题。这一刻，他觉得一切都变了。他一直觉得自己无足轻重，但此刻他想，也许可以在这个领域提供某些特殊的东西。

他是博士，玛丽莲也不甘人后，后来她成为女性领域的著名学者。玛丽莲在攻读博士学位的同时还要照顾两个孩子，因为那时他在医院实习，工作时间很长，每隔一个晚上和每隔一个周末都不在家，玛丽莲认为这是她最艰难的阶段。

1960年8月，他结束约翰•霍普金斯的住院实习期，应征入伍，被分配到位于夏威夷火奴鲁鲁的特里普勒医院服役，玛丽莲带着三个孩子来了。这是天堂般的两年，他很少上夜班，有很多时间陪伴家人、看海、玩乐。

1962年，他退役后去了斯坦福工作，大量参与团体治疗，既是临床医生、老师、研究者，也是教科书作者。

他的事业蒸蒸日上，经济也好转起来。

《团体心理治疗：理论与实践》立即获得了成功，在一两年的时间之内，被美国大部分心理治疗培训项目列为教材；之后，它还在其他国家被列为教材。这本教科书历经五次改版，对团体治疗师的培训起了重要作用，并卖出了超过100万册，随着时间的推移，给了我和玛丽莲在财务上从未有过的安全感。
和大部分年轻的精神病学教员一样，我通过在周末的时候为各个精神病医院做咨询来增加收入，但是这本教科书一出版，我周末不再做咨询，而是接受邀请做团体治疗的讲座。

1980年，他在一次讲座后无意中发现这次门票每人40美元，这天起码超过600人出席，讲座的主办单位赚了超过20000美元，而只付给他400美元！

从那个时候开始，我签合同的时候都会分得每一次会议的合理份额，然后我讲座的收入很快就令我大学的薪水相形见绌了。

印度之行

1983年，他出版《住院患者的团体心理治疗》，再次拓展了对存在主义思想的认识。他决定学习更多的东方思想，填补他的认知空白。

我咨询过的所有专家都告诉我，仅靠阅读是不够的，重要的是从事个人的冥想练习。因此，在12月，巴黎之行快要结束之时，我告别了巴黎，告别了玛丽莲和本——他们还在那里待一个月，独自去了印度拜访葛印卡。

这次印度之行最有趣是他的“火车偶遇”。

他乘火车从孟买到伊格德布里，大约两个小时的旅程，碰巧与三位美丽的印度姐妹同坐，三姐妹也是去参加内观静修的。

他们聊了起来，姐妹说起一个神“甘尼许”的特征。

她解开长袍下脖子上带着的甘尼许胸针，把它举起来让我看。“仔细看看甘尼许，”她说，“他的每一个特征都有一个重要的信息。大脑袋告诉我们思想要大，大耳朵是要好好去听，小眼睛是要聚精会神。哦，还有一件事，小嘴巴告诉我们要少说话，这突然让我想起来，我是不是说得太多啦。”
“哦，不，远非如此。”她是如此美丽，以至于有时我很难专注于她说的话，当然，我没有告诉她这一点。“请继续，告诉我，他为什么只有一根象牙？”
“提醒我们要抓住好的，扔掉坏的。”
“他手里拿着什么？看起来像一把斧头。”
“是的，它意味着我们应该斩断牵挂。”
“这听起来很像佛教。”我说。
“请不要忘记，佛陀诞生于湿婆的大洋。”
“最后一个问题了。他脚下的老鼠代表什么？我看到每尊甘尼许的塑像都有。”
“哦，这是最有趣的一个特征。”她说。她的眼神使我入迷，觉得自己好像要融化在她的凝视中。“老鼠代表着‘欲望’，甘尼许在教导我们必须控制欲望。”

她们告诉他，静修期间是不能说话、不能看书、不能分心的。

“好吧，再见，”我说，并满怀希望地说，“也许我们可以在静修结束后，再在火车上聊一聊。”
“不，我的朋友，我们不能这样想。葛印卡教导我们，我们必须只生活在当下。过去的回忆和未来的憧憬，只会使人不安。”
我常常想起她临别时的话：“过去的回忆和未来的憧憬，只会使人不安。”这句话字字珠玑，饱含真理，但实现它的代价是巨大的。我认为自己无法付出那么大的代价，也不愿意那样做。

写作激情

1987年秋，他们最小的孩子本，离开家去上斯坦福大学了。他和玛丽莲决定全年休假，出国旅游并静心写作。

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在考虑写一本风格不同的书。我这一生都喜欢讲故事，而且我经常把一些治疗故事，有时只有几行，有时连续几页，偷偷地写进我的专业著作中。多年来，团体治疗教科书的许多读者告诉我，他们愿意忍受许多页枯燥的理论，因为他们知道会有一个故事等在转角处。
所以，在我56岁的时候，我决定做出一个重大的人生转变。我将继续通过写作教导年轻的心理治疗师，但我会把故事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我将把故事放在第一位，让它成为我教学的主要工具。我觉得，是时候释放我内心那个说故事的人了。

旅行给了他很多灵感。在巴厘岛上，他文思如泉涌。

在下午，玛丽莲和我则在海边漫步好几个小时，通常在不知不觉中，一个故事就会生根发芽，势头迅猛，迫使我把其他的笔记放在一边，专心致志于眼前这个故事。当我开始写作的时候，我并不知道故事会把我带到哪里，或者它会变成什么样子。当我看着它生根发芽、转眼变得枝繁叶茂的时候，我感觉自己似乎成了旁观者。
我经常听作家说，是故事在写自己，但直到那时我才明白这一点。

他在《妈妈及生命的意义》书里描述过一个梦，梦见他临死前回到游乐园，排队玩鬼屋。缆车来了，他坐上去，放下安全杆，此时他看到围观者之中有妈妈。

我挥舞双臂，大声喊叫，几乎每个人都听得见：“妈妈！妈妈！”就在这时，缆车摇晃了一下，向前移动，撞上鬼屋的大门，门打开了，露出黑暗的深渊。我拼命地向后靠，在被黑暗吞噬之前，再次大声喊叫：“妈妈！我做得怎么样？妈妈！我做得怎么样？”

这个梦境代表什么呢？他一生都试图逃避，逃离他的过去和妈妈？

当我走向死亡，走向那间黑暗的恐怖之屋时，我仍然在寻找存在的证明，但这个证明不是来自我的妻子、我的孩子、我的朋友、同事、学生或患者，而是来自我的母亲！那个我非常不喜欢的母亲，令我感到羞愧的母亲。是的，在我的梦中，我求助于她。我对着她提出了自己人生的终极问题：“我做得怎么样？”关于早年生活中依恋的持久力，还有什么比这更有说服力呢？

他在《直视骄阳》书里说，直面死亡是一种觉醒的体验，它教会我们如何更充分地生活。

在我作为一名精神科医生的训练期间，我从未听说过在治疗研讨会或个案讨论中谈论过死亡。似乎这个领域仍然遵循着美国精神病学界大佬阿道夫•迈耶的建议：“不要在不痒的地方搔痒。”换句话说，除非患者提出来了，否则不要自找麻烦，尤其是那些我们可能无法缓解的领域。
但我采取了相反的立场：死亡之痒自始至终都在，帮助患者探索他们对死亡的态度，将会使其受益匪浅。

2015年底，他患了几个星期的流感，紧接着发生了急性胃肠炎，出院后轻了20磅。

我有时认为，写作本身就是我努力在抵抗时间的流逝和不可避免的死亡。对此，福克纳（Faulkner）说得最好：“每位艺术家的目的都是捕捉运动并将其定格，这样到某个时刻，当一位陌生人读到它时，它便又活过来了。”我相信，这种想法解释了我对写作的激情——永不停止地写。

远程治疗

十几年前，他在旧金山带领一个执业治疗师的督导小组，有个新成员在东海岸执业多年后搬到旧金山。她有个住在纽约的患者，仍通过电话会谈为其治疗。

电话会谈！我很震惊！一个人在没有真正见到患者的情况下，怎么可能进行有效的治疗呢？治疗师难道不会错过所有的细节——复杂的眼神、面部表情、微笑、点头、临走时的握手——这些对治疗关系的亲密性来说至关重要的细节？
我告诉她：“你不能做远程治疗！你不能对一个不在你办公室的人进行治疗。”天啊，我真是个老学究！她则坚持自己的立场，坚持认为治疗进展很顺利，非常感谢我的关心。但我对此表示怀疑，几个月来我一直用猜疑的眼光看着她，直到我承认她有完全的自知之明。

后来，他也开始做远程治疗。

大约六年前，我对远程治疗的看法有所改变。当时我收到一位患者请求帮助的电子邮件，她要求通过Skype（一种网络电话工具）为她做心理治疗。她住在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方圆五百里之内都找不到心理治疗师。
事实上，由于一段极其痛苦的感情破裂，她故意选择移居到如此偏僻的地方。她犹如惊弓之鸟，如果她住在附近的话，我敢肯定她也不会愿意和我或其他治疗师在办公室面对面地会谈。

他犹豫再三，最终决定为她进行视频治疗。一年结束后，她在治疗方面取得了很大进步。

三年前，他第一次听说短信治疗，再次惊呆了，这似乎是一种扭曲的、没有人情味的、拙劣模仿的治疗过程。

新方法发展迅速。很快，谈话空间不仅提供短信治疗，而且还有可能让来访者和治疗师互留语音信息。然后，不用多久，来访者还可以选择通过实时视频会议进行会谈。很快，只有50%的会谈通过发短信，另外25%通过电话，25%通过视频。我预期会有一个不可避免的顺序，即来访者只在治疗的初期阶段使用短信，然后逐渐发展到音频，最后是视频——这才是真材实料的。
但我大错特错了！事情不是这样的！许多来访者更喜欢短信，拒绝电话和视频联系。这对我来说似乎有悖常理，但我很快意识到，许多来访者对短信的匿名性感到更安全，而且，年轻的来访者对发短信非常满意：他们从小就习惯发短信，而且经常喜欢发短信而不是打电话联系朋友。目前看来，短信治疗将在我们领域的未来继续发挥强有力的作用。

科技服务生活，虽然现在他相信远程治疗有用，但他确实很重视挑选患者。对那些情况严重需要药物或者住院的患者，他不会使用远程治疗。

“报团取暖”

欧文•亚隆带领过很多治疗团体，他也是很多团体的成员。在书中，他首次披露他最看重的“无领导治疗师团体”。

在我心目中，地位最高的是一个无领导的治疗师团体，在过去的24年里，我们每两周在其中一位成员的办公室里会谈90分钟。我们的基本原则之一是完全保密：我们团体中发生的事情必须留在团体中。
因此，这些段落将是我第一次披露关于这个团体的任何信息，我不仅得到了成员的允许，而且他们鼓励我写下来：我们都不想让这个团体死亡，我们不是在寻求不朽，而是想鼓励其他人也能分享我们所拥有的重要且丰富的经验。
作为一名治疗师，生活中的一个悖论是，我们在工作时从来不是一个人，但我们当中许多人都经历了深深的孤独。
我们工作时没有团队——没有护士、主管、同事或助手。我们许多人通过安排与同事共进午餐或一起喝咖啡，或参加案例讨论，或通过寻求督导或个人治疗，来改善这种孤独感，但对许多人来说，这些补救措施还不够深入。
我发现，与其他治疗师组成亲密的团体定期会面是有助于复原的，这个团体可以提供友谊、指导、继续教育、个人成长，偶尔还有危机干预。我强烈建议其他治疗师也创建一个像我们这样的团体。

这个“治疗师团体”致力于诚实地审视自己和彼此，他们的情绪总是可以得到深度处理。

我们从11个成员开始，所有的心理治疗师（10名精神病学家和1名临床心理学家）全是男性。在早期阶段，有两名成员退出，第三个人因医疗原因离开。在过去的22年里，这个团体一直非常有凝聚力：没有一个成员主动退出，出勤率也非常高。只要我在城里，从来没有缺席过；其他成员也将这个团体会面放在第一位。

当然，最大的支持是家庭。他有四个孩子，但他总把伴侣关系放在第一位。

我和玛丽莲结婚已经63年了，几乎没有哪天我不感谢自己的幸运，因为我有这样一个非凡的人生伴侣。然而，正如我经常对别人说的那样，一个人不是找到一段关系：一个人创造了一段关系。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我们都在努力创造我们今天的婚姻。

有人质疑他们的婚姻持久牢固，为何四个孩子都离婚了？

我怀疑有一些历史因素在起作用：40%～50%的当代美国婚姻以离婚告终，而在我同龄人中，离婚是非常罕见的。在我人生的前25年或30年里，我从来不认识一个离婚的人。

他一直没有真正退休，也自责过：“有多少85岁的精神病医生还像我一样努力工作？”

自从我1994年从斯坦福大学提前退休以来，我每天的日程安排都基本相同：每天上午写作3～4个小时，通常是每周6～7天；每天晚些时候开始看患者，一周五次。

医者不能自医？

书的最后，他似乎对自己的人生很满意。

我总是让我的患者去探索遗憾，并敦促他们追求一种无悔的生活。现在回想起来，我也几乎没有什么悔恨。
我有一个非凡的女人作为我的人生伴侣。我有可爱的孩子和孙辈。我生活在世界上一个得天独厚的地方，有理想的天气、优美的公园、富裕的生活、很少的犯罪，这里还有斯坦福大学——世界上最棒的大学之一。而且，我每天都收到邮件提醒我，我曾经帮助过遥远的地方的某个人。
因此，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所说的话很适用于我：“这就是人生？那么再来一次！”

可是，他的子女未必像他这样感觉幸福。他的四个孩子都离过婚，他们也坦白承认，自己很难像父母那样做到终身恩爱。

2026年2月，他的儿子——也是美国著名心理治疗师维克多•亚隆自杀离世，去世时66岁。家人称，多年前维克多就患有心理疾病，他曾经顽强斗争，但最终病情复发，主动结束了自己的生命。维克多的弟弟，同样从事心理治疗工作的本杰明•亚隆在维克多去世之后，在社交媒体上写下：“请紧紧抱住你所爱的人。”

在外人眼中，维克多是世俗意义上的成功者。他和父亲欧文•亚隆一样毕业于心理学专业，生前创办心理学网站、培训临床医师、创作心理学漫画。

维克多爱好雕塑、萨克斯、跳舞，学过魔术，在朋友们眼中，他爱笑、善良、有些搞怪，看问题一针见血。谁知道这样一个幽默又多才多艺的人，内心却堆积了多年的抑郁情绪？

在心理学历史上，心理学专家自杀的现象出现多次，“医者不能自医”是个无解的困境。很多人在欧文•亚隆的社交媒体留言安慰这位失去儿子的老人，有人写道：他曾是深渊的凝视者，也是深渊的栖居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