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辆行驶在上海的车流中，音响响起《Father and Son》的熟悉旋律，沈凯握着方向盘不自觉轻声哼唱。这是他结束三年任期、从云南大关返回上海后的第一个工作日，窗外是阔别已久的都市楼宇，脑海里却反复浮现乌蒙山深处的校园。
作为上海市七宝中学的骨干教师，三年前，沈凯投身沪滇教育协作事业，远赴国家级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云南昭通大关县，出任大关县第一中学校长。
在大关一中每年11月举办的银杏文化艺术节上，沈凯抱着吉他弹唱《Father and Son》的画面，至今印在许多师生的记忆里。当时，学生们或许并未完全听懂歌词，但歌曲中父辈的絮叨与子辈的叛逆、和解，却精准地叩击着当地许多因留守而隔阂的亲子关系。
地处乌蒙山深处的大关县，青壮年外出务工是普遍常态，大关一中近七成学生是留守儿童。长期的亲子分离，让代际隔阂、情感缺失成为不少家庭的隐痛，也直接影响着学生的成长状态。“这首歌描述的就是父亲和儿子之间那种充满矛盾但又无法割舍的亲情。”
沈凯将上海先进教育理念与当地实际深度融合，推行全员寄宿制，将学生集中到校园统一管理，填补校外无人照管的时间空白；引入七宝中学“全员导师制”，每位教师既授学业、也伴成长，全程关注学生的生活、情绪与思想，一点点补上亲情缺位的空白。
从一线城市的重点中学，到国家级贫困县的中学，落差有多大？沈凯的回答是：“那不是落差，是去填补一道光。”
这道光，照进过许多孩子的命运。一次家访中，一名原本成绩遥遥领先的男生，一个学期后成绩急剧下降。沈凯走进他的家，才明白什么叫“家徒四壁”——屋里没有像样的电器和家具，最醒目的，是墙上挂着的几张奖状。孩子的母亲已因病去世，父亲瘫痪在床，全靠爷爷奶奶种土豆、卖土豆供他上学。男生觉得读高中“没什么意思，不想再花家里的钱”。
“我跟他说，你虽然现在很苦，你家里人也很苦，但是他们支持你走到今天这一步，是希望你有更好的未来。”一次次上门家访，一回回促膝长谈，沈凯和孩子、家长反复沟通，终于帮男孩重拾信心，重返课堂。
2026年高考，大关一中历史性地出了4个超过985高校录取分数线的学生，这个男孩就是其中之一。说到这，沈凯眼里满是欣慰。
个体蜕变的背后，是学校办学质量的整体跃升。三年间，大关一中成功晋升为一级三等完全中学，本科录取率连年成倍增长，名师骨干数量超过建校80年来的总和，涌现出国家级优秀教师，学校管理制度完成现代化改革。
更珍贵的变化发生在精神层面，“孩子们的自信心变得更强了，眼睛里开始有光芒了，不会说读书读到一半想辍学去打工，更多的孩子希望通过学习改变自己的命运，走出大山。”
改变，不止发生在课堂与书本之间。
“早在1985年就说要建一片足球场，但大关县整座县城都建在山坡上，找一块平地都不容易。”沈凯说，直到2023年，在上海资金的援助下，这座足球场终于建成。
除了足球运动和日常跑操，上海老师还引入了趣味运动会。更深远的是，这片球场不仅属于大关一中，周边小学、初中甚至幼儿园的孩子都来这里锻炼。“可以说，这片足球场真正把我们整个大关县学生的体育运动给带动起来了。”
从教学质量提升到综合素质培育，从学校内部发展到县域资源辐射，三年间，上海教育帮扶的种子，在乌蒙山里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回到上海，工作生活逐渐步入正轨，沈凯的心里却始终装着大山里的校园。他牵挂着教师教研的长效发展，牵挂着AI教育的全面落地，而最让他放不下的，是后进学生的未来。
“希望下一批团队能给这一批后进的孩子多一点关注，我们到这里来，除了让优秀的孩子有更好的结果，每一个孩子我们都要关注。”沈凯说，“那些考不上大学的孩子，未来的出路在哪里，这是我离开大关前最放心不下的一件事情。”
此身已在浦江畔，此心犹在乌蒙山。如果能对大关的孩子们再说一句话，他依然想重复那句叮嘱：“请务必坚持学习，努力学习。失败只有一种，就是半途而废。只要努力付出，就一定会有收获。”
记者/ 视频：宿铭珊 阿力的尔图（实习）
审核：刘垦博 方雨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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