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南方涵盖亚非拉绝大多数发展中经济体，是全球绿色转型与应对气候变化的核心阵地。推动环境治理体系变革，既是全球南方打破“先污染、后治理”传统模式、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内在要求，更是重塑全球治理格局的关键一环。当前，全球南方环境治理正面临多重结构性桎梏：复合型环境危机、债务重压、治理能力有限、数字鸿沟持续加剧——彼此交织、相互强化，制约其绿色发展的战略空间。唯有系统识别瓶颈，以精准协同的对策予以回应，才能化被动为主动，走出一条兼顾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南方路径。

一、全球南方环境治理面临多重困境

一是复合型环境危机。全球南方国家普遍面临气候变化、土地退化、生物多样性丧失、生态系统破碎化及环境污染等多重环境危机。据联合国粮农组织发布的《AQUASTAT water data snapshot 2025》，全球人均可再生水资源量在过去十年间下降7%，而缺水严重的北非地区，其取水量却逆势增加16%，供需矛盾日益尖锐。同时，全球能源转型进程失衡，据国际能源署发布的《Renewables 2025》，2024年全球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增长主要依赖亚洲驱动，而非洲、欧亚大陆、中美洲及加勒比地区等全球南方国家集中的区域，其增长占比合计仅为2.8%，转型步伐显著滞后。生态保护方面，森林及栖息地面积逐年减少，据专家学者预测，南美洲大西洋沿岸森林的面积已缩减23%—36%，栖息地碎片化严重，预计到2070年，该区域小型哺乳动物的适宜栖息地将减少20%—50%。

二是债务重压困局。大量全球南方国家正在与高企的债务水平做斗争，大量财政资金被偿债挤占，同时缺乏稳定可获得的长期融资渠道，制约了卫生、教育、社会公平等关键民生领域，更压缩了生物多样性保护、清洁能源发展、气候适应等环境治理重大事项上的财政空间。债务负担与绿色投资不足相互交织，使全球南方在应对复合型环境危机时更加捉襟见肘。据联合国贸发会议发布的《债务世界》，自2010年以来，发展中国家的公共债务增长速度是发达经济体的两倍，在2024年达到31万亿美元；发展中国家还负担过高的债务成本，2024年债务利息达到9210亿美元，同比增长10%，全球有61个发展中国家将超过10%的财政收入用于偿还债务利息。

三是环境治理能力有限。当前全球环境治理体系呈现明显的制度复杂化与碎片化特征。发达国家凭借技术优势主导低碳规则制定，通过技术垄断与资金壁垒破坏制度公平，漠视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全球南方在环境治理体系中话语权不足，加之发达国家的资金技术承诺兑现率较低，发展权益与减排义务的平衡难以维系。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生物多样性框架、《巴黎协定》等诸多议程并存，且均设有缔约国须定期监测、实施、评估与报告的要求。对治理能力有限的全球南方国家而言，同时履约这些国际环境议程意味着沉重的行政负荷与财政压力。此类多重并行且缺乏协调的治理结构，不仅分散各国有限资源，也可能导致政策偏离本国更为紧迫的地方性环境优先事项，影响整体治理成效。

四是数字鸿沟持续加剧。全球南方在气候监测、生态保护、清洁能源利用等领域数字化能力严重不足，进一步拉大了南北方环境治理能力的差距。在全球数字化转型的浪潮中，南方国家由于基础设施、经济条件等问题，互联网普及率相对较低。据《衡量数字化发展：2025年事实和数据》，当前全球仍有22亿人处于“完全离线”状态，主要分布在低收入、低发展国家和农村地区。前沿算力、绿色技术、种业、高端制造专利高度集中于发达国家的跨国企业，南方国家普遍缺乏基础科研体系、高精尖人才与工业配套。人工智能、新能源、现代农业等新技术迭代下，传统劳动力成本优势快速削弱，数字基建缺口巨大，数字鸿沟衍生新的发展分化，本土化绿色技术研发举步维艰。

二、从被动应对到主动作为

一是建立跨部门多目标协同治理机制。推动全球南方国家建立“气候—生态—资源”协同治理机制，将气候变化适应、生物多样性保护、水资源管理、土地可持续利用、粮食安全、能源保障等纳入统一政策框架。针对北非等水资源极度短缺地区，优先推广海水淡化、智能灌溉等节水技术，并依托南南合作平台，促进区域内成功经验复制（如巴西的生态廊道建设经验）。争取在全球环境基金和绿色气候基金中设立南方生态恢复专项基金，重点支持大西洋沿岸森林等关键生态栖息地的修复与连通。同时，推动建立全球南方可再生能源技术共享平台，帮助非洲等地区加速低碳转型步伐，实现环境危机应对从单点治理向系统协同的根本转变。

二是推动融资机制创新和金融体制改革。允许全球南方国家将部分偿债资金转用于国内生物多样性保护、清洁能源等项目，实现债务减负与环境治理的双赢。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及G20框架下设立全球南方可持续融资机制，提供长期、低息、本币计价的融资渠道，减少汇率风险和再融资压力。将偿债压力与环境治理绩效挂钩，对取得实质进展的国家给予更优惠的再融资条件。联合国贸发会议可牵头建立债务可持续性与发展投资平衡的评估工具，为各国提供债务重组谈判的技术支持。同时，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发挥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新兴多边机构的作用，用好“全球发展和南南合作基金”，实现从“输血”向“造血”的根本转变。

三是推动全球环境治理体系改革与能力共建。倡导在联合国框架下设立全球南方履约能力支持专项基金，用于提升发展中国家在环境监测、数据统计、报告撰写和项目评估等方面的行政与技术能力，减轻多公约并行带来的沉重负担。积极协调《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生物多样性公约》《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三大公约的报告要求，探索建立统一的“国家可持续发展履约报告”模板。在国际谈判中，全球南方应通过“77国集团和中国”等机制集体发声，推动发达国家切实兑现气候资金承诺，并建立技术转让时间表。同时，探索设立全球南方环境治理协调办公室，整合履约职能，确保国际义务与本国最紧迫的地方性环境问题有效衔接。

四是构建包容性数字与绿色技术基础设施。建立全球南方数字基建共享平台，优先支持农村和偏远地区通过卫星互联网、社区网络和低成本移动通信技术实现“离线人口”的联网接入。同时，推动设立全球南方绿色技术转移与孵化中心，重点布局人工智能、可再生能源、精准农业和高端制造等领域的适用性技术研发，支持本土化科研体系建设与高精尖人才培养，着力提升气候监测、生态保护、清洁能源利用等方面的数字化能力。打破跨国公司的技术垄断，倡导国际社会对关键数字与绿色技术专利实行差别化授权机制，对最不发达国家豁免部分专利费用，对中等收入南方国家提供优惠许可条款，降低绿色技术获取门槛。建立数字和绿色技能培训基金，帮助传统劳动力向新兴技术岗位转型，将人口红利转化为数字时代的发展红利，切实缩小南北方环境治理能力差距。

作者：

郇轶中 中国农业大学副教授

宦梅丽 中国旅游研究院（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助理研究员

来源：中国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