霁红、天青、月白、苍黄、槿紫、藕荷、雪灰、远山黛……诗词文献中，不少只可意会的传统中国色，在近期上海举办的两个展览——久事美术馆的“一瓷一色一世界：上海博物馆藏明清颜色釉瓷器特展”和世博会博物馆的“国采——故宫藏清代帝后服饰展”上，熔铸于瓷器，凝结于织物，在人们眼前有了具象化呈现。
“色彩是第一观感，也是文物名的第一要素。”故宫博物院宫廷历史部研究馆员章新指出，中国传统色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史、政治史、工艺史、丰俗史、贸易史、科技史等，对于今天的人们继承传统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创新的工艺
中国色的留存，离不开物质载体。章新告诉记者，得益于制瓷与染织等工艺技术的突破性创新，明清时期的中国色呈现出多元面貌。
明清时期景德镇的颜色釉瓷器品种臻于完备，蔚为大观。仅雍正至乾隆朝督陶官唐英《陶成纪事碑》所载，便有三十余种之多，或仿古或创新。上海博物馆陶瓷研究部主任彭涛举例，仅红釉制瓷技术的演进就堪称传奇。唐代长沙窑初试铜红釉，讲求釉料、气氛、温度的精准把控，往往“十窑九不成”。而现身“一瓷一色”展的一只明宣德景德镇窑红釉盘，呈现出通体鲜红的色泽，折射出的便是在永乐、宣德时期达到成熟的高温铜红釉烧制技术。他特别提醒大家留意这件瓷器口沿的白边，坦言“这并非刻意形成，而是氧化铜作为高温发色剂自然流动形成的，俗称‘灯草边’”。
展出的两件康熙年间豇豆红釉，分别为水盂与印盒，也是非常名贵的瓷器品种。彭涛透露，豇豆红釉采用吹釉法烧成——工匠用竹管蒙上纱布蘸釉，一层层吹上去，极难均匀，因此常形成斑斑点点的苔点，发色纯正者被称为“桃花面”“娃娃脸”，下品成了“驴肝马肺”。正因烧成难度极大，这类瓷器基本没有大器，最高也就20公分左右，绝大多数是文房用具，或是放置在书桌上用于装饰的。而创烧于康熙晚期的胭脂红釉，则源自西洋珐琅工艺，雍正时期达到顶峰。此次展出了一只圆盘与一只盖碗，因黄金着色剂含量的不同，它们呈现出不同深浅的胭脂红。
在“国采”展中，晚清不少服饰的色彩亦受西风东渐的影响。彼时的流行色雪灰与品月色，均为由进口染料催生的新色。从现身展览的一光绪年间雪灰色牡丹桃纹暗花绸单衬衣可见，雪灰附上特有的灰调，有着沉静的特质。展出的光绪年间品月色缎平金银绣水仙团寿字纹单氅衣则泛着淡淡的荧光，颇为靓丽。
无声的秩序
“中国色的文化内涵，远不止于审美。”上海博物馆馆长褚晓波指出，在中国古代，色彩与天地四方、等级秩序紧密相连。用色彩对应方位、区分等级，规范祭祀、服饰、器物的用色规则，让色彩成为国家秩序的具象载体。
“国采”展开篇便以清代皇帝礼天地的四件不同颜色祭服，让人们对被纳入礼制体系的中国色一目了然——冬至天坛祭天，需着蓝色祭服；夏至地坛祭地，需着明黄色祭服；春分日坛祭日，需着红色祭服；秋分月坛祭月，需着月白色祭服。这是“四郊祭祀”大典中严格遵循的礼制规范，背后是中国古代“天人合一”与“五行五色”的哲学思想。其中，展出的嘉庆帝祭月时所穿的月白色祭服令人意外，这“月白”呈现的蓝，程度竟然远胜于想象中接近于白色的浅蓝。
至于明清之际最为尊贵的颜色，无论在瓷器还是服饰上，黄色都当仁不让。其根源在于，黄色在五行中属土，而中国古代作为农业社会，素有“敬土”的传统，且其对应的方位恰为“中”。
明清两代，黄釉为皇家所独享。“一瓷一色”展中，有一件光绪年间景德镇窑的黄釉花尊，就出自储秀宫，是慈禧太后用过的。彭涛告诉记者，黄釉在烧制时尺度不好掌握，淡一点显得寡淡，浓一些则显得土。此次展出的一件烧制于明代弘治年间的景德镇窑黄釉盘，在灯光下莹润可人，被业内公认有着理想的黄色调。
再看服饰，明黄色龙袍是清代皇帝、皇太后等最高等级身份的专属服色。“国采”展以丰富的服饰实物揭示，除了明黄，黄色还可细分为杏黄、金黄、香色等诸色，不同色阶意味着不同等级。例如，杏黄是微微发红之黄，等级上仅次于明黄，一般专属于皇太子夫妇；金黄的红色调更重，近似橙红，供皇子、贵妃、妃使用；香色加入了绿色调，雅致含蓄，色域较宽，可以从黄褐至黄绿，是黄色系中等级最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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