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舟江湖：一周城市生活|划龙舟|民俗|温州|竞渡|节日氛围|龙舟江湖|龙舟队

提起温州，人们常联想到活跃的民间资本与商业网络——上世纪末本世纪初,温州民间资本一度密集涌入多个城市的房地产市场；而在巴黎、意大利普拉托等欧洲华人聚居较为集中的城市，由于当地温州籍侨胞数量庞大，温州话也成为社区内部日常交流的重要语言之一。

近两年，美食、工艺、山野等在地文化内容的持续挖掘，让“温州性”有了更多元的注脚。几年前，我在社交媒体上注意到有人开始系统记录温州的龙舟文化，他们把龙舟基地、训练和巡游的路线标注在地图上，记录并梳理龙舟俱乐部的发展脉络，甚至绘制龙舟厂的剖面，其中现代化的高楼和逼仄桥下空间里的龙舟基地形成了强烈对比。

2026年6月，“舟行千里靠众桨”，温州龙舟五年纪实影像展在温州开幕，展览以五年纪录为叙事脉络，通过纪实影像、民俗实物、场景展陈等形式，呈现温州龙舟从传统民俗走向现代竞技的蜕变之路。现场既有训练、仪式、竞渡等热血瞬间的照片、视频，也有队服、奖杯、老物件等实物陈列。借展览机会，我和展览策展人，也是持续记录了温州龙舟五年的建筑师张云斌和影视从业者卞冰晶，一起聊了聊他们眼中的龙舟江湖。

（本期主持：王越洲）

近期回顾

建筑师张云斌是土生土长的温州人，受1994年至2004年的温州十年禁划龙舟政策影响，他小时候没有看过龙舟，第一次对划龙舟印象深刻反而是在香港大澳。彼时在香港工作，每逢周末和节假日他就会去到香港各地去观摩各类民俗活动，从盂兰胜会、大坑舞火龙，到各村的神诞与打醮。有年端午，他到香港著名渔村大澳观看龙舟游涌，虽然大澳只有几条龙舟，但龙舟活动、人和环境之间的关系深深吸引了他，也为后续回到温州观察龙舟埋下了一颗种子。

展览现场

回到温州后，正值温州大拆大建时期，云斌痛心于家乡的老房子、老街道正在自己眼皮底下慢慢消失，于是抓紧时间拿起相机走访那些还留存的区域。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他发现村镇虽然被大量拆迁，昨日世界迅速离去，但民间龙舟活动却神奇地延续下来，并且仍有旺盛的生命力。他的好奇心被激发：在经历快速变迁的城市中，是哪些人、在哪些空间组织龙舟活动？当下的龙舟活动与过去有何不同？龙舟队面临怎样的具体境遇？……带着诸多疑问，从自发地为各个龙舟队拍摄训练、斗龙、端午仪式以及比赛开始，云斌慢慢地进入温州的“龙舟江湖”，逐渐和各村的龙舟队员们混熟了。

根据几年来的记录和观察，建筑师出身的云斌认为，空间形态反映温州龙舟的社会生态。目前的温州龙舟空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在传统乡土社会中，龙舟活动深深嵌入其中的“共有地点”：宫观龙舟间、村口榕树下、河边长亭、祠堂前的空地，此类空间在城市中仍有保留，但数量较少；另一类，则是随着城市更新，龙舟不得不隐匿其中的市政桥梁下方、沿河公共步道的尽端。后者是城镇化进程中偶然产生的剩余空间，与前者传统村落共有地点的社区性与归属感不同，成为龙舟在当代温州城市中的栖身之所。

温州市近年龙舟空间分布地区，在普通人所认知的陆路系统之外，水乡人还有一个特有的水路系统

《建筑模式语言》一书中提到的“共有地”（common land），在温州的语境中，即是水乡村落共同体的空间载体，维系着熟人社会的日常联结。大拆大建重塑城市格局，云斌认为当下的城市建设过度侧重“公共空间”（public space），例如大量的滨河步道贯通，反而忽视了“共有”的社会价值。事实上，如今民间龙舟热度不减，无论是村龙还是俱乐部龙舟，其活动组织与日常运维，都难以脱离乡土社会的“共有”基础。在城市隐蔽角落中找到生存空间的各村龙舟基地，虽然仍为村民共有共用，但因空间与社区相对脱离，“共有性”大打折扣。

展览中关注的豪兴名龙俱乐部基地就是这样一处空间。车行道与人行道之间的窄缝楼梯，引导人们进入桥下的龙舟世界。桥下空间过去为林村土地，市政桥梁建成后，村民自发整理场地、浇筑地面，添置集装箱做室内空间，林村龙舟基地由此诞生。林村的村龙在此地逐渐转型为名龙龙舟俱乐部，短短五六年取得瞩目成绩。名龙逐渐成熟后，林村的龙舟爱好者延续之前队名“螃蟹队”，再组村龙，由此训练基地形成俱乐部使用为主，兼顾村龙错开训练时段共用的日常使用状态。

位于市政桥梁和人行道夹缝中的龙舟基地

名龙龙舟基地内

桥下空间狭小，仅容一船及一排酒席圆桌。在端午前，人们为争取使用空间，会搭建水面塑料浮台

以空间视角切入后，有过社区营造经验的云斌和冰晶开始逐渐把关注点转移到“人”及“组织”上。他们认为民间龙舟俱乐部最具张力的特质之一是包容。队员们来自各行各业，覆盖不同的年龄和职业，有公职人员、体育从业者、私营企业主、白领蓝领，也有学生和乡民，全员皆是业余爱好者，没有专职训练的优越条件，却凭着赤诚初心与执着坚守，用朴素的热爱，撑起一整年步履不停的龙舟征程。

豪兴名龙年度的比赛和训练安排

龙舟队的训练贯穿春夏秋冬。春节刚过，正月里就是开工冬训窗口期，队伍借此聚拢人心，也是年轻划手赶上老队员的关键阶段。五一斗龙如同期中考，各队相互摸底试探、调整竞技状态；端午之前，民间龙舟热潮涌动，队员们参加传统龙舟进河仪式、周末及夜间斗龙; 端午传统龙大赛则是年度期末考试，全队高频集训、全力备战。端午过后，队伍转战温州和全国系列赛事。步入冬季，常态化零散训练不停歇，保持体能和水感，也维系团队凝聚力。全年不间断的自主训练与赛事征战，成为队员们的日常生活，也让队员们在朝夕相伴中形成紧密联结。

龙舟竞技高度依赖整体协同，队员之间桨法技术上的互帮互助是常态，这种自发协作的精神，很难在别处寻见。然而，这种深厚情谊同时又是脆弱的：俱乐部由爱好者自愿集结，无劳动合同或制度约束，一旦队内产生分歧，每个人都随时可以抽身离开，人员频繁流动是常态。这种紧密协作与自由离散并存的内在张力，正是民间龙舟俱乐部的组织之难。

名龙2023年夺得传统龙舟冠军后的合照

团体竞技本就不可避免会有输赢和矛盾，而在重要比赛之前常出现的强队合并，使得部分队员失去上场机会，更容易激化队内矛盾。队里几位核心组织者承担不同的角色，需要分头去协调和处理队内和队外大大小小的关系，在解决问题的同时团队内也会形成更紧密的关系。

云斌觉得龙舟队组织的难度不亚于一家小型公司。他还记得鼓手的故事。那是在豪兴名龙2025 年成功卫冕传统龙大赛冠军的一个月后，他们在端午民间散斗中掉以轻心，在起步慢几桨的情况下，输给了老对手，也是当年大赛的第四名。对于刚获得冠军的队伍来说，这是一件颜面扫地的事情。当时队里多数人都指责坐在船头未能及时反应过来的队长，队长承担巨大压力。

正巧隔天龙舟队要去给友队村龙“割稻”（指民间斗龙代划行为，俱乐部队员受村龙邀约代划并换取物资或酬金，既维系俱乐部运转，也互通竞渡技艺；但外援代划削弱村民参与，或催生竞渡功利化及酬金内卷），按惯例“割稻”轮不到鼓手去，但鼓手坚持要去现场，他说，当队长被队里很多人指责时，他一定要去支持队长。如果不去可能队里会人心涣散。他说：“我爱的不是龙舟，我爱的是名龙。”足以见得他对并肩兄弟、对队伍有着极强的认同感与归属感。

做龙舟的人也让云斌钦佩。对竞技有高要求的俱乐部，常会邀请龙舟厂老师傅进驻队伍训练基地现场造船；制船师傅也会去实地去看龙舟在水域中的实际竞渡表现。有时比赛时间紧，新龙舟会有些小瑕疵，就需要师傅现场马上调教，比如加固局部木板，调节缆绳，或是根据每个划手的需求增加踏板。云斌开玩笑说，这不就是建筑领域追求的生长型设计。

龙舟厂现场。杨敏图

这次展览名称“舟行千里靠众桨”取自龙舟队队员自创横幅标语的前半句，后半句是“功成宴上敬兄弟”。横幅悬挂在年终解缆酒的背景墙上，道尽同舟情义。可是，何为“众桨”？当代民间龙舟俱乐部，脱胎于传统村龙，由赛事驱动，形成一个个紧密的“竞技共同体”。这类龙舟队没有传统村龙的村落宗族羁绊，人员流动性极高，却依旧扎根于“地方社会”，始终处在一个流动与凝聚的动态平衡之中。“众桨”，就是这样一个看似模糊、又格外清晰的群体画像。

展览现场，龙舟实物因为太长，尾部钻出展厅成为了园区的打卡点。张亮图

龙舟队像一个社区，体育竞技只是其中一部分，还有队伍内外繁杂交织的人际网络需要协调、维系与经营。龙舟江湖属于温州，但就像他们所在的空间一样，不太能被人进入，也很难让人理解，但龙舟竞渡依旧拥有强大的生命力，在城市剧烈变迁的过程中顽强地延续下来。云斌说，城市人大多是算计心态，但龙舟人是在赛场上拼尽所有，在他们身上看到了不一样的温州人特性：有活力、有血性、也有情义。

展览的最后一个周末，云斌参与组织的“街角共读”小组还策划了“生活在水乡温州：今天我们如何与家门口的河流共处？”的读书会，共同讨论面对温州河道与人日渐疏离的现状，普通人该如何重建与水系的亲密联结，试图促进更广泛的公共讨论，推动公众对水乡人地关系的持续思考。

五六年前，云斌和他的朋友们进入温州这片“后水乡时代”的“龙舟江湖”。随着深入纪录，他们也逐步成为龙舟队伍的一分子，越来越感受到温州龙舟的无穷魅力。展览虽然告一段落，但龙舟还在温州倔强地生长着。每天总能在一些河道中听到划手们整齐划一的呼号，就像水一样，柔软而坚韧地存在于城市的缝隙中，这也是云斌和冰晶几年关注龙舟下来的最大触动。接下去，他们想将这几年记录的影像制作成纪录片，让更多人感受温州龙舟江湖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