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2月，55岁的吕日周从山西省体改委主任调到长治，刚到任，干部圈里就传开了几件事。有人记得他在朔州当市长时，摘掉30多个局级单位的牌子，也有人听说，他在原平当县委书记时就喜欢动真格。
这样的干部来到长治，会带来什么变化？很快，答案就摆在了街头、机关和村庄里。
吕日周没有急着听汇报，也没有先把各县领导叫来表态，而是先跑了一圈基层。他看厕所，看机关门口，看老百姓能不能找到办事的人。这个切入口很小，却把问题点得很准。一个县城连厕所都管不好，干部上班找不到，群众办事还要看脸色，谈再多发展规划，又能落到哪里？
他到一个局里调研，局长办公室没人，秘书也说不清局长去了哪里。吕日周没有马上离开，而是搬把椅子坐在门口等了40分钟。局长回来后解释说，自己下基层检查工作。吕日周没有否定检查工作，只提醒了一句，出门前在门口写清楚去了哪里，几点回来。
这件事传开后，长治干部知道了，新书记不只看材料，也不接受模糊说法。
他要求干部挂牌上岗，去向必须公示。开会迟到，工作人员就把单位和名字写在黑板上。第一次有十几个人迟到，第二次一个也没有。后来，《长治日报》的监督哨栏目开始点名批评，哪个单位、哪个科室、哪个干部出了什么问题，尽量写明白。
一位局长因为上班时间打麻将被公开批评，觉得没面子，跑去找吕日周。吕日周反问，打麻将时有没有想过老百姓怎么看？这句话不复杂，却把机关作风里的关键问题说透了，干部的面子，不能建立在群众办事受堵上。
长治当时还是一座煤城，城市灰，树也少。吕日周没有把绿化看成小事，提出建设山水园林型城市，带干部上街种树，自己挖坑、浇水、培土。有人疑惑，市委书记不盯着经济指标，为什么总在种树？
三年里，长治绿化覆盖率从30%提高到43%，滨河公园和几处广场建起来，街道也多了树。这个变化不只是好看，老百姓夏天有了乘凉处，平时也多了散步地方。城市治理有时就是这样，数字能说明一部分，居民每天走过的街道，才会告诉人们变化到底有没有发生。
不过，把一座城市的变化全归到一个人身上，也不准确。长治的改善离不开干部执行、群众参与和持续投入，吕日周的作用，更像是把事情推到前面，把标准立起来，再逼着各级干部跟上。
他抓得最紧的，还有干部下基层。县处级以上干部每年至少到农村住三天，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有人说工作忙，吕日周就先拎着铺盖卷去了平顺县西沟村，白天锄地、挑粪，晚上住农民家的土炕。
一位老太太拉着他说，多少年没见过市委书记到家里炕头坐坐。这样的场景，未必能马上变成统计表里的成绩，却能让干部听到真实的诉求。再漂亮的汇报，也替代不了村民当面说一句，家里缺什么，路上难在哪里。
他还要求干部结对帮扶困难户，自己联系一位残疾老人，每月去看看，带些米面油，坐在院子里聊天。每天早晨6点半，他又带干部在街上跑步。理由也很直白，身体是干事的本钱，老百姓天天见到干部，时间长了就熟悉，熟悉了才愿意开口。2003年，吕日周离开长治，调任山西省政协副主席。送行的人很多，干部记住的是那些规矩，百姓记住的却是树、街道，还有那个住进农民家里的市委书记。他后来在《长治，长治》中写道，共产党的官，不是坐在办公室里批文件的官，而是蹲在田间地头解决问题的官。二十多年过去，干部换了几茬，城市也早已变化，但树还在长，监督哨的记忆还在，曾经受过帮助的人还会念叨他。
为什么有人离开后，名字很快就淡了，有人却总被群众提起？说到底，不是因为职位有多高，而是他留下的东西，能不能让人继续使用，继续受益，继续相信干部说话算数。吕日周在长治三年，为什么干部怕他百姓念他
2000年2月，55岁的吕日周从山西省体改委主任调到长治，刚到任，干部圈里就传开了几件事。有人记得他在朔州当市长时，摘掉30多个局级单位的牌子，也有人听说，他在原平当县委书记时就喜欢动真格。
这样的干部来到长治，会带来什么变化？很快，答案就摆在了街头、机关和村庄里。
吕日周没有急着听汇报，也没有先把各县领导叫来表态，而是先跑了一圈基层。他看厕所，看机关门口，看老百姓能不能找到办事的人。这个切入口很小，却把问题点得很准。一个县城连厕所都管不好，干部上班找不到，群众办事还要看脸色，谈再多发展规划，又能落到哪里？
他到一个局里调研，局长办公室没人，秘书也说不清局长去了哪里。吕日周没有马上离开，而是搬把椅子坐在门口等了40分钟。局长回来后解释说，自己下基层检查工作。吕日周没有否定检查工作，只提醒了一句，出门前在门口写清楚去了哪里，几点回来。
这件事传开后，长治干部知道了，新书记不只看材料，也不接受模糊说法。
他要求干部挂牌上岗，去向必须公示。开会迟到，工作人员就把单位和名字写在黑板上。第一次有十几个人迟到，第二次一个也没有。后来，《长治日报》的监督哨栏目开始点名批评，哪个单位、哪个科室、哪个干部出了什么问题，尽量写明白。
一位局长因为上班时间打麻将被公开批评，觉得没面子，跑去找吕日周。吕日周反问，打麻将时有没有想过老百姓怎么看？这句话不复杂，却把机关作风里的关键问题说透了，干部的面子，不能建立在群众办事受堵上。
长治当时还是一座煤城，城市灰，树也少。吕日周没有把绿化看成小事，提出建设山水园林型城市，带干部上街种树，自己挖坑、浇水、培土。有人疑惑，市委书记不盯着经济指标，为什么总在种树？
三年里，长治绿化覆盖率从30%提高到43%，滨河公园和几处广场建起来，街道也多了树。这个变化不只是好看，老百姓夏天有了乘凉处，平时也多了散步地方。城市治理有时就是这样，数字能说明一部分，居民每天走过的街道，才会告诉人们变化到底有没有发生。
不过，把一座城市的变化全归到一个人身上，也不准确。长治的改善离不开干部执行、群众参与和持续投入，吕日周的作用，更像是把事情推到前面，把标准立起来，再逼着各级干部跟上。
他抓得最紧的，还有干部下基层。县处级以上干部每年至少到农村住三天，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有人说工作忙，吕日周就先拎着铺盖卷去了平顺县西沟村，白天锄地、挑粪，晚上住农民家的土炕。
一位老太太拉着他说，多少年没见过市委书记到家里炕头坐坐。这样的场景，未必能马上变成统计表里的成绩，却能让干部听到真实的诉求。再漂亮的汇报，也替代不了村民当面说一句，家里缺什么，路上难在哪里。
他还要求干部结对帮扶困难户，自己联系一位残疾老人，每月去看看，带些米面油，坐在院子里聊天。每天早晨6点半，他又带干部在街上跑步。理由也很直白，身体是干事的本钱，老百姓天天见到干部，时间长了就熟悉，熟悉了才愿意开口。
2003年，吕日周离开长治，调任山西省政协副主席。送行的人很多，干部记住的是那些规矩，百姓记住的却是树、街道，还有那个住进农民家里的市委书记。
他后来在《长治，长治》中写道，共产党的官，不是坐在办公室里批文件的官，而是蹲在田间地头解决问题的官。二十多年过去，干部换了几茬，城市也早已变化，但树还在长，监督哨的记忆还在，曾经受过帮助的人还会念叨他。
为什么有人离开后，名字很快就淡了，有人却总被群众提起？说到底，不是因为职位有多高，而是他留下的东西，能不能让人继续使用，继续受益，继续相信干部说话算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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