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阿默斯特学院教了二十年人文与社会科学之后，我发现自己一直依赖的那个前提正变得摇摇欲坠：学生真的会去读书。每周布置的长篇、艰深文本，曾经是整个课程的默认起点。如今，这个前提开始让人感到天真。
学生现在走进我的办公室，不再是为了讨论读过的内容，而是问怎样才能快速浏览过去。大多数时候，我选择拒绝。我试着教他们精读——那种缓慢、刻意的阅读，没有任何捷径可走。但我也在怀疑，自己是否正在对抗一场早在这些学生踏进大学之前就已经开始的滑坡。
这种感受并非凭空而来。一项在2024至2025年间对1250名高中英语教师进行的调查显示，他们平均每年只布置2.81本完整的阅读书目，而在2008至2009年对400名教师开展的一次可比调查中，这个数字是每年4本。如今，一些高中生甚至完全不读任何完整的书，只接触节选。
阅读的衰落并不局限于青少年群体。美国国家艺术基金会的研究主管苏尼尔·伊延加尔在2024年发现，只有49%的成年人表示自己在过去一年至少读过一本书，而十年前这一比例还接近55%。阅读能力也在同步下滑：2025年，有32%的十二年级学生阅读水平处于基础线以下，2002年这个数字是24%。哈佛大学教育学教授马丁·韦斯特指出，美国人的读写素养在2010年代中期达到顶峰，此后便一路走低。
自1636年哈佛学院建校以来，阅读就一直是美国生活的核心。当年哈佛认定其入学新生不仅要精通英语，还要能读希腊文和拉丁文。托马斯·杰斐逊甚至说，他“没有书就无法生活”。这种对文字深阅读的信仰，曾经是整个教育体系的基石。
然而今天的课堂正在上演另一种图景。学生们不是没有能力面对文字，而是缺少那种沉进去的耐心。他们更习惯在屏幕上快速滑过信息，用关键词扫描代替逐行理解。当他们问我如何跳读时，我看到的是一种早已内化的策略——他们不是不想读完，而是真的不知道怎样才算真正读完。
我自己课堂上的这类请求，和前面那些统计数据叠在一起，指向同一个变化：从高中开始，甚至更早，完整阅读一本书就不再是理所当然的训练。当一位高中英语老师一年只布置不到三本书时，学生进入大学时那种面对长篇著作的耐受力已经大大削弱。这很难把责任完全推给某一个阶段，因为它更像是一环扣一环的后果——基础教育削减长篇阅读，高等教育便不得不面对一群把“完成一本书”视为异常挑战的学生。
我并不认为这些学生懒惰。恰恰相反，他们往往在别的方面非常敏锐，能在几分钟内梳理清楚一篇论文的框架，或者迅速抓住一段文本的关键词。但这种能力与精读是两回事。精读要求你慢下来，反复揣摩同一段话，接受暂时的困惑，不急于跳到结论。它没有捷径，也不提供即时的成就感。而今天的信息环境恰恰在训练相反的本能：快速切换、即时满足、永远找重点。用跳读代替精读，学生失去的并不是知识量，而是那种与复杂文本长时间共处的能力。
当杰斐逊说“没有书就无法生活”的时候，书还是一种不容商量的思想载体。今天，书还在，但围绕书的那整套耐心、沉浸和尊重完整性的文化正在瓦解。这不仅仅是教育问题，它牵连到人们如何获取信息、如何做出判断、如何理解彼此。一项调查里那些逐年下降的数字，不只是阅读指数的波动，而是一种集体认知习惯的缓慢转移。
我仍然拒绝教学生如何跳读，并不是因为我固执，而是因为我还相信——至少在人文课堂上——有些东西不可以简化。如果你问学生们怎样才算真正读完一本书，他们大多会沉默。不是回答不上来，而是他们从没被要求过把这个问题当回事。那个沉默，才是我最担心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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