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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底,在祁连山北麓的蜂场,距离那场死亡刚刚过去一周。

200多万只蜜蜂的尸体,一片接一片被烈日烤脆,黑压压地铺在戈壁滩上。

“全都弓着背、翅膀向下。”33岁的养蜂人祖猛忿忿地指着死蜂,“这是农药中毒的典型症状。”

这里本是他们的淘金之地。全球约75%的农作物依赖虫媒授粉,盛夏的祁连山脚下,葵花、茴香、枸杞正值花期,吸引蜂群采集。每年3月,祖家父子从云南出发,带着蜂箱一路北上。

但蜜蜂不仅仅是采蜜的媒介。它们对农药尤为敏感,同样指示着生态环境与农业生产的改变。

这番惨象并非祖猛一家的遭遇。今年以来,在湖南、江西、湖北等多地,油菜花田喷洒农药导致蜜蜂成群死亡,在湖北江陵,50多户蜂农共损失300万元。

祖猛想弄清楚,谁该为蜜蜂的死负责?

而我想知道,当我们只顾追赶产量和速效时,蜜蜂发出的信号,是如何被淹没的?

六月底,祖家父子在养蜂场内等待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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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底,祖家父子在养蜂场内等待消息。
祖猛的蜂箱外躺满了死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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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猛的蜂箱外躺满了死蜂。

“正常病死,蜜蜂不会弄脏自己的家”

祖猛没有清理掉尸体。他弯腰捏起一只还在打滚的蜜蜂,见它挥着翅膀,怎么也飞不起来。

祖猛盯着看了许久,又轻轻放下了。

那是6月21日晚上,他照例拿手电筒巡查蜂场。光圈扫过蜂箱,他觉得不对劲。

往常,蜜蜂爱干净。蜂王在蜂箱中产卵,成年的工蜂从清晨五六点钟出勤,采蜜直至日落回巢,再清理掉蜂箱里的异物。

但那天,蜂群乱糟糟地趴在蜂箱外侧,好几只蜜蜂爬到他脚上,缓慢地转圈。

第二天、第三天,这样的蜜蜂越来越多。没过一周,蜂箱边堆起近两公分厚的尸体。

“正常病死,蜜蜂不会弄脏自己的家。”祖猛说,自然患病的蜜蜂会飞到几百米、数公里外,找一个地方安静地死去,它们的翅膀常常已经脱落。

他反复查看,意识到蜜蜂可能“是被毒死了”。

中国农业科学院曾做过实验,一只蜜蜂哪怕没有采集到带毒的花蜜,只是接触到、甚至吸入纳克级的农药,也就是不到一粒盐的剂量,神经系统就容易瘫痪。蜜蜂一旦中毒,足、翅会失去功能,在地上爬行、翻滚,直至死亡。

祖猛父亲,62岁的祖克强已经养了40年蜜蜂。他蹲在死蜂边,点上一支烟。

小时候,他家里穷,没一口零食。爷爷养了两箱蜜蜂。他趁大人不注意,偷偷刮下一点蜜,塞进嘴里甜得很,便决定养蜜蜂来讨生活。

他回忆,在他养蜂的前十年,“(中毒)基本都没有,后来每年会出现一些。”近两三年,行业里才不时传来蜂农的控诉。去年在这里,养蜂的老乡有十几万只蜜蜂中了毒,“但死的都不是我们的蜂,没落在自家头上。”

现在,他沉默下来,望着儿子一个个打开蜂箱的盖子,又关上。原本住满蜜蜂的巢穴,空荡荡的。

祖猛算过,他的180个蜂箱,每箱有3万只蜜蜂,空了近80个。加上父亲和哥哥的死蜂,家族总损失达到10万元。这些钱,他们得攒上将近半年。

他们只能保住剩下的蜜蜂,等入秋拉回云南繁殖,来年才不至于亏得更多。

但蜂箱的门是关不得的,“里头还有幼虫,需要水。只能任它们飞。”祖猛说,往年在这里能摇四到五次蜜,今年他才刚到十天,摇了一次蜜,赚的一万多元,刚够上把蜂箱搬回老家的路费。

祖猛想过讨个说法,却无从下手。

6月以来,没人通知过他要打药的事。

他也不知道是谁打的药,不敢去质问种植户。“我怎么证明,是他打的药毒死了我的蜂?”

不久前,祖猛在网上发了蜜蜂中毒的视频。没过几天,一个自称乡里大队长的人过来,说要统计情况。

“能帮我们解决中毒的事不?”祖猛问。对方摇摇头。

“那帮我们和种植户协调下?”祖猛又请求。“大队长”没说话,站在蜂箱边看了看死蜂,转身上了摩托车,没了回音。

祖猛没放弃。他告诉我,每天,皮卡车、三轮车会载着药桶驶入农田,传来一阵阵机翼搅动空气的响声。

他觉得,“凶手”就在那团风里。

祖克强看着儿子检查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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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克强看着儿子检查蜂场。
祖猛一个个打开蜂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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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猛一个个打开蜂箱。
一些原先爬满蜜蜂的巢穴,变得空荡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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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原先爬满蜜蜂的巢穴,变得空荡荡。
祖猛望着自己的蜂场出了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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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猛望着自己的蜂场出了神。
祖家两代人已经养了四十年的蜜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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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家两代人已经养了四十年的蜜蜂。

“是你的蜜蜂,跑到人家的地盘”

深夜11点,嗡鸣声出现了,循着声音潜入农田,大片白色的雾气正从低空扫过。

原来,是一台近70公斤的无人机正在作业。

“叔!”飞手马超喊道。村民戴上口罩,拎着一桶药水踉踉跄跄地赶来。

25岁的马超皮肤黝黑,打着哈欠埋怨:白天气温高,农药打上就蒸发,电话也多,干不利索。他通常只在晚上干活。但今天,他刚干完一个通宵,早上7点准备躺下,农户的敲门声又响了。这番忙碌,已经是今夏以来的常态。

“人工打药打不死虫,打不到叶子背面,工钱还高。”马超说,叫一台无人机过来,能省下一千多块钱。“飞起来风大,水多,一小时就能喷一百亩。”

让他犯难的,是大风天气。

“超过4级大风,我就只能打棉花,贴着地皮飞。给玉米和茴香打药,根本打不到地里。”马超告诉我,药物会跟着风飘走。

行业里把这种现象称作“农药飘移”。中国农业科学院2021年的一项研究记录,多旋翼的植保无人机施药时,下风向5米处,近四分之一的农药没落进目标田里。17米外,飘移率还有2.79%,是传统的人工喷药的5倍。

全国农技中心在多份技术指导意见里提到,植保无人机作业时,环境风速应小于3级。

马超见到,随着入行的飞手越来越多,做法各不相同。

4年前,种地的父亲买了台无人机,喊他回家帮忙。那时,整个乡里就三四台无人机,他干得快,打得仔细,零头抹掉不收,“大家都扒着我飞”。

2024年起,随着农用无人机补贴政策在各地陆续实行,在马超的乡里,买一台新机,累计作业满2000亩地,能拿一万元的补贴。那时,一台无人机的价格也便宜了一万多元。

马超眼看着人们纷纷挤进行业,打一亩地,从赚10元钱跌到5元、3元。村里的老头不识字,问他怎么看遥控盘;刚毕业的大学生给他打电话,询问“那个是棉花还是葵花?”

马超看到,一些“误伤”事故随之出现。去年在他身边,有飞手在大风天打除草剂,飘到隔壁的农田,导致邻居的瓜苗出现药害枯死了,最后赔了几千块钱。

他担不起赔偿的风险,也不想丢了声誉。不过,“和除草不一样,打虫子的药就无所谓,反正大家都要杀虫。”马超说,“就跟人喝感冒灵似的,给你预防了。”

但蜜蜂有所不同。农药飘移对蜜蜂的影响似乎更大。农科院的一次实验中,无人机喷洒新烟碱类杀虫剂,也就是防治棉花、玉米等虫害的常见农药,喷药后一天,距离施药区下风向5米处的蜜蜂死了4721头,是人工喷雾死亡数量的49倍。

而一只蜜蜂寻找蜜源,可以飞到三四公里外,最远纪录有十多公里。

马超见过蜂群,“影响蜜蜂能咋办?那没办法。是你的蜜蜂,跑到人家的地盘上,又不是别人追着蜜蜂打。”

他顿了顿,语气缓和下来,“我就觉得养蜜蜂的也是应该的,打药的也是应该的,种地的也是应该的,大家一年就靠这些过活。”

凌晨刚过一刻钟,他低头看了眼手机,还有一百亩地要打。

祖猛每天能看到皮卡车经过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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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猛每天能看到皮卡车经过公路。
深夜11时,植保无人机给棉花打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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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夜11时,植保无人机给棉花打药。
皮卡车的发动机,成了夜里唯一的光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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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卡车的发动机,成了夜里唯一的光源。
刘超将调好的药倒入操作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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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超将调好的药倒入操作舱。
刘超在高精度的遥控盘上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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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超在高精度的遥控盘上操作。

“打了三遍药,还是打不住”

飘移的药害,令蜜蜂的死亡难以揪到真凶。而我好奇,种地人是否注意到了农药对蜜蜂的影响。

天一亮,我决定去马超口中的“地盘”——种植户那里瞧瞧。

在当地,超过三分之一的农田种棉花。村庄里,数十米的小道和河畔上散落着农药瓶子,盖子丢在一旁。52岁的种植户刘芳蹲在地头,揪着一片棉花叶子打量。“被虫子吃严重的(棉花),头都没了。”被蚜虫啃过的棉花结不了棉铃,当年的产量就上不去。

今年的虫害令刘芳感到头疼。往年棉花长六个月,打两三遍药就够了,今年才过三个月,已经打了三遍,“还是打不住。”

她留意到,“可能是打药打多了,蜜蜂少了。还有七星瓢虫,最近也不见了。”尽管棉花主要靠大风授粉,她知道,“蜜蜂多,对棉花的产量也有好处。”

很快,她的目光转回田里:“今年的棉花咋开得不太高呀?”

刘芳和丈夫2000年从陇南大山搬来这里。那时,每户人家分到12亩地,他们便种起棉花。每年,棉花产一百公斤,一公斤卖一块五。村里没几台播种机,刘芳得自己拿着镰刀忙活。戈壁滩的沙尘一吹就是三天。有时候雨水混着屋顶的沙往屋里落,能把土锅里的饭泡成黄汤。

刘芳就这么一年年过来了。村里的盐碱地慢慢改良,引进了高产的种子。她的棉花地扩到60亩,每年的产量飞升到四百公斤,每公斤的价格一度涨到十元。一家人终于盖起新房。

只是,虫害渐渐成了新的问题。

“蚜虫去年开始特别凶。”她指着棉花叶,根茎爬满了白花花的幼虫,许多仍在蠕动。早年下地,她的裤腿只沾些泥,现在整条裤子都是白色的尸体,掺杂着被药死的蚂蚁,黏糊糊的。去年光在杀虫上,她就花了5000多元。一家人辛苦一年,纯收入就5万元。

她担忧,不打药会保不住产量。“去年村里产量最高的邻居,有500多公斤呢!最差的也有三百七八十公斤。”刘芳急切起来,女儿还在上大学,一家人指望着今年的棉花。

村民们凑过来,围在一起出主意。

“打了五遍。”李叔摆了摆手掌,“玉米、葵花也都治不住。”

有村民拿出自己的药盒:“你们今晚打上看看,明天上午有没得效果。”

县里的农业技术人员感到疑惑。今年县里的监测数据显示,蚜虫最早出现的时间、数量,和往年相比“没什么大变化”。他猜想过是天气原因。蚜虫喜欢高温高湿的环境,今年,当地常常刚下完雨就放晴,积水滞留在地里,正合它们的性子。蚜虫繁殖极快,五天一代,每一代母虫能生下一百多只小虫。

但他又觉得,“是不是虫子更抗药了?”就像是人吃药,同一种药用多了,效果会越来越差。

刘芳搞不懂背后的缘由。她只知道,“以前打一遍药能管半个月,现在打药才三四天,虫咋又活了?”

药是哪来的?刘芳嘟囔,“都是套餐,15(元)的、30(元)的、几百(元)的都有。店里说啥,咱们就配点啥。”

河道散落的化肥与农药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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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道散落的化肥与农药瓶。
刘芳指着自家的60亩棉花,9月才会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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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芳指着自家的60亩棉花,9月才会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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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芳看见叶片上布满了杀死的蚜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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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花的根茎上也有虫子的尸体。

刘芳购买的廉价抗蚜套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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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芳购买的廉价抗蚜套餐。

“都知道速杀,最难的是持效”

在数十公里外的县城中心,午后的农资市场正热闹。马路两边的玻璃门里,农户们趴在柜台上攀谈。

刘国栋的店藏在角落。他独自翘着二郎腿,三面墙的农药瓶子码得整整齐齐。

听到脚步声,他抬起头,“治蚜虫?几亩地?”

刘国栋是河北人,来这里十几年了,店里的药都是自己配。用他的配方,每20亩棉花地得花400多元,在隔壁店,只要不到200元。“我一说价钱,有人直接就拔腿走了。”

他解释,店里用的进口药剂配方,研磨更细、原药级别更高,相同的效果用量更少。

但农户最在意的是“速杀”,一下子给打死。“最难的是持效。”他见过太多回,便宜药只管三五天,虫又起来,再打。打几遍便宜的不管用了,换贵的,管七八天。再过两年,贵的也不管用了。

老百姓信熟人,不信他。隔壁店的老板的常用话术是,“你去问问你们的那几个队长,付队长、后队长、杨队长,他们都用的这个药!”

我转过一些杀虫剂的瓶身,上面标注着“花期禁用”“避开授粉昆虫活动时段”。

当我问及这些药对蜜蜂的影响,刘国栋变得警觉,“这里边的门道太多了,几天都说不清。”这些门道,“都是自学成才!”

在县里的农业农村局技术服务中心,主任找出资料:2023年以来,县里一直在开展农药减量和科学防控的工作,“用生物制剂替代化学制剂,起效慢,但对生态环境更安全。”县里还按时发布“病虫情报”,定期派干部下乡指导,建议农户不能用同一种农药,得轮换不同种类的药物,“才能延缓害虫的抗药性。”

但执行起来,有着现实的困难。

主任苦笑,老百姓用药喜欢认准一家农资店,农业农村部门没法指定药物的种类,“我们是公家单位,给他一指,就会被说是推销。”

有的进口药剂效果好,但价格比普通的国产药剂贵了一番。打上两三次的成本,就是好几亩地的收成。政府只会给部分重要的粮食作物,比如小麦、玉米统一施药来保证产量。剩下作物的防治成本,基本由农户自己承担,或者托管给当地的农业合作社进行。打药的时间、方式管不了那么细。

至于对蜜蜂的影响,主任摇摇头。他没听过蜜蜂被毒死的事,“要有也是个别的。”

“本地的养蜂也比较少,大多数都是外面来的。”一旁的技术人员补充。而且,在他看来,“这里的作物又不需要蜜蜂来授粉。”

然而,一些农业专家告诉我,棉花依靠风媒授粉,剩下的葵花、枸杞等经济作物仍然依赖蜂群。多位种植户提到,人工授粉需要一朵朵花操作,耗费大量的人力成本,机械或喷洒授粉,又没法保证花粉有效附着在柱头上,远不如蜜蜂来得“细心”。

更重要的是,在国家蜂产品协会的统计里,蜜蜂授粉每年为农业创造的增产价值超过3000亿元,是蜂产品本身价值的几十倍。蜜蜂的死,最终会让水果的坐果率、瓜类的饱满度、枸杞的产量下降,带来连锁的反应。

害怕蜜蜂蛰人,蜂场往往离农田有一段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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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怕蜜蜂蛰人,蜂场往往离农田有一段距离。
祖猛与哥哥时常去附近的沙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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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猛与哥哥时常去附近的沙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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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克强和祖猛哥哥在帐篷外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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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找蜜源的祖猛哥哥与儿子告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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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托是养蜂人出行的交通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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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猛闲暇时,喜欢踩着沙躺下来放空。

“你不烦谁,谁也不会来找你”

蜜蜂发出的预警,渐渐成了被忽视的信号。

县农业农村局局长告诉我,相关部门也意识到了问题的存在。

今年2月25日,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发布的《蜜蜂授粉期科学安全用药指导意见》对花期施药给出了具体指导:在蜂场附近作业,要在施药3日前向蜂农告知;避开上午8时至下午5时授粉活跃期施药;作物花期禁止使用对蜜蜂具有毒性的杀虫剂;加强宣传培训等。

农业部的《养蜂管理办法》也规定,“种植户施药,需提前3天告知周边3公里内的养蜂者,使用航空器喷药的,需提前5日告知周边5公里内的养蜂者”。

办法中提到,养蜂人可以自愿向县级主管部门登记备案。但同时办法也规定,养蜂者到达放蜂区时,“应当告知”周边3公里内的管理单位。

然而,“我们从来没有报备过,不知道怎么报备、找谁报备。”祖猛说。据估算,目前国内登记的蜂农有30多万人,蜂群超过1000万群。养蜂人每次转场,得把数十吨的蜂箱卸下来,光恢复元气,就要好几天。行业里几乎没有报备的习惯。只有个别地区的派出所会主动过来登记。

蜂箱往往会卸在无人的戈壁、荒漠,“怕蜜蜂蜇到别人。”他笑着指了指额头的肿包,养蜂人们常常打趣,出事前,“你不烦谁,谁也不会来找你”。

“蜂场就在大公路边上。”他顿了顿,语气低了下来,“很容易看到。”

在乡里任职的多年间,县农业农村局局长碰到过养蜂人与种植户之间,因为蜜蜂农药中毒产生的经济纠纷,最终以调解了事。

在一些西方国家,种植户有租赁蜜蜂授粉的习惯。但目前在国内,蜜蜂授粉价值的宣传和技术培训不足,农户对蜜蜂授粉的增产效果持保守,甚至怀疑的态度,认为“不太划算”。也正因此,养蜂人常常找片空地、滩涂卸下蜂箱,当地幅员辽阔,“不知道他们会在哪儿,也不好管。”

而法律人士和我说,祖猛要索赔,最难证明的是因果关系。在新疆的一起无人机致蜜蜂中毒案件中,法院是依据蜜蜂死亡时间与喷药时间吻合、死亡症状符合中毒特征,认定了因果关系。蜂农有没有报备,则是判定双方过错比例的重要依据。

傍晚,戈壁突然起了大风,一阵阵穿过胡杨林,“哗啦啦”地卷进蜂场。

祖猛坐在帐篷里,守着一张床、两个水桶、一瓶云南糟辣子这些来时的家当。

三年前,祖猛烦透了养猪场朝九晚五的生活,决定跟随父亲和哥哥养蜂。父亲告诉他,干这行,把蜂箱带在身边,日子就能过下去。那时他躺在戈壁滩的沙漠,看蜜蜂飞来飞去,觉得自由,“不想干啥就可以不干”。

但不久后,他尝到了代价,各地的蜜源越来越少,蜂群的生存威胁变多。越来越多的养蜂人不得不给蜜蜂喂白糖保住产量。蜂产品的价格一路下跌,白糖的价格三块多钱一斤,而最好的蜂蜜在蜂农手上,就卖到四块钱出头。

“如果中毒的事能解决,明年还是会过来。”祖猛说。

“干这行,要丢也丢不了。”一旁的祖克强笑了笑说,“我不跟着蜜蜂,不习惯。”他在这里已经待了13年,哪条路通哪片花,花什么时候开、蜜什么时候流,心里都有数。

大风吹了一周,死蜂上覆了一层层沙。哥哥已经为剩下的一百个蜂箱找到了去处,有当地种植户瞅着葫芦和葵花的颗粒不饱满,愿意租蜜蜂过去授粉。

祖猛骑上摩托车去寻找蜜源。临走,他在帐篷门口写下电话号码,“万一有人找过来呢?”他说。

(文中除养蜂人外均为化名)

原标题:《蜜蜂中毒的警示(上)200万只蜜蜂,殒命在杀虫时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