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百度百科"傅冬菊"词条、"傅冬"词条、《傅作义和他的女儿冬菊》（崔增印著）、《傅冬菊——冬天里盛开的一朵菊花》（肖荻，文摘报）、《力劝父亲傅作义起义的傅冬菊》（青年参考）、《傅作义之女特殊时期受迫害、晚年凄惨考证》（乌有之乡，周俊芳）、《傅冬窃取父亲傅作义情报：用巧克力收买小弟弟》（招远矿工报）、《傅作义的两位妻子》（凤凰网历史）、《2007年傅冬菊临终留三封遗信》（网易历史）、《抗日名将傅作义的子女后代》（新浪历史）
注：本文内容均以可查阅的公开文献资料为依据，傅瑞元对傅冬菊态度之记载以《同乡傅作义》（周俊芳著）为据，涉及积怨来源部分系多源资料综合整理，请读者自行甄别史料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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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12月30日，山西太原，傅作义的长女降生，取名傅东菊。
彼时，傅作义尚未成为那个在中国近代战争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但他对这个大女儿的疼爱，已是人所共知。
这个孩子跟着他辗转太原、西安、重庆，在战火与迁徙中成长，看尽了那个年代的动荡与无常。
没有人想到，这个从小跟着父亲颠沛流离的女儿，有一天会站到父亲的对立面——不是以仇恨，而是以她自己选择的信仰。
傅作义的原配夫人张金强育有傅东菊（即傅冬）、傅西菊、傅瑞元三个子女，傅冬是傅作义第一个孩子。
傅作义后来又娶了第二位夫人刘芸生，与刘芸生生有二子四女：长子傅恒、次子傅立和女儿傅克庄、傅克诚、傅克谨、傅克莉。
这是一个大家庭，同父异母的兄弟姊妹之间，有着各自的成长轨迹，也有着各自无法回避的命运交叉。
1949年1月31日，解放军正式进驻北平，这座有着数百年历史的古城，连同城内两百万百姓的性命，完好地翻开了新的一页。
史书上对那一天的记载，通常是简短而庄重的。
但在傅家，那一天之后发生的事，却远比史书上记录的复杂许多。
多年以后，2003年前后，一个终身未娶、北大毕业、在《体育报》度过了后半生的沉默男人——傅作义的儿子傅瑞元，北大毕业，1974年调回北京，在《体育报》工作，终身未娶——在生命走向尾声的病床上，说出了一段隐忍多年的话。
他对姐姐傅冬菊的疏离，外人长期以为是因为阵营不同。然而，当他终于开口，那个真正的原因，远比"阵营"二字沉重许多，也私人许多。
而那件事的起点，是1946年北平某处宅院里，发生的一件事......
【一】从太原到重庆，战火里长大的将门之女
傅冬菊的中学时代，是在太原开始的，初二没上几天，日军就从北平到了娘子关一带，太原很快就会发生战争。
于是，和弟弟、妹妹跟着母亲辗转来到西安，进入铭贤中学继续读书。
这里也不安全，日军飞机常来轰炸，于是又迁到重庆，进入南开中学读高中。
这样的迁徙轨迹，是那个年代无数中国家庭命运的缩影。
日军的炮弹打到哪里，普通百姓就逃到哪里，更不必说一个将门之家的孩子，父亲在前方打仗，母亲带着几个孩子在后方辗转求存。
冬菊和弟弟妹妹跟随母亲张金强先是由太原到了西安，以后又辗转重庆，生活条件十分艰苦，
傅作义哪顾得了那么多，好在冬菊的母亲是一位深明大义，人品娴淑的贤内助，
为了丈夫能安心前方抗战，她带着孩子们在后方过着平民般的生活，不失时机让孩子读书。
重庆的南开中学，是许多有识之士子弟的聚集地。
正是在那里，傅冬菊接触到了她此后一生信仰的源头。
傅冬菊1941年在重庆加入中共领导的进步青年组织号角社。
她利用自身的有利条件，把了解到的有关国民党的一些机密情报、重要文件，及时提供给中共地下党组织，并交到周恩来手中，对中共同国民党的斗争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号角社"的成员，多为国民党高层人士的子女。
在那个特殊的历史背景下，这群来自不同家庭的青年人，因为共同的进步倾向聚集在一起，以宣传抗日民主思想为己任。
"号角社"是中国青年学生最早的一个进步组织，受到中共南方局的重视，周恩来在重庆时就已知道她是傅作义的女儿。
1942年，高中毕业后，傅冬菊考入了昆明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攻读英文专业。
当时统治云南的龙云较开明，允许中国共产党及各民主党派活动，傅冬在大学期间参加了学生运动，并被中共地下党组织吸收为"据点"成员。
1945年12月，傅冬在昆明加入中共外围组织"民主青年联盟"（民青）。
1946年夏，傅冬毕业后到天津担任《大公报》副刊编辑，先后编辑过"时代青年"副刊和"妇女"副刊。
在《大公报》工作期间，她的文章风格和编辑方向，引起了父亲的注意。
傅作义意识到女儿可能受到了来自对立一方的影响，便托当时担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胡适出面，为她办理护照，劝她出国深造。
然而傅冬菊婉言谢绝了这个安排，并表示愿意留在国内。
1947年11月15日，傅冬菊加入中国共产党。
至此，父亲是一方的华北最高指挥官，女儿是另一方的地下党员，这对父女，在那段风云变幻的岁月里，各自走向了命运的不同方向。
【二】1948年，潜回父亲身边的地下工作者
1948年，由晋察冀中央局城工部部长刘仁派遣回北京，"潜伏"在傅作义身边，既为共产党提供情报，又动员傅作义起义。
1948年的北平，局势已经不可逆转地走向变局。
平津战役的战火，在华北大地上蔓延。
解放军的百万大军，从东北、华北多个方向压境，而傅作义手中的六十余万兵力，驻守在平津一线，成为那个冬天里最关键的变数之一。
傅冬菊回到北平，来到父亲身边。傅冬来到北平后，和父亲傅作义谈话，明确告诉父亲自己是中共派来的代表。
傅作义问她是聂荣臻派来的，还是毛泽东派来的。
傅冬及时向中共党组织作了请示，党组织负责人告诉她：你是"伟人派来的"。
这个回答，意味着父女之间那层掩护已经揭开了一角。
父亲知道了，或者说，某种程度上接受了女儿的身份。
但这段时间里，他们之间究竟谈了什么，彼此的内心又经历了怎样的煎熬，外人难以尽知。
人们大都知道傅作义将军的大女儿冬菊（笔名傅冬）是个中共地下党员，为促成北平和谈做了一些工作，起了一定的作用。
但对傅冬菊在这样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怎样以不公开的身份，与他父亲每日相伴，奉劝父亲尽早下定决心，和平解决北平问题，说法不一。
平津战役期间，傅作义身边有大批身居要职的中共地下党员，其中有傅作义的秘书、华北剿总少将新闻处长阎又文，华北剿总副秘书长兼政工处少将处长王克俊，谈判代表周北峰少将等人。
他们和傅东菊一起促成了傅作义的投降。
傅冬菊在这段时间里，将父亲每日的情绪变化，每隔两天便向地下党组织汇报一次。
父亲踱步时说的话、叹气时流露出的迟疑，乃至在谈判陷入僵局时那些彻夜未眠的细节，都经由她传递给了外面等待的人。
傅作义早已下定决心要走和平道路，用傅自己打埋伏的一句隐意话来说，就是"走人民道路"。
只是什么时候走，怎样顺利地跨越道道复杂而又具艰险的难关等问题，需要慎之又慎，弄不好是要翻船的。
1949年1月21日，傅作义在和平协议上签字。
1949年1月31日，解放军举行了入城仪式。
北平，这座古老的文化名城，从此翻开了它的历史新篇章。
这一天，距离那场旷日持久的拉锯，终于画上了句点。
北平城内的两百万百姓，以及那些沿街的砖瓦、宫殿的琉璃和积累了数百年的历史遗存，都得以完整地保留下来。
然而，就在这个被后人称为"北平方式"的历史性时刻背后，一件发生在1946年的往事，已经在傅家内部埋下了一颗种子，等待着多年后的萌发。
【三】1946年，那座宅子的那件事
时间往前拨回两年。
1946年，国共谈判全面破裂，战火一触即发。
彼时，傅冬菊24岁，已是天津《大公报》的副刊编辑，同时也是尚未公开党籍的地下工作者。
1946年国共谈判破裂，党的生存发生危机，急需了解蒋介石的全面部署，傅作义将军当时是华北地区的最高指挥官，经常去南京开会，从他入手无疑是一办法。
24岁的傅冬接受了组织布置的任务，回北平"看望父亲"，准备窃取傅作义寝室保险柜里保存的所有最重要机密。
任务的关键在于那把钥匙。虽然傅作义开保险柜从不回避女儿，傅冬也知道保险柜的密码，但保险柜的钥匙，装在父亲的上衣口袋里，白天不离身，晚上放在枕头下。
密码有了，钥匙却无从获取。傅冬菊在这个节点上，将目光转向了家中年幼的异母弟弟。
傅冬菊自然不能张口向父亲要钥匙，她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偷"。她找到同父异母的弟弟5岁的傅立，用巧克力哄他去拿父亲的钥匙。
傅作义回来后，傅立就爬到他身上要听故事。
傅作义很疼爱这个小儿子。他在外面是大官，很严肃，但回到家就是宠溺孩子的父亲，自然没有防备心。
傅立悄悄地把保险柜钥匙拿出来交给姐姐，傅冬菊顺利地复制了情报，并通过地下党送到城工部。
就在傅作义又去开会时，傅冬进了父亲的卧室，用密码和钥匙打开保险柜，拿起照相机，将最重要的军事材料拍摄下来。
随后，把钥匙还给小弟弟，让他放回父亲的上衣口袋。任务完成后，傅冬又送他几块巧克力，并让弟弟拉勾发誓，保证永远保守这个秘密。
组织很快得到这个胶卷，称之为"这是解放战争初期最重要的军事情报"。
整个过程干净利落，没有任何疏漏。
父亲不知道，那个五岁的孩子更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
他只知道，巧克力很甜，大姐让他拉了钩，不能说。
这件事，在当时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但是，历史上许多改变命运的事件，都不是在它发生的那一刻显露出全部的重量。
那包巧克力的重量，那把钥匙的重量，要等到许多年后，才会真正落在那个当年什么都不懂的小孩子心上。
北平和平解放的史册上，这段往事从未被正式记录。
而那个曾经把钥匙交给姐姐的孩子，在成年之后，在走过了北京大学的校园，走过了《体育报》那些安静的岁月，走过了终身未娶的漫长岁月之后，成为了傅家那段历史中最沉默的那个人。
外人看他对傅冬菊的疏离，总以为是左右两方阵营各立的隔阂所致。
然而，当傅瑞元在2003年前后，已届病重之际，那些压在心底数十年的话，终于在最后的时刻，一字一句地找到了出口——
而当傅瑞元终于将那句话说完，在场听到的人，久久沉默，无人应声，仿佛整个房间里的空气，都在那一刻凝固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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