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图 |《三悦有了新工作》剧照
关于工作的焦虑，已经笼罩到了中学生头上。
2个多月前，我们和大家分享过一则新闻，北京家长为了让孩子参加一所职业中专的面试，通宵排队。这所学校以极高的升学就业率闻名，其毕业生去向大多是入宝马、京东、首都机场等知名企业。
前几天，广州中考第一批次正式投档，多所试点「中本贯通」的职业中学招收到高分考生，其中一位同学以708分的高分被广州轻职机电技术应用专业（对接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大学机械电子工程技术专业）录取。这个分数原本可以上不错的高中，但他想提前锁定本科，将来成为一名程序员。
稳定的工作是父母对下一代的期待，甚至已经成为教育的目标。但问题是，如果「有个好工作」的人在减少，只能「找点事情做」的人在增加，生活的重点又该放在哪里？
二十多年前，乌尔里希·贝克就已经观察到，随着智能技术的发展，充分就业和终身工作的时代将终结，失业、裁员、零工、外包、超长加班将陪伴每个打工人。
二十多年过去了，他的预见已经成为现实，越多越多人困在低质量工作和失业的漩涡里。这是工作社会的终结，也是风险社会的开端。
本文摘编自《工作社会的终结》，已获出版方中信出版集团授权。
（该书德文原版出版于1999年，阅读时请注意作者所处的时代背景。）
1.无条件基本收入
无条件基本收入，是一种现实可行的乌托邦，而非虚幻的空想。我们的社会梦寐以求的充分就业，才是虚幻的。
我们以为只要经济高速发展，就能让每个人都有工作。然而，在经历了对结构性失业和贫困问题长达二十年的徒劳斗争后，我们必须扪心自问：一个人如果找不到工作，该如何过上有意义的生活？
把工作说成我们生存的唯一意义，归根结底是一种统治手段。
在现代社会，工作被神圣化，成为人们融入社会的不可或缺的方式。认为人们只有通过工作才能实现自我发展，将工作的意义归结于人性的这种观念是现代社会的产物，并且在关于充分就业社会的观念中达到顶峰。
我们社会的一切都围绕工作展开：一天的节奏、教育、从青春期到成年期的过渡，而且老年生活也往往从退休开始。个人主要通过工作来定义自己，因此迫使自己去适应。如果这种自我强迫消失了，许多人担心自己将无法驾驭自由。
如果工作消失了，基于工作构建起来的社会统治者就会失去权力的根基。
害怕失去对公民掌控的，不只政治家——情况就是如此，人们不想承认公民具备这种成熟度。人们认为，大多数民众都懒惰且意志薄弱。
实际上，基本收入与资本主义可以兼容——对市场有益，且将释放巨大的经济活力、生产力和创造力，许多生产过程中的障碍也会消失。
在某种意义上，失业并非一种失败，而是一种胜利：生产力的提高使我们能够以更少的人力劳动，取得更大的成果——农业领域的情况就是如此。如今几乎没有多少传统意义上的农民了，但农业自动化让粮食产量提升至工业革命初期的十倍之多。这场 「戏剧性冲突」 其实发生在我们的观念里，很多人只能从消极的角度去想象这种发展。
但只有当我们暗自假定 「没有有酬工作，一个人就不能被称为人」 时，这种情况才会显得糟糕。
解决之道就在于将全民纳入基本保障体系。
基本保障资金来源于直接税和间接税，保障的是基本需求，而非生活水平。最重要的是，它将人们从失业办公室和「就业中心」那些常常带有侮辱性和有失尊严的专断行为中解放出来，这些机构会把领取失业救济金的人第十次送去参加培训，而培训只教他们如何进行求职申请。
要自由，不要充分就业！这就是当今的另一种选择。这也就是为什么关于基本收入的讨论如此重要。
2.失业的阴影
失业救济方案或许能改善一些失业者的处境。但与此同时，它在社会中打开了一个「暗门」。即便是曾献身工作二十年的技术工人或专业人士，失业超过一年，也会受到和从未工作过的年轻人一样的对待。
这种方案在社会的中间阶层传播不安全感和恐惧。那些陷入或面临贫困威胁的人总是自怨自艾，而这不利于自由的构建。
自由与信任是紧密相连的——包括对自我的信任、对周围环境能提供机会的信任、对伙伴的信任、对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的信任。
此外，全球化和个体化改变了社会冲突的本质。
许多人可能有相同的命运，但对于他们所遭受的苦难，却没有一个统一、清晰且能将他们凝聚起来的解释，也没有一个看得见的、可以与之抗争并迫使其屈服的敌人。更糟糕的是，弱势群体如今不再被需要，他们甚至不再像过去那样不得不遭受剥削。
如今，富人无须剥削他人也能变得富有，政府官员在没有最贫困人群选票的情况下也能当选，经济可以在不改变穷人和失业者命运的情况下实现增长。国家如今省下的钱，日后将不得不花在昂贵的监狱建设上。
每个人都认为，日益加剧且愈发固化的贫困是国家层面的问题，必须在国家范围内讨论、处理并加以克服。法国人讨论法国的贫困，德国人讨论德国的贫困，西班牙人讨论西班牙的贫困，诸如此类。
但这些狭隘的观念和政治视角并不会因为它们形成了一种模糊的共识，就变得更好或更正确。相反，要理解 21 世纪的贫困问题并寻求政治性的解决方案，我们需要一种世界主义的视角，这种视角能够克服社会、政治和科学领域中民族主义方法论的局限性。
充满不安全感的经济模式正在给所有高度发达的社会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带来彻底的变化。
坦率地说，我们正在见证福利国家的「巴西化」现象：在像巴西这样的半工业化国家，依赖全职工作的薪资为生的人在经济活动人口中仅占少数，大多数人在更不稳定的条件下谋生。他们有的是流动商贩、小店主或手工业者，有的提供各种各样的个人服务，还有的在不同的工作领域、就业形式和培训之间来回奔波。
这种四处奔波的「多元活动」状态的核心特征是，有吸引力的、要求高技能且高薪的全职工作正在逐渐消失。
取而代之的，是工作的临时性、不稳定、不连续性与松散的非正式性，这可能被美化为灵活性，但也意味着劳动者变得更容易被解雇，并且只能接受这样的事实——没人能预知，你的资历在未来是否还会被需要。
越来越多的人将被智能技术取代，以劳动为基础的社会正走向衰落。这意味着，失业率的上升再也不能用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来解释，而更多是由于技术先进的资本主义所取得的成功。旧有的一系列经济政策无法生效，而且所有的有偿工作都面临被取代的威胁。
结果是，工作关系越是「放松管制」和「灵活化」，工作社会就会越快地转变为风险社会。无论是在个人生活层面，还是在国家和政治层面，风险社会都是难以预测的。
无论如何，有一个未来的趋势是清晰的：对大多数人，也包括表面上繁荣的中产阶级而言，生存基础和生活世界将被普遍存在的不安全感笼罩。越来越多的人被鼓励像经营 「自我公司」一样表现自己，并在市场上推销自己。
3.工作与收入脱钩
因此，问题不在于失业，而在于缺钱，也就是工作与收入之间脱钩。
有偿工作正失去其意义和经济保障功能。然而，仍有许多事情亟待完成，尤其是在教育、抚养、环境、对抗新出现的右翼极端主义，及围绕 「移民国家」 这个关键议题的领域——如果人们不必为生计所迫而参加工作，那么许多人会乐意投身以上事业。
基本收入的目的是让我们摆脱工作的枷锁，但绝不是让我们摆脱有意义的工作。
到目前为止，志愿工作一直默默无闻，但它应该得到社会认可，并获得经济回报。公共工作应被视为有酬就业的补充，而非替代品。
对「工作」概念的重新定义非常重要，因为工作和不工作会根据人生阶段自然交替。
如果我们对未来职业生涯的定义是，有酬就业、终身学习以及失业交替出现，那么我们就能合理地考虑，在非就业阶段从事既能给人带来愉悦，又对社会有意义的工作。
这远比仅仅从经济上缓解失业状况要合理得多。因为对于许多人来说，考虑到GDP有望持续增长，威胁他们的与其说是物质上的匮乏，不如说是精神和社交层面的空虚。
基本收入既可能减轻全球化经济的负担，也可能带来压力，但最重要的是，它或许能为经济创造一个新的合法性基础。
如今的企业处于一种自相矛盾的境地：在经济活动中，它们背叛了民族国家和本国雇员。呼吁企业管理者要有爱国精神几乎无济于事。首先得培养出行事符合国家利益的管理者才行。基本收入使企业家无须背负保障国民收入机会的责任。
有人问，引入了基本收入，那么还有谁会想工作呢？ 让我来反问一个问题：有谁想只靠每月800欧元过活吗？
人们追求地位、消费、权力、认可的动力，以及工作的愿望依然存在。实际上，恰恰因为不再需要接受雇主所规定的工资，而是能够自主协商出一份公平的薪酬，许多人才想去工作。因为他们有了基本收入，所以承担的风险也更小了。
没人愿意做的令人讨厌的工作又该怎么办呢？
恰恰因为这些工作必须有人去做，而且你不能再只付给人们少得可怜、难以维持生计的工资，这些令人讨厌的工作的报酬才会因此提高。这正是基本收入的特别之处：它让劳动者在一种新的意义上成为某种创业者，尤其是那些从事特别困难且令人不快的工作的劳动者。
当然，有些人就会只是懒洋洋地坐在电视机前。但他们如今也是这么做的。这之间并没有必然的因果联系。
只是那些想要工作的人——这很可能是大多数人——将比现在更加自由、独立地工作。「敢于拥有更多自由！」 这个很多人挂在嘴边的口号，在此获得了日常的、实际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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