蚂蚁第一次回到C3营地，是7月3日下午 2 点左右。他回忆，自己翻遍了每一个帐篷，问每一个遇到的人，有没有看到一个穿着红色连体服的三十多岁男性。所有人给他的回复都是：没有。
他的客户不见了。
那天早上8时许，他们一起站在峰顶。后来他们下撤到约海拔7300米，凌晨三四点钟开始飘落的碎雪，此刻已然演变成狂风大雪。风雪最大时能见度不足五米，狂风裹挟飞雪肆意翻涌，天地混沌，满目雪白。路旗看不见了，蚂蚁让自己的客户陈新先停下等候，自己前去探明路线。
他走了十分钟左右，折返回来，陈新不见了。当时蚂蚁并不知道，除了他的客户，还有三个人也同时消失在山上——两名向导和他们的客户。
据蚂蚁表述，7月3日上午10：50左右，他给队友打了第一通电话，“我的客人可能走丢了”，蚂蚁说，他后来又给其他人陆续打了几通，问有没有人见过他，有没有人把他带下来，得到的回复基本都是“没有”或者“等一下，我问问”。
山上暴风雪发生时，救援队长王青云就在接通求救电话的、多支挂靠混合队伍的“大管家”老驿身边，那是山上的向导林越慌乱打来的。此后，他又陆续接到林越打来的两通电话，通话里，林越焦急询问救援队是否已经动身进山。电话那头的人始终无法清晰说明现场情况，王青云按捺不住焦躁，在旁边问：“你们现在一共几个人？海拔多少米？”
林越先说在6900米。王青云说你看一下手表，那边沉默了一会，传来另一个人（林越的搭档向导周远）的声音：
“七千四。”
当时的王青云又生气又绝望，“你就想想当时队员的崩溃和绝望程度。”一个向导，身处风雪肆虐的山上，不清楚自己的位置。漫山白雪遮蔽一切，整座雪山化作信息黑洞，山上山下的讯息彻底错乱。
2026年7月3日的慕士塔格峰山难，四人在风暴中丧生。但剥开风暴，暴露出的又是哪些溃败？缺乏经验的向导、挂靠其他公司营地的无资质队伍、依赖向导服务却没有自主行动力的客户、以及比这场风暴更早覆盖在这座山上的人为漏洞、漠视、浮躁和执念。
慕士塔格峰（7546米），那座山被叫做“馒头山”太久，以至于每个人都忘记了它“冰山之父”的真实面目。
撰文｜了了
编辑｜玄天
设计｜周末
图片来源｜受访者提供
本文为《户外探险》原创内容
转身之后，等不到的人
这场在成都进行的采访一直持续到深夜，我详细地问起3号那天的事，蚂蚁说，他本不太愿意去聊这些，“我知道会有很多人抨击我、骂我，很多人都在等着，准备把矛头指向我。”
蚂蚁今年27岁，入行登山已经有五六年了。玉珠峰、金银山、启孜峰都爬过，川西一众五千米级的商业山峰基本爬遍了。他的登山履历不算单薄，社交账号记录着他的成绩，不仅完成公格尔五峰、金龙峰两项国人首登，金龙峰的登顶经历，还让他成功入围2025年金冰镐大名单。
去年他便来过慕士塔格，先是跟随建营队伍往返C1、C2、C3营地运送物资，后来正式攀登了一次，最终顺利登顶。今年他带队两名客户攀登，行程分为两期，每期只带领一人。陈新，便是第一期随行的客户。
蚂蚁和客户陈新比普通客户要熟一些，但二人算不上亲密的朋友。他知道陈新登过很多山，五千米级的登过不少，六千米级的金银山也登顶了，贡嘎100的越野赛也跑过。出发前的体能测试过了，五公里能在二十六分钟以内跑完。纸面上看，一切符合这次攀登要求。
3日凌晨，他们从海拔6900米的C3营地出发。蚂蚁说，出发那会儿天气还不错，凌晨三四点钟开始逐渐飘雪，但不大，天亮前风起来了，挺大的，但能见度还行。总体来说，“天气有点冷，风有点大，但能走”。
一切按照计划进行，那天陈新全程吸着氧气。蚂蚁带了两瓶氧气上去，早上冲顶时开始用第一瓶，流量开到2.5左右，后来另一个向导说他走的有点慢，建议开到3。蚂蚁没有开那么高，一直保持在2.5左右。蚂蚁后来在复盘这起事故时说，他的氧气是很充足的，不存在缺氧或者脑水肿的情况。
清晨8点多，二人顺利登顶，他们没在山顶多待，拍了照就往下撤。
下撤的时候，天气开始明显变差。风越来越大，雪越来越大，能见度越来越低。到了10点左右，能见度不到十米了，蚂蚁形容，就像有人在你眼前盖了一层纱布。风把雪吹起来连成一片，整个天地都是白的。蚂蚁掏出手机想看轨迹，屏幕也是白的。
那天从C3营地启程冲顶的队伍，远不止蚂蚁一行人。据蚂蚁回忆，凌晨动身时他粗略数过，光是云端探险就有七八支队伍，除此之外，马卡鲁、太原五洲、探路者、凡尘远行等多家团队，也全都同步出发。具体有多少人，他没有细数，“但肯定不少”。
另一支队伍的摄影师光年也身处当日的冲顶大军之中。他估算，当天冲顶的大队伍共两三支，合计四十多人。光年随烈火的太原五洲营地队伍出发，该营地汇集了多家俱乐部。烈火是太原五洲登山公司的负责人，也是该营地下所有挂靠俱乐部的营地总协调人（事故中的另外三个人的申报公司就在他名下）。
走到海拔7300米左右的位置，路旗看不见了。蚂蚁跟陈新说“你稍微等我一下，我去确认路线”。
为何不两人一同前去探路？蚂蚁给出了解释：这种恶劣天气里，倘若带着陈新一同探路，一旦二人双双迷路，后果不堪设想。因此他决定独自前去探明路线，确认无误后再折返带人。他坦言，如此低的能见度，站在原地根本看不见路旗，必须往前走出一段距离，找到路旗定好方位，才能原路返回。
蚂蚁离开陈新时，他正坐在雪坡上，周身没有什么遮挡，吸着氧气，身体状态正常，眼睛看着是清醒的。他穿着一件凯乐石的老款连体服，颜色很特别，蚂蚁后来问别人有没有看到穿这个衣服的人时都用这个特征。
我询问蚂蚁，在这般猛烈的暴风雪里，陈新孤零零留在开阔雪坡，没有任何遮挡，随时都会遭遇不测，当时就没有意识到危险吗？
蚂蚁用另一组遇难三人的情况来回应我：“如果跟我走的话也一样的。很显然那三个人他们一起走，一个人掉悬崖了，剩下两个就偏离路线非常远，迷路了”。因此，在当时的处境下，蚂蚁觉得自己的判断和决定，具备合理性。
总之蚂蚁转身去找路了。往前走了几十米，不到一百米。风大雪大，路看不清。他没有找到路旗，然后沿原路折返。
陈新不见了。周边的雪地里有脚印，但脚印很乱，有他的，有陈新的，还有别人踩过的。蚂蚁站在那些脚印中间，分不清哪个方向是陈新走的，也不确定他是跟着别的队伍走了，还是独自一人。
据蚂蚁回忆，他大概在附近找了二十多分钟，上上下下，左边右边，能看的地方都看了。在那种天气下，在那样袒露在风雪中的雪坡上，无论坐等十分钟还是寻人二十分钟，都是很长的时间。尤其是人停下不动时，体感温度会迅速下降，手脚开始僵硬。
蚂蚁当时想，陈新一定是自己走了。他有自己判断的依据。首先，陈新的氧气是充足的，不可能因为缺氧导致意识不清。第二，他是成年人，三十多岁，有判断能力。第三，蚂蚁当时走的时候说了“很快回来”，但如果陈新等了几分钟没等到人，他可能会觉得——“向导可能是迷路了，我不能一直在这里等，我要么自己下撤，要么跟着别的队伍走。”蚂蚁个人认为，这个想法在当时是正常的，在那种天气下原地等太久会失温，动起来往下走或者跟别人走是合理的。
事后蚂蚁查证得知，陈新途中的确接触过其他人。据蚂蚁在采访中回忆，马卡鲁团队的向导称曾撞见陈新，对方还跟随队伍前行了一小段路程。但他紧接着提到，这批人的说法后续发生了改口。暴雪天气能见度不足五米，远处景物模糊难辨，蚂蚁无法断定众人是真切看见了陈新，还是在风雪中认错了人。针对该说法，我们经由救援方转达，向马卡鲁公司负责人进行求证，对方表示，无法确认队伍当时遇到的人就是陈新。
接下来就是开篇的一幕，找不到陈新的蚂蚁开始打电话，没有人能给他一个肯定的答复。返回C3营地的他寻找无果，下午3点左右，蚂蚁又出去了，这次他碰到同去寻人的烈火、大多吉等人。能见度太低，他们不敢走远，只能在视线范围内搜索。据蚂蚁表述，他虽然没有找到自己的客户，但带了两位同样与队伍走失的队员回到C3 营地。
幻觉
3日凌晨，光年也从C3营地出发。
他这次进山的身份是一位俱乐部聘请的摄影师。光年27岁，大二开始玩户外，骑过川藏线，徒步走过亚丁大环线、格聂C线，登过玉珠峰。攀登慕士塔格，是他人生中首次涉足七千米级别雪山。
他来慕士塔格，一是自己想登这座山，二是以摄影师的身份参与，还能挣点钱。冲顶那天他没吸氧，他觉得自己体能不错，从C2至C3营地，他都背了至少17KG，当时状态很好，脑子清楚，所以他觉得自己不用吸氧。
光年 图片来源/网络
凌晨出发时，天气非常好，月亮很大很圆，天上只有一小片云。走了两三个小时，天空开始飘雪，越来越大，风也开始吹。等到真正刮大风、天气变得非常恶劣的时候，应该是早上八九点左右。
行进至7480米处，他拿出手机看了一眼海拔。冲顶路线上不断有登山者从上方向下撤，纷纷劝他也不要再登，上方风力太大。他站在那里，头发与眉毛上凝结出一层冰壳，呼出的气息转瞬结成白霜。短暂思索后，他决定终止攀登，转身向下撤离。
下撤的时候，他看到了一个人。
那个人在他前面十多米的地方，还在往上走。能见度已经很差了，最多十几米外就看不清。那个人状态看起来还可以，走得挺稳。光年喊了一声，想让他跟自己一起下撤。但风太大了，声音传不出去。那个人可能没听到，也可能听到了但没理，继续往上走了。
光年后来才知道那是遇难者中的一个，那个叫周远的向导。
光年曾在大本营遇见周远，并有所交流。在冲顶的路上，他们也交流过一些摄影方面的话题，光年回忆，他们简单聊了彼此的户外经历，他观察周远这次状态很好，出发前他给光年说过自己背了22KG，然后一路上还能不断地找机位拍摄。
后来知道周远未能下山，他心里很难受。几个小时前还看到的活生生的人，还在前面走着，然后就没了。
下撤的时候暴风雪越来越严重，路旗看不见，脚印被雪埋了，地面全是平的，四周全是白的，光年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往哪个方向走。之前他在山上也迷过路，手机没电，没有指南针，完全不知道方向，但四五千米的山上，尚能辨识山体轮廓与地标，依托两步路轨迹，最终顺利脱险。七千多米的暴风雪中，什么都看不到，就像一片无边无际的平坦雪地，很容易就丧失方向了。
出发前，他开启了两步路轨迹记录，这个习惯最终救了他一命。光年回忆，当时他已经逐渐出现幻觉，手机也濒临断电。他依靠手机仅剩的电量，凭着残存意识打开两步路查阅轨迹。
随后，幻觉开始不断加剧。
他觉得自己到了冬天的新疆禾木，下面有雪地，有房屋，海拔好像只有两三千米。他看到房子的细节，看到房顶上的雪，看到烟囱冒烟。他觉得自己已经下山了，到了村子里，脑子里想着要找地方休息，要喝水。幻觉非常真实，他完全不觉得自己还在七千米的山上。
下撤十余分钟后，他偶遇一名年轻攀登者。对方见到光年的第一句话便是：“终于遇到人了。”起初光年无法判断这名年轻人身体状况如何，只看见对方坐在地上，并且请光年帮助他把氧气流量调到1。光年据此判断，对方状态尚可，至少能判断形势，延长氧气使用时间。
正是这场短暂交谈，将光年从幻觉中拉扯回来些许。他猛然惊醒，意识到自己还身处七千多米的高山上，距离安全下撤尚远。和年轻人对话的瞬间，他好像被人猛地摇醒，他短暂挣脱幻觉，重回现实。
但说完话一转头，他又回到幻觉里了。
穿着蓝黄衣服的是光年。图片来源/网络
光年说，那个年轻人应该是报警比较早的人之一。当时有信号，他就已经打电话报警了。具体是什么时间打的，他不确定。有说是下午3点多，也有说是3点半。那段记忆光年很模糊，他只记得他们坐在地上等的时候，那个人打了电话。他坐在那里，有时候知道自己还在山上，有时候又回到幻觉里。半清醒半幻觉，不知道自己在哪里，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后来有人给他们打了电话，应该是烈火或是另一位向导，让他们在原地等待，马上上来找。那个电话应该是下午3点至4点之间打来的。之后，他们继续坐着等。
直至下午4点多，向导上来了，想把光年和那个年轻人先带下去。但光年当时幻觉严重，开始乱走。他感觉自己左侧出现一栋房子，房子里面有监控，他要去找到那个房子的老板调监控看他把手机扔在哪里了。那个时候他已经丢了手机，以为被人捡走了。
他往那个幻觉里的房子走，向导叫他他也听不到。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要找到那个房子，要看监控。他甚至把踏雪板都脱掉了。在那种雪地里没有踏雪板根本走不动，但他完全没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
光年继续听凭幻觉乱走，不知道走了多久，突然，一只手从旁边抓住了他的左手。有人说了句“走吧”“跟我们走”之类的话。
他后来才知道可能是烈火。后来又冒出一个人，两个人把他往营地的方向带。他还在幻觉里，以为他们在伤害他，一边跟他们争吵，一边喊着要去找手机。他们也不解释，一直拉着他走。
回到营地后的光年，跪在地上。图片来源/网络
7月3日中午12时30分，王青云第一次知道山上有人失踪了。
多支挂靠混合队伍的“大管家”老驿接到冲顶队伍的电话，当时王青云就在旁边。据王青云表述，他当时不知道打来这个电话的人具体是谁，但听到电话那头说迷失了方向，找不到路线，电话这头的老驿回复对方“原地不要动，派人上去接”。
据王青云回忆，12时30分至13时30分，老驿艰难地联系到了烈火，通知烈火山上有人迷路，烈火回复他们，自己已经返回到C3营地，稍后就派人去找。
14时30分，山上再次拨通大本营电话，来电是同一个人，依旧是迷路求救，通话人情绪极度恐慌。老驿在一旁安抚对方，王青云随即上前向电话那头追问：一共几个人？当前海拔多少？对方答复是三人，所处海拔 6900 米。他再次要求对方核实海拔高度，几经确认后，才获知实际位置为 7400 米。
大概15时左右，烈火等人出发上山开始搜救，但与此同时，救援人员已经无法联系上之前迷路并打来电话的人。
大概15时30分，警察收到山上的110报警电话，来到大本营。但报警的人和大本营收到失踪消息的人，并非同一人，信息是不匹配的，山下短时间内信息错乱，当时没有人能说清楚——到底谁丢了、丢在哪儿、丢了几个人。信息传递速度很慢，山上非常混乱。
作为本次慕士塔格峰攀登的救援队长，获知山上情况的他已经派遣了救援小队——张云滔、高磊、黄杰、余海鹏、林宏等五位向导赶到C1营地，同时，C1以上陆续有人开始撤下来。
救援队从大本营前往C1 营地。
16 时 30 分，官方逐步掌握山上的遇险状况。与此同时，经多方信息汇总确认，山上失联人员数量由3人更新为4人。
除了林越一行三人向大本营拨打的求救电话外，警方接到的110报警来源至今无法核实：报警人究竟是曾和光年在山上相遇的年轻人，还是蚂蚁的那名客户陈新？王青云称，从警方那里获取的有限线索判断，报警人大概率是后者。依据是报警通话中能够听出报警人当时处于独自一人的状态。而那位年轻人拨打电话时，身旁还有光年同行。但蚂蚁也表示，他第一时间就给陈新打过电话，他的手机处于关机状态。
山上，所有人都在等。
蚂蚁在等。继上午10:50左右他向队友打出了第一通电话后，始终没能找到失联的客户。他先是在原地搜寻，折返C3营地排查依旧一无所获，只好再度上山搜寻。一路搜寻的同时，蚂蚁满心期盼，等候着山上下来人，盼着能带来有关陈新下落的消息。
陈新在等。蚂蚁走的时候对他说“你稍微等我一下，我去确认路线”，说的是“很快回来”。蚂蚁走了之后他等了多久，谁都说不清楚。从后来汇总的采访信息可以猜测，他从分开的地方往下走了一段路，然后停下来了，没有再动。那时他可能还在等，只是最终没有等到蚂蚁或任何救援人员。
光年在等。他与半路偶遇的年轻山友一同坐在雪地里，等候110电话里说的救援人赶来。光年那时候一阵清醒一阵迷糊，清醒的时候他知道自己还在七千米，迷糊的时候他觉得自己已经在新疆禾木的村子里了。
极拓者队伍的三人——两位向导林越、周远和那位女客户，都在等。他们就是最先给大本营打去求救电话的一方。拨通电话的是林越，他说：“我们迷路了”，大本营让他们在原地等着。过了一个小时第二通，他问“有人上来没有”，大本营说已经派人上去了，让他们不要动。第三通电话的时候，据王青云回忆，林越说话的声音都在发抖，“比一般的队员还要慌，一个向导，在最需要稳定军心的时候，自己的声音抖成那样，当时我就知道——完了。”
C1营地，王青云派出的林宏等救援队员也在等。起初他们驻守在C1等候消息，随着山下一步进一步地确认山上发生的险情，队员们顶着风雪向上展开救援，内心万分焦灼。而待命在C1期间，他们始终守在山上人员下撤的必经路口，但凡遇到下撤经过的登山者，便上前询问对方是不是拨打求救电话的人，或是有没有见过这几名遇险人员。
整整一天过去，他们始终都没有见到电话那头的林越等三名遇险者，也没有等到陈新。
之后救援队员问询到一名下撤人员，对方称见过陈新。据他向林宏等人描述，起初他还和陈新结伴同行过一段路程，之后便再也没有见到对方。这条线索如今已经难以核实真伪，彼时山上风雪肆虐，恶劣环境之下，登山者的视觉判断与记忆都极易出现偏差。
7月3日20时之前，烈火一行人仍旧在上山救援。天气愈加恶劣，能见度极低。最终，他们在暴风雪中共将7人带回了C3营地。事后回望，令人后怕的是，当时身处山中、身体状态和处境与光年等人相近的登山者，竟不下十人。
当时烈火心里想的是，这7个人里应该包含了最早向大本营求助的林越等三人。但带回来之后一清点才发现，那三人并不在其中。加上蚂蚁那位走丢的客户，山上还有4个人。
当晚只有烈火等小部分人知道这件事，山上山下无论是客户还是向导都知道山上已经乱套了，但究竟丢了多少人，没有人给出明确的数字。
王青云在受访时提及，烈火一行人彼时已经心知事态不妙，却并未对外吐露实情。他们当时大概还心存一些侥幸，觉得两名向导带着一名队员还找不回来吗？可现实终究事与愿违。在摸清现场具体状况后，深夜时分，烈火等人毅然顶着风雪再度进山搜寻。
当夜天气恶劣至极，狂风裹挟暴雪仍在肆虐，出门能见度只有五米远，头灯只能照一米远，地都照不亮。一向在户外圈耐力出众、体能强悍的烈火，几番艰难跋涉下来，此刻早已体力透支。他跟王青云说“我还需要再去寻找”的时候，声音都是嘶哑的。事实上，那一刻他们尽了力，但是没有办法。后来烈火两人也迷了路，绕了一大圈才摸回C3营地。王青云说，他们是拼命上去的，两个人也差点挂了。
在C3营地等待的蚂蚁看到一位藏族向导下来之后直接吐血了——可能是在上面找人时用力过猛，也可能冻着了。他和烈火几人聊了一些，大家的状态都不太好。蚂蚁记得烈火当时说，自己也算是运气好，捡了一条命，他寻人下来的时候差点没找到营地的位置，能回来，全靠经验。
那一夜所有人都在等，等一个确切的消息，等人下来，等天气好转。
晚上风刮了一整夜，大家的帐篷都被风吹得哗哗响，感觉随时都要散架，雪从底下灌进来，蚂蚁形容，像是躺在雪上睡觉。蚂蚁睡不踏实，他心里清楚，那种天气下留在山上的人暴露一整晚，基本没有生存的可能，但他不愿意完全相信。
而据王青云表述，即便3日晚上及时获取山上的明确信息，在那样的天气条件下，大本营的人也没有能力加大救援力度连夜上山找人，那时候已经是半夜，知道这些信息并没有用。
7月4日早上8时，大本营收到烈火打来的电话，说还有三个人在山上没找到。从3日下午12时30分到4日早上8时，前后共计约20个小时里，从各方掌握的信息始终混乱失真，无人能够确定这三人的确切位置。
经过层层混乱、互相矛盾的信息之后，事态才逐步清晰，山上山下才都知道，失联人员并不只有陈新，极拓者的两名向导林越、周远，连同一名女客户，四人全部未能下山。
风雪迷雾，各说各话
光年4日早上醒来，眼睛出了问题，他猜测可能是雪盲，什么都看不清。他被人领进餐厅帐篷，里面坐了几个向导和被救下来的人。烈火也在，他正在打电话汇报情况。光年是在这时才知道山上还有4人尚未找到，而他是多么幸运。
帐篷内大家都很沉默，有人在讨论四人如何生存。有人想出去继续找人，但根本出不去，出去十米就看不到营地了。暴风雪一直刮到中午才慢慢变小。
与此同时，林宏等人所在的极限高山救援队、川藏队等队伍也已经来到C3营地，连同烈火等人便再次开启救援。
救援队从C1 向C3 营地前进的路上，风雪很大。
救援队在顶着风雪前进。
蚂蚁的心态也开始变化。3日晚上他还抱着希望，也许会被人救下来。4日白天时间一点点过去，希望越来越小。一个人在海拔七千多米待了一夜，没有帐篷没有睡袋没有保暖，就算当时活着到了第二天早上也很难了。4日中午，蚂蚁基本接受了，他心里知道不会有好消息了。
7月5日，天气终于好转，云开雾散。阳光照在雪坡上，能见度骤然开阔，风雪散去后的山上，救援并未受到太大的阻力——只要天气好，那些位置其实很容易辨认。林宏和另一位救援队员早上八点出发，沿路线向上搜索。在海拔7200米处，他们很快发现了第一具遗体，离C3营地只有200米，距正确路线的路旗不过20米，距离路线更是只有3米。那正是陈新。
遗体大半被雪掩埋，约百分之七十埋在雪里，只剩手脚露在外面。根据现场痕迹判断，他可能是3日夜晚曾用手在雪地里挖了一个坑，坐在里面，可能是太累了，坐下来休息，就再也没能站起来。
林宏和同事拍照记录后继续往上。在海拔7400米左右、正确路线左上方约两百米处，他们发现了第二具遗体。那是另一位向导周远。他穿着绿色连体服，侧躺在地，身上还背着包。现场散落着不少被丢弃的背包，显然是三个人在迷路后为了减轻负重扔下的。
第二具遗体的位置坡度较陡，掩埋的雪很少，约百分之九十裸露在外。根据现场情况推测，遇难者并未当即离世，或许可能经历了一整夜的求生活动。3日夜间持续降雪，次日白天风雪不止，直至午夜12时降雪才停歇。据此推断，遇难者应当是雪停之后失去生命体征。只要人尚能站立活动，体表便难以堆积积雪。
再往前约一百米，悬崖边上，是第三具遗体，那位穿紫色连体服的女客户，位置极其危险，左边就是垂直高度约一千米的悬崖和冰川。林宏透露，他们一行人在半夜还曾向山上、山下发出求助信号，包括那位女生，林宏看到她在大概是凌晨一两点时，还在抖音发过一些评论，回复大家的消息。
基于救援队的航拍搜存图与信息标注，制作的事故现场信息图。
林宏和同事当天花了近五个小时，把前两具遗体从偏离路线的位置拖回正确线路，再一路拖回C3营地。第三具遗体——那个女生，距离第二具遗体大约100米。左边是悬崖，下面是冰川，垂直高度约1000米。她恰好在悬崖边上，位置相对比较危险。
从他们最终遇难的位置，王青云等人判断，这两位向导应该是带着客户从海拔7400米的位置拐了一个九十度的弯，朝悬崖方向走了约三百米左右，其中一位向导林越在寻路过程中发生坠崖。
据林宏表述，他们发生事故的地点是一个大斜坡，正确的路线在左边，如果向右走就会走很长一段距离。林宏等人猜测他们三个人当时一起走，而遇难向导林越的遗体始终未能找到，大概率是因为他们一直向右走，起雾、下雪、刮风，人的眼睛无法看清，也不能确定前面究竟是什么，他只能一直往前走，往右边走的时候不小心滑下去了，滑到了冰川里面。
王青云通过几人遗体状态以及所处形势分析，第一晚（3日晚上）他们三个一定是挺过来了，三个人在一起不容易死。如果那位向导没有掉到悬崖，也许他们三个的生存几率还是有的。而其中一位向导掉下去后，另外一位向导和客户两人开始往回走，但遗憾的是，两人在返回路线的路上都没能幸存。
蚂蚁是在7月5日下撤途中收到客户陈新已经找到并去世的消息，他于6日最终抵达大本营。
据林宏表述，陈新的遗体位置距离C3营地最多只有20分钟到半个小时的路程，如果从C3往上走最多也就两个小时。他就死在路线上，距离路线仅有3米远。
而王青云在采访中说，他的背包距离遗体只有几米远。“人在什么情况下会舍弃一切？就是在你感觉自己真的要死的时候，才会舍弃。”站在救援队的角度判断，以遇难者所处的位置，蚂蚁本没有理由找不到自己的客户。
一边是救援队依据遗体、遗物与现场痕迹，还原出的一种事发状态；一边是向导对当时经过，给出的另一套叙述。两种叙事摆在一处，事发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已然各说各话，真相笼罩在风雪带来的迷雾之中。
7月6日，熔断令下来了，所有人不能再上山。
山上的等，山下的等，所有的等串在一起，最后等来的是四具遗体。
顺了太多年的一座山
在采访中，我和蚂蚁反复校准他离开陈新前最后的对话，他记得自己没说“等我十分钟”或者“等我二十分钟”，他说的是“很快回来”。27岁，做登山五年，他相信自己能判断和掌握好那几分钟发生的一切，就像很多人相信，慕士塔格只是座“馒头山”一样，不会出什么事儿。
“馒头山”，这是慕士塔格在登山圈子里的绰号。圆润的轮廓，平缓的雪坡，没有陡峭的冰壁，没有需要复杂技术操作的岩石路段。
光年出发前对这座山的印象就是“加大版的玉珠峰”。这是他第一次上七千米。出发前向导每天给他们开会，讲了第二天的安排和注意事项。体育局的人来发了登山证，简单说明了情况。安全方面的事应该也提过，但他记不太清了。以前走过那么多线路，登过玉珠峰，他觉得经验是够用的。
“慕士塔格这几年太顺了，所有人都麻痹了。”在采访中，很多人也都表述了这一现象。
近20年来，慕士塔格峰登山事故总体上呈现前高后低的走势，2006至2015年行业监管尚未完善，境外自助登山、民间无备案野攀频发，山上多次出现过滑坠、冰裂缝坠落、高反猝死、暴雪失温等致死事故。
2007至2011年是慕士塔格峰的伤亡高发期。2007年，韩国登山者崔江勇暴雪失踪遇难、一位英国登山者因高海拔心脏病离世；2008年，国内登山者娄颖登顶下撤至大本营后高反诱发心源性猝死；2011年，中科院科考人员坠入冰裂缝永久失联、伊朗双人阿尔卑斯式攀登失温遇难。
而到了2016年后，登山规范逐步完善落地，正规商业团队管控收紧，登山伤亡数量大幅下降。比起恶劣天气，人的侥幸冲动与盲目冒险，开始成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近五年里，2021至2025年，慕士塔格峰没有出现过人员遇难事件，此次事故是近五年唯一重大山难。
但2026年的慕士塔格和往年不一样。相比于去年，今年注册攀登慕峰的人数从三百多人翻到了六百多人，几乎翻了一倍。大本营里的帐篷密密麻麻挤在一起，新面孔的俱乐部涌了进来。一位向导在采访中表示，大概三分之一的队伍没有自己的营地，挂靠在有资质的公司名下，但各自带各自的客户。
这种挂靠模式在慕士塔格很普遍。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向导在采访中提到，他觉得这站在官方评判标准来看，流程是合规的。有中登协的高山向导带队，1个向导配4个客户的比例也符合管理规定，备案材料齐全，是正规签字、正规拍照、正规上山的，不是偷登。而像他们一个俱乐部只有几个客户，自己单独建一个营地花费一二十万，根本不现实。所以大家只能抱团取暖，拼在一起降低成本。
但挂靠和挂靠不一样。有些挂靠是统一管理的，有些不是。烈火的模式是把好几家俱乐部召集在一起，统一建了一个大营地，但他不是这些俱乐部的领导，属于合作方。众人虽共处同一营地，却各自负责自己的客户。这其中的核心问题在于缺乏统一管理权限：烈火仅负责大本营协调工作，没有人拥有最终决策权。
王青云用了一个词“八国联军”来形容这种挂靠的模式。几家小俱乐部拼在一起，用一个营地。出事的其中三人，两位向导和一位女客户是通过太原五洲申报的，另一位遇难者属于马卡鲁营地。
倘若登山公司在手续审批合规的前提下，为压缩成本抱团进驻大本营，以类似 “拼多多” 的模式开展运营，这套模式为何潜藏诸多隐患？不少受访者认为，根源最终指向企业管理层面的缺失。这种拼营地的模式，在大本营还能维持，至少吃住在一起。可一旦到了山上，到了必须做出关键抉择的时刻，当日能否继续向上、几点启动下撤、是否持续搜救，却没有人拥有最终决定权。各方彼此独立，互不统属。而登山中的生死决策，从来不能依靠人情来权衡。
自由之巅创始人李宗利说，大公司有自己的体系，向导是自己培养的，物资是自己运上去的，出了事知道怎么应对。今年，自由之巅选择自建营地，C1、C2、C3 全部为自有营地。
一位向导也在此话题下提到，小队伍通常没有C3以上的营地，只能蹭大队伍的帐篷。如果大队伍的队员上来了要用自己的帐篷，小队伍就没地方住了。所以小队伍只能挑大队伍不在的日子上山，不管天气好不好。针对现场情况、营地管理混乱、登山挂靠等行业乱象，我们尝试联系长期运营慕士塔格攀登业务的凯途高山，以及当地资深机构乔戈里俱乐部，希望求证相关现象是否属实。双方均婉拒接受采访。
罗罗是岩羊探险的创始人，做了27年登山。他说慕士塔格攀登最担心的就是天气。天气不好，一定是想各种办法错开的。他也提到，这次攀登，大队伍都选了六号以后的窗口，避开了二号、三号那几天。
此外，近几年，慕士塔格峰的攀登风气也有所变化。一位匿名采访者直接表示，“这两年很多网红领队开始飘了。他们可能考了一个协作证，带过几次玉珠峰，拍了点好看的照片，在抖音上有点粉丝，就觉得自己可以带队上七千了，但他自己连慕士塔格都没登顶过。今年这种领队很多，不是个例。”
慕士塔格受到小红书等社交媒体的影响，也被包装成“有腿就行”的山。照片里登顶者站在7546米的峰顶，背后是湛蓝的天，评论区里全是“好酷”“我也想去”。一座七千米级的山峰被描述得像一次简单出行，于是流量涌了进来。与此同时，珠峰那套风气也开始往慕士塔格搬了。2025年，有人在慕士塔格宣布无氧登顶，紧接着就有人跟风。无氧被包装成了一种荣誉，好像吸氧就是丢人。
攀登的节奏也在变。一位从业者透露，正常的慕士塔格攀登周期是十五天左右，但有人压缩到了十天、八天。今年有人推出了“低压氧舱版”，让客户在家先适应低压环境，再缩短在慕士塔格的适应时间，来了之后没有适应时间，在周边拉练一下就直接冲顶。
罗罗也表示，这两年氧气产业越来越成熟，客户自己买大量氧气就可以缩短适应时间。以前慕士塔格没有氧气不可能压缩时间，现在有了，压缩周期不是不行，但要非常谨慎，万一氧气断了、面罩出问题，就是危险行为。
一位山友说，他之前碰到过一个人，第一座雪山就是慕士塔格，在前进营地就吸氧了。他很震惊。他觉得以前登雪山，可能第三十多座才去珠峰，但现在对很多人来说，慕士塔格就是走向珠峰的跳板。他觉得登山不像网红说的那么简单，慕士塔格是“馒头山”，但那是在天气好的时候。天气一旦变坏，它一样能死人。
年复一年，人越来越多，队伍越来越杂，很多从业者表示，今年出现在慕士塔格峰的队员的自主能力更差了。这座山可以温柔，也可以像今年一样残忍。
他们为什么能出现在山上
王青云在采访中讲了两个细节。遇难向导林越在连体羽绒服里只穿了一条内裤，而且他从大本营到C3拍了近八百张照片（这些照片全部同步上传到官方后台）。需要说明的是，以上内容均为王青云一方的陈述，关于照片数量、上传记录等信息，我们暂未找到其他渠道交叉验证，暂时无法核实真伪。
针对林越本次攀登的身份，我们向王青云等人求证，对方均表示他是以向导（协作）身份上山。而一名向导为何在带队途中拍摄如此大量照片，王青云向我们解释：“现在这些人不是都这么干吗，带客人是其次，拍视频是最主要的。”
至于穿着搭配，王青云说：“连体里只穿了一条内裤，能如此穿衣服吗？在暴风雪来临时，他已经被冻傻了。”“他登过最高的山可能只有玉珠峰。他以前是在四川登五千米的，做过协作。”而这也证实了遇难女客户生前给家人发去的那条充满担忧的信息——“我的向导没有登过慕士塔格，能行吗？”
如果从资质来看，这次在山上的很多带队人，他们在这次攀登中的身份并不能称为“向导”，而是协作。他们拥有的是四川登协的协作证，不是国家体育总局的高山向导证。按照规定，协作不能单独带人上七千米。一位向导在采访中也直言：“今年慕士塔格六百个人注册攀登，持证的高山向导全国不到两百个。”言外之意颇深。
罗罗在采访中提到，出事的队伍，从这次官方审批层面看，他们是合规的。他们1:4的比例也是做到了的，备案也备了。而罗罗表示，安排自己的协作本是合理的，他认为在山上人越多越好，只要有经验、即便没有证，更多的工作人员都是好事情。但问题在于，他们可能在1:4的基础上加的协作担任了重要岗位，比如决策者。
很多协作甚至从未攀登过慕士塔格峰，只有在川西五千米、六千米级雪山上的攀登经验，他们可能忽视了慕士塔格的极端天气后果。采访中罗罗表示，他在2008年也曾在慕峰经历过一次恶劣天气，能见度低到自己的脚都看不见，更别说路旗了。从那次经历后，现在他要求每个向导必须下载慕峰的攀登轨迹。
我们确实可以观察到，基于登山的人多了，小白群体基数大了，商机变多，近两年全国各地涌现出很多新的营销性公司，而这些公司的对登山安全保障的经验是不足的。登山安全保障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并不是参加几次培训就可以的。
那么，拨开现场的种种矛盾，事故真正值得叩问的症结在于：为什么更多的“向导”可以出现在山上呢？他们又在实质性地扮演着什么角色？
业内人士认为，问题的核心可能在“配比”之外。这些公司可能在一比四的配比之外，额外塞进了只有协作证、甚至连协作经验都存疑、不具备独立向导资格的自有人员。而更致命的是，那些挂着“向导”头衔、手持省级证书的带队者，自身的攀登履历尚不足以让人信服，遑论在七千米的高度上对别人的生命负责。他们本就不该以“向导”的身份出现在这样的山上。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近几年发生的山地户外事故中，涉事向导多为刚取得各类资质证书的新人。证书到手，便以为万事俱备，一张证书给了他们上山的资格，也给了他们一种危险的错觉。这种心态，恰恰埋下了隐患。
这里并不是说唯证书论。在和多位从业者的对谈中，可以看到一个关于资质系统的悖论：“有证”不等于“有能力”，同时“没证”不等于“不行”。
李宗利在采访中说了一个基本概念：在慕士塔格或者任何一座高山上，一个向导绝对不能离开自己的客户。
他表示，这个行业现在的状态是畸形的，一大群人有证没能力，有能力的人可能没证。有经验的太老了上不了山，有体力的人没有经验上了山不知道该怎么判断。有人登过四五千米就觉得自己能上七千米，有人在川西登过几座山就觉得自己能在暴风雪里带客户下撤。
而罗罗说，拿到相关从业证只能说拿到了入场券，但并不代表能直接胜任相关工作，还要积累很多年的经验，就像考了驾照不开车一个道理。所以证书也并不能作为一个唯一的评判标准。
只是最终，在同一条山脊上，面对着同一场暴风雪，区别只在于，有的人能够回来，有的人没有。
下山之后，活着的人要面对什么
遗体被抬下来之后，陈新的父母从四川赶到了喀什。在殡仪馆，蚂蚁帮他们把遗体抬了进去。
蚂蚁表述，陈新的父亲曾在殡仪馆对他说，这是他儿子喜欢的，在他喜欢的事情上走了，没有遗憾。他让蚂蚁不要有心理压力和负担。蚂蚁站在那里，不知道该说什么。于蚂蚁而言，家属这般平和宽厚的态度，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他以为他们可能会质疑为何自己要带他来登山，但陈新的母亲后来也告诉他，她从未责怪过他。
下山之后蚂蚁看到了网上的评论。有人发私信留言，说他“把客人丢在山上自己逃跑了”。
蚂蚁说他不接受“把客人丢在山上”这个说法。他在山上做了能做的一切，他说自己也是纯粹命大捡了一条命回来，如果天气再恶劣一点，或者运气再差一点没找到营地，他也回不来。但他也说，自己是客人在山上的第一责任人，把人带上去了没带下来，这个责任推不掉，也没必要把自己摘得干干净净，自己有问题就是有问题。
有人发私信质问他，“把客人丢在山上是什么体验？”，有人说他不配做向导。蚂蚁说，那些话他看到了，但他没办法回应太多，一旦解释，别人就会说他在推卸责任。“大家可能会问我为什么回来了……从这个角度来看，我无法说太多话，因为说太多话反而会有更多人抨击你，只能尽可能地将这件事情说清楚。”
但他反复强调了一件事：“我并不想让这件事情发生，也不是故意把他丢在山上，”他说，“我的本意是为了挣钱，不是让某个人留在山上，这对我来讲没有任何意义和好处。”
山难之后，人们习惯寻找一个答案。是谁的错？是向导离开客户的那十分钟，是公司挂靠的灰色地带，是证书与能力的错位，是“馒头山”这个绰号下多年来人们对危险的消解，还是只因这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雪？都可以是，也都不完全是。
采访的最后，我几乎问了每一个受访者同一个问题：“你觉得这是天灾还是人祸？或者说它各占几分？”
“这就是人祸。”他们大多数还是如此回答。
“向导能力不行，没有别的原因。”以及更多对于系统的无力指责。
这场事故像一面多棱镜，每个角度都折射出不同的溃败。“冰山之父”慕士塔格并没有变，变的是那些上山的人，是涌进来的流量，是自己都不为所知的轻慢，是整个体系的浮躁和滞后。当一座山被消费主义包装成打卡地，当人们知道每一个环节的弊病却依旧视而不见、放任乱象持续发酵，山难就不再是偶然，而是系统性的必然。
但写到这里，我们不想只是归咎。
那些在暴风雪中折返上山的人，那些在信息黑洞里守着电话等待的人，那些在殡仪馆里说出“没有遗憾”或无言心痛的父母，他们也同样构成这座山另一面的重量。山的残酷与山的慈悲从来并存，人也如此。
山难调查的终点，不该只是确定谁该负责。它更应该是一面镜子。它用逝者以生命为代价留下的伤痕，给生者提供了最后一次复盘的机会。攀登这项运动的发展史，几乎就是一部与山难相伴相生的教训史。每一次坠落、每一场暴风雪、每一个回不来的人，都在为后来者重新划定安全的边界。
对于攀登者而言，一场完整、诚实的山难复盘，是一次在他人的绝境中审视自己的机会。换作是你，在那个高度、那场风雪里，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哪些判断是对的，哪些是致命的？答案不必亲历，代价不必自付。
对于组织者而言，一场严肃的复盘，指向的是流程中每一个可优化的环节。客户筛选的标准、向导能力的边界、山上山下沟通的清晰度，这些细节平日里很容易被登顶的渴望掩盖。
对于管理者而言，合理的制度从来不是凭空设计出来的，而是在对每一起事故的诚实复盘中逐渐成形。怎样的天气情况下必须强制下撤，怎样的搜救响应才算及时，以及资质该用什么标准来衡量。
有些答案只能从真实的死亡中倒推出来。
这就是「户外探险」作为行业媒体，做山难报道与事故复盘的初衷。不是为了追究一个责任人，而是为了在每一次追问中，让后来的攀登者多一分清醒，让组织者多一层防线，让制度多一点精准。让每一场山难，都不只是新闻报道里的一串名字，让后来者不必再以同样的方式，付同样的代价。
下山之后，活着的人要面对什么？蚂蚁要面对网暴和内心的负疚，光年要面对幻觉和幸存者的恍惚，王青云、林宏等人要面对救援的无力感，烈火要面对尽力之后还是失去的挫败。
而即便回到最现实的问题，我们每个爱山的人，要面对无奈的熔断与封山；赖以为生的登山从业者，要面对一个行业的两难，规则的收紧与生计的窘迫，往往并行而至。
而比行业困境更深层的，是一个我们长久以来回避的问题：中国的户外运动，该如何面对死亡？
在我们的文化里，死亡是不吉的、不可说的，意外死亡更需要一个责任人、一个交代、一个可以归咎的出口。舆论也需要一个“到底谁害死了他们”的答案，却很少去想我们能否容许山中存在一种不必归咎的死亡。
登山终究是一项危险的运动。除了制度和承诺，高山最原始的变量就是你自己。安全永远在自己的判断和经验里。在那样的高度，在那样的暴风雪中，任何一个微小的判断失误、任何一条模糊的规则、任何一次侥幸的心理，都足以让人用生命买单。
而每一个准备上山的人，你准备好了吗？真的准备好面对一座七千米雪山的全部了吗？它的美，它的暴烈，以及它可能带走你的一切。
山难、逝去的生命，如果不能换来唯一的、也是最昂贵的一课。那么我们是否还将要面对更多场集体的溃败？
注：文中林越、周远、陈新、老驿为化名
感谢所有接受我们采访的当事人、救援队等为本文提供详实的信息。
登山的“安全”究竟该由谁来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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