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经记者 陈靖斌 毕节报道
刘德刚站在老宅外墙前，手始终没有碰上去。
那几行红军标语就在他身后，隔着木框和保护层，字迹淡得像随时会被风吹走。青瓦压着屋脊，深褐色木柱撑起旧檐，斑驳墙面嵌在木框之间。墙外是村庄日常：村民来来往往，孩子坐在台阶边，偶尔抬头望一眼墙上的字。
“这个碰不得，碰坏了就没有了。”刘德刚说。
这里是贵州省毕节市金沙县木孔镇信安社区老房子组。眼前这面墙，不在展馆里，也不是复制展板，而是红军当年写在老宅外墙上的标语。它曾经差点被改成一扇窗。
（刘德刚在自家老宅外墙前，讲述红军标语被发现和保护的经过。 陈靖斌/摄影）
1998年，刘德刚的大儿子结婚，家里准备整修房屋，原本打算把这面外墙打开。施工时，覆盖物被揭开，几行红色字迹露了出来。老人们口口相传的红军故事，忽然以一种看得见、摸得着的方式，重新站在这座老宅外墙上。
如果那一锤落下去，红军在木孔留下的一段故事，也许就只剩老人们口中的回忆了。
刘德刚把墙保了下来。后来，木框、保护层陆续加上，外墙不再只是外墙，成了一户人家守了近三十年的红色记忆。
关于红军在家中留宿的故事，刘德刚最早是从家里一位活到90多岁的长辈那里听来的。老人说，当年红军经过木孔时，天色已晚，队伍就在坳上、街上和村民家中歇脚。院坝里、楼板上、屋檐下，到处睡满了人。因为人多，楼板被踩坏。离开时，红军还留下几块铜钱作为赔偿。
这件小事，刘德刚记了一辈子。
“红军是为人民服务的队伍，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他说。
老宅外，水泥路通到院坝前。刘家的后人刘安学如今在木孔镇关渡学校任教。小时候，他看不懂墙上的字，只听奶奶讲红军故事，也不明白红军是一支怎样的队伍。长大后，他逐渐明白，墙上留下的不只是标语，也是一支队伍与老百姓之间最朴素的信任。
“现在我也会把这些故事讲给孩子们听。”刘安学说。
刘德刚守住的，是一面墙；在金沙县南渡乌江研究会会长李柯孚看来，这面墙也是金沙红色记忆的一处入口。沿着木孔往外走，菜籽坳战斗遗址、后山三大渡口、南渡乌江指挥所旧址依次展开。红军在金沙留下的足迹，也由一户人家的外墙，延伸成一条长征路。
（李柯孚在刘德刚家老宅介绍墙上红军标语及其历史背景。陈靖斌/摄影）
毕节市作家协会副主席、红色历史研究学者、长篇纪实小说《转战乌蒙》作者李东升，则把这条路放进更大的长征坐标中观察。
中央红军在金沙完成南渡乌江的战略突围，红九军团在金沙、大方一带转战牵敌，红二、红六军团又在黔大毕创建根据地、发动群众。多支红军力量在乌蒙山区突围、建政、扩红、播火，留下了彼此交织的历史现场。
“红二、红六军团1936年到达毕节，创建了以毕节为中心的川滇黔边区根据地。”李东升说，这是红军长征开始后，在长江以南创建的最后一块根据地。
一面外墙由此被放进更广阔的历史背景中。它记录的不是某一户人家的旧事，而是红军转战乌蒙、走进群众、留下火种的一段细节。
要理解这面墙，必须先理解红军为什么来到毕节。
乌江、鸭池河与突围路
1935年，中央红军进入贵州。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一渡赤水向威信进军途中，在川滇黔三省交界处召开鸡鸣三省会议。李东升认为，这次会议贯彻执行了遵义会议作出的重要决定，从组织上、军事上推动中国革命走向新的局面。
在七星关区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旧址，讲解员文康没有急着讲展板，而是先把记者带到长征路线图前。图上，中央红军在贵州的行军线曲折回旋。许多人提到红军长征在贵州，往往首先想到遵义会议、四渡赤水，文康则把手指移向毕节方向，提醒大家：四渡赤水战役中，中央红军也曾征战于今天的毕节金沙、七星关等地。
金沙后山南渡乌江，是其中关键一笔。
李东升把它称为四渡赤水的“收官之笔和点睛之笔”。中央红军在金沙后山南渡乌江，结束四渡赤水之战，为跳出敌军包围、实现下一步战略目标打开了通道。
在金沙县南渡乌江指挥所旧址，讲解员张瑜站在展陈中的行军路线图前，手指从沙土方向一路划向乌江渡口。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原定北上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但长江周边敌军封锁严密，形势极为不利。红军四渡赤水后迅速南下转战金沙，在沙土一带指挥南渡乌江，成功跳出几十万敌军组成的包围圈。
展板上，“四渡赤水出奇兵”的路线清晰展开：一渡赤水集结扎西，二渡赤水回师遵义，三渡赤水佯动诱敌，四渡赤水再返黔北。沙土方向的江口、大塘河、梯子岩等渡口，成为中央红军南渡乌江的重要地点。
（张瑜在行军路线图前，介绍中央红军南渡乌江的行军部署。陈靖斌/摄影）
江水奔流，路线图上的箭头停在历史的紧要处。那一渡之后，中央红军得以继续向前。
1936年的黔西鸭池河，则见证了红二、红六军团挺进黔西北、拉开乌蒙山回旋战序幕的重要一渡。
黔西市大关镇丘林村红色文化讲解员唐小丽，带着记者站在鸭池河边。盛夏的河面宽阔，水流依旧湍急。她指着河边一块石头说，这里就是当年的红军渡口。
“你们看，鸭池河河面宽，水又急。当时河面上一座桥都没有。”唐小丽说。
摆在红军面前的困难不只是天险。对岸曾有碉堡，国民党地方保安团驻守；身后的驮盐古道上，还有盐防兵把守。更紧迫的是，敌军随时可能从贵阳方向反扑。红军若不能尽快渡河，就可能腹背受敌。
当时，红二、红六军团采取声东击西的办法，打出“打到贵阳去、活捉蒋介石”的口号，成功迷惑和调动敌军。部署在乌江两岸的国民党军向贵阳方向收缩，鸭池河口岸防务出现空虚。红军抓住战机，奔袭鸭池河渡口，组成120人的先锋队，冒险抢渡。
（唐小丽在鸭池河畔，介绍红二、红六军团抢渡鸭池河的经过。陈靖斌/摄影）
渡过鸭池河后，红军挺进大关、黔西、大方、毕节，召开黔西会议，在大方成立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在毕节城建立革命政权、组建贵州抗日救国军，广泛发动群众。
红军抵达毕节时，身后追兵未远，眼前横着乌江、鸭池河和层层乌蒙山。渡不过去，队伍就可能被合围；走出去，新的局面才会打开。走过乌江，渡过鸭池河，红军在毕节留下的也不再只是行军路线。进入大方、毕节后，另一种更深的工作开始了：建政、扩红、发动群众、团结地方力量。
福音堂、石印机和那封回信
大方县城内，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旧址静静立在街巷之间。
讲解员杨兰站在旧址门口，没有先讲年份，而是请记者抬头看门楣上的匾额。那是萧克同志于1984年题写的“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旧址”。
这座建筑原为德国传教士修建的福音礼堂，砖木结构，三层楼，四角船尖顶，建于1911年。1936年2月上旬，红二、红六军团长征途经大定，司令部驻于福音堂内，并在此成立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2006年，该旧址被国务院核定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一座福音堂，由此成为红军长征史上的重要见证。
（杨兰在旧址内介绍红二、红六军团在大定建立革命政权的历史。陈靖斌/摄影）
红军抵达大定前，开明绅士彭新民组织群众出城欢迎红军，街上百姓备好开水、热茶招待红军。随后，大定成立拥护红军委员会，组织群众支持红军、宣传抗日反蒋。红军撤离后，彭新民遭国民党反动派杀害。
在大定期间，红二、红六军团开展扩红活动，短时间内扩充新战士2000多名。将军山小学学生讲解员宋钰萱站在校史馆展板前，用稚嫩却清晰的声音讲起这段历史：“1936年2月，红二、红六军团挺进黔西北，成立了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并开展扩红活动，壮大了红军队伍，在黔西北播下了革命的种子。”
展板上，还有一首当年群众传唱的歌：“红军到，干人笑，大家齐送红军号；专为穷人斩妖道，脱掉身上破筋筋，跟着贺龙当红军……”
福音堂里，红军建立了政权；石印机前，红军把主张印成布告；周素园保存下来的那封回信，则让后来人看见，红军如何把地方进步力量团结到同一条路上。
从大方旧址转到七星关区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旧址，文康停在一台石印机旁，手指向展墙上的布告。机器早已沉默，滚筒、石板、机身也不再转动，但他讲到《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布告第四号》时，语速明显慢了下来。
这份布告，正是由类似石印机印发。布告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改善人民群众生活等施政主张。红军在黔大毕地区建立县、区、乡革命政权，成立游击队，开展打土豪、分浮财等革命活动。
布告从这样的机器上印出，再被贴到城里和乡间。人们第一次从纸上的字句里，看见红军要做什么，也看见这支队伍为什么而来。
纸上的布告会被风雨带走，墙上的标语也会慢慢变淡。可只要有人继续讲，那些纸上的字、墙上的字，就不会真正离开这片土地。
红军进入毕节前，中共毕节党支部及一批进步青年已在当地传播革命思想、开展抗日救亡活动。1933年，林青、缪正元、秦天真等人成立草原艺术研究社，通过戏剧、歌曲、阅读等形式宣传革命思想。1934年1月，中共毕节党支部成立。红军进入毕节前后，中共贵州省工委成员和毕节当地党员积极开展工作，宣传红军主张，发动群众支援红军，并组织妇女赶制军服、护理伤员。
这些早期革命活动积累的群众基础，也为红军在毕节开展群众工作和统一战线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贵州抗日救国军司令部旧址，讲解员倪龙会把记者带入周素园的故事。旧址也是周素园故居。周素园是贵州辛亥革命元老，也是在西南地区较早接触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先驱者之一。1936年2月14日，贵州抗日救国军在毕节成立，以席大明、周质夫、阮俊臣三支地方武装为基础，由爱国民主人士周素园任司令员，中共贵州省工委委员邓止戈任参谋长。
周素园已经57岁，却毅然随红军继续长征。到延安后，因身体原因，他向组织申请回贵州继续工作。临行前，毛泽东给他写了一封回信，称他是“中国共产党一个十分亲切而又可敬的朋友与革命的同志”。
倪龙会讲到这里，声音放慢了些。
这封信后来被周素园带回贵州，用油纸包好，藏在家中院子的桂花树下，直到解放后才重新取出。信纸背后的故事，既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的见证，也是个人命运与民族命运相连的注脚。
（倪龙会介绍周素园参加红军长征及保存毛泽东回信的故事。陈靖斌/摄影）
在赫章哲庄坝，讲解员侯欣又补上了另一位地方人物的故事——席大明。
席大明是当地地方武装领导人。1935年，在中共贵州省工委委员邓止戈的争取和指导下，他逐步配合党的工作。面对国民党地方当局的“招安”，席大明采取将计就计的办法保存力量、接应红军。1936年2月9日，红军进逼毕节城时，席大明部依照事先安排接应红军，使红军顺利进城。此后，他任贵州抗日救国军第一支队司令员。
布告贴出去，游击队建起来，地方武装被团结起来，年轻人开始报名参军。红军走过的路，开始在这片土地上长出新的组织和力量。
这些组织和力量刚刚扎下根，乌蒙山里的围堵又压了过来。
哲庄坝山岭间的枪声
赫章县哲庄镇，哲庄坝红军战斗遗址纪念碑高高矗立。
记者抵达时，正赶上一场缅怀仪式。党员们肃立、默哀，随后面向党旗，举起右拳重温入党誓词。讲解员常国艳站在队伍前方，向来访者提出一个问题：“支撑红军完成伟大长征的力量是什么？”
她的讲述，将人们带回1936年3月的乌蒙山。
（常国艳在赫章县哲庄坝红军战斗遗址纪念碑前，讲述乌蒙山回旋战中的哲庄坝战斗。陈靖斌/摄影）
当时，红二、红六军团战略转移至黔西北。西北面有金沙江防线，西南面有龙云沿滇黔边界构筑的乌蒙山防线，东面又有国民党军队追击包抄。为了摆脱围追堵截，红军在乌蒙山中忽东忽西、忽南忽北，与敌人展开艰苦卓绝的回旋战。
3月11日，红军先于敌人进入哲庄坝附近，并抓获敌军逃兵，获悉万耀煌将率部经哲庄坝前往镇雄。贺龙、任弼时当机立断，决定设伏哲庄坝。
3月12日上午9时许，雾还没有完全散开。
敌军沿山沟进入伏击圈。
山岭之间，枪声骤起。敌人被压制在沟底。成钧站上山坡，观察地形，寻找冲击路线。几乎同时，余秋里看见对面山坡上有枪口抬起。
他没有喊。
他跃出战壕，用左手猛地推了成钧一把。
子弹飞来，打进他的左臂。
鲜血直流。战斗仍在继续，战机刻不容缓。余秋里让卫生员简单包扎，又回到前沿继续指挥。不久，他的左臂再次中弹。直到天黑，部队安全转移，他才被送往后方救治。
常国艳说，余秋里后来拖着伤臂爬雪山、过草地，熬了192天才做截肢手术。少了一条左臂，他仍说自己还有一条右臂，还可以继续革命。
“余秋里的一条胳膊，救了我的一条命。”成钧将军后来常对家人说。
而余秋里的回答很淡：“如果当时的情况反过来，他也会救我的。”
长征精神不是抽象词。它在余秋里推开成钧的一瞬间，在带伤继续指挥的一整天，也在后来192天的忍痛行军里。
常国艳讲到这里时，纪念碑前安静下来。山风吹过碑身，刚才举起右拳宣誓的人们，许久没有说话。
这场战斗，是乌蒙山回旋战中的重要一战。它不仅让红军摆脱围追堵截争取了主动，也把一段关于信仰、牺牲和战友情谊的故事，深深刻进哲庄坝的山岭之间。
战争史往往记住胜负，村庄记住的却是人。哲庄坝人记住余秋里，是因为他把生命让给战友；记住四名小红军，是因为他们负伤后仍教孩子唱歌识字；记住孙大娘一家，是因为普通百姓在最危险的时候，仍选择把门打开。
哲庄坝留下的，不只有战斗的枪声。枪声停下后，另一段更隐秘、更绵长的故事，在村庄里继续发生。
一针一线里的民心
群众对红军的认识，往往从一件件具体小事开始。他们看见这支队伍纪律严明、不扰百姓，感受到红军对群众的尊重，也因此愿意在最危险的时候把门打开。
这样的信任，来自一床被子、一碗药、一支发簪、几块铜钱，也来自一只作为赔偿留下的瓷盘。
哲庄坝战斗结束后，四名十几岁的红军战士身负重伤，与大部队走散，在山林中躲避追捕。当地村民孙大娘一家发现他们后，把他们救回家中。为了防止敌人发现，孙家人用东西遮住窗户，给小红军找草药治伤。熊老婆婆用小镊子和发簪为伤员取出子弹，没有麻药，孩子们只能咬牙忍住。
那枚子弹和那支发簪，后来被后人保存下来。
（侯欣在哲庄坝介绍当地群众救助四名小红军的故事。陈靖斌/摄影）
村民们也陆续送来玉米、土豆、红豆等食物。四名小红军在伤痛中教村里孩子唱歌，教乡亲们识字。可是，敌人最终还是发现了他们。四名小红军牺牲后，孙忠海、孙忠银兄弟把他们偷偷安葬。孙忠海后来又踏上寻找红军队伍的路。
红土墙、发簪、子弹、草药、玉米、红豆……这些物件和细节，比任何宏大的叙述都更能说明，为什么红军能够在乌蒙山中得到百姓支持。
侯欣在讲解中还提到《当兵就要当红军》这首歌。他说，当年红军宣传革命主张时，这首歌起到了很大的动员作用。他至今还能唱。歌声一响，仿佛能看到红军战士在山路间行军，也能看到沿途群众从陌生、观望到逐渐理解、主动支持的变化。
类似的故事，也留在黔西大关。
红军来到大关时，正值寒冷时节。讲解员侯莉莉说，当时红军军纪严明，宁愿睡在大街上，也不愿打扰一户居民。不少红军战士感染风寒。当地老郎中陈克清从未见过这样一支队伍，便找来中草药，熬制给红军战士治病。萧克得知后，赠给他一床棉被和一瓶鹿茸。那床棉被后来由其后人捐赠给博物馆，成为一段军民情谊的见证。
红军借用百姓物品，也讲纪律。大关陈列馆里讲到，红军曾借用当地村民杨义和家的一盏马灯，不慎损坏后，以瓷盘和文刷作为赔偿。
这些故事听起来分散，却和刘德刚守住的那面外墙指向同一个答案：群众为什么相信红军？因为他们看见了这支队伍怎样住进百姓家，又怎样离开百姓家。
刘安学后来给学生讲这面墙时，常会从几块铜钱讲起。孩子们未必一开始就明白长征是什么，但他们能听懂：一支队伍住进百姓家，离开时还记得赔偿损坏的楼板。
对刘德刚来说，那面外墙上的标语不是几行旧字，而是一个家庭听了几代人的红军故事；对刘安学来说，那也不是一段遥远历史，而是可以讲给学生听的家乡记忆。
许多年后，留在村民记忆里的，常常不是宏大的口号，而是几块铜钱、一只瓷盘、一碗草药，以及一支从伤口里取出子弹的发簪。
枪声和渡口之外，金沙还记住了另一种惊险：几封密电，一夜传送，关系着党中央的安危。
密电之后，故事还在讲述
在金沙县钱壮飞烈士陵园，金沙县融媒体中心播音员、钱壮飞烈士陵园红色讲解员敖雪，把记者带到另一种战场前。
1931年4月，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钱壮飞值班时收到6封特级密电。破译之后，他意识到，危险已经逼近党中央。
必须马上送出去。
那一夜，情报从南京传向上海，也把一场可能降临到党中央头上的灾难挡在了门外。
敖雪说，钱壮飞、李克农、胡底后来被周恩来誉为“龙潭三杰”。他们在敌人心脏里战斗，于无声处听惊雷，于无名中铸丰碑。
（敖雪在钱壮飞烈士事迹陈列室进行讲解。受访者供图）
钱壮飞后来参加长征，在金沙牺牲。很长一段时间里，当地群众并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只把他当作一名无名红军安葬、守护。直到多年后，烈士身份逐渐被确认，这片土地与这位隐蔽战线英雄之间的联系，才被更多人知晓。
在钱壮飞烈士陵园，后山镇初级中学八年级学生李文静，也成了一名红领巾讲解员。她站在陵园内，向来宾介绍钱壮飞的生平和隐蔽战线的斗争。一个少年讲述一位隐蔽战线英雄，这一幕让历史有了新的回声。
（李文静在钱壮飞烈士陵园进行讲解。陈靖斌/摄影）
在金沙，红色传承还走上了舞台。音乐情景剧《突围前夜》主演葛明丛，在剧中扮演军委二局局长曾希圣。最打动他的，是曾希圣模仿蒋介石口吻给周浑元、吴奇伟发出假电文的情节。这封假电文让国民党两个纵队、六个师偏离方向，为红军南渡乌江赢得了时间。
“这个场景最让我感动。”葛明丛说。
当年的密电早已封存进历史，渡口的枪声也已远去。但在毕节，讲述并没有停止。今天，继续讲这些故事的，不只是专家和讲解员，还有孩子、教师、演员和守着老宅的普通村民。
在大方县将军山小学，红色故事有了孩子的声音。
学生讲解员宋钰萱带着记者参观展板，介绍红二、红六军团创建黔西北革命根据地、成立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开展扩红活动的历史。被问到如果能对当年的红军说一句话，宋钰萱想了想，说：“我想感谢他们对国家的付出，让我们拥有了今天幸福的生活。”
（宋钰萱在校史馆介绍红二、红六军团创建黔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历史。陈靖斌/摄影）
一句孩子的话，让遥远的历史一下子变得近了。
将军山小学老师樊莎介绍，学校每周开设一次红色文化课，由学校党支部书记、校长和老红军故事讲述者走进课堂，为孩子们讲红色故事。学校还带领学生到校史馆、陈列馆和纪念碑前实地讲解。目前，学校培养了一批“小讲解员”，每年开展多场红色讲解活动。
孩子们在讲解中学习历史，也在讲解中认识家乡。
樊莎说，红色文化课不能只让孩子背讲解词，更要让他们知道脚下这片土地发生过什么，知道今天的生活从哪里来。于是，课堂不只设在教室里，也设在校史馆、旧址前、纪念碑旁。孩子们一次次练习，把生僻的历史名词变成自己能理解的家乡故事。
金沙县沙土镇，中央红军南渡乌江指挥所旧址外，山风吹过，树影摇动。
展厅里，张瑜再次站到路线图前，向记者讲起那场“瞬息万变、惊心动魄的南渡乌江”。当年，中央红军屯兵沙土，南有乌江天险和部分守敌，北有国民党中央军南下直追，东有湘军构筑封锁线，西有黔军、滇军围追堵截。形势危急，红军必须迅速作出选择。
就在这样的关头，红军在沙土召开会议，部署南渡乌江。随后，红军经江口、大塘河、梯子岩等渡口南渡乌江，跳出敌军包围圈，继续西进。
在金沙后山，乌江水奔流不息。九十年前，红军在夜色中渡江；九十年后，年轻讲解员站在江边，把这段历史讲给一批又一批后来者。
这条江，见证过惊险突围，也见证着今天的继续讲述。
乌江水仍向前流。木孔老宅外墙上的字，却越来越淡。
一个是流动的时间，一个是留下的记忆。
采访结束时，刘安学又回头看了一眼那面外墙。小时候，他听奶奶讲红军；现在，他把这个故事讲给学生。
他知道，墙上的字终有一天可能更淡，但只要还有人讲，红军经过木孔的那个夜晚，就不会真正远去。
九十年前，红军在毕节突破重围、打开前进通道；九十年后，毕节人把这段历史讲给后来人听。
（编辑：赵毅 审核：童海华 校对：颜京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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