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天津13座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普遍“不够烧”，全市平均每天有7200吨的缺口。为缓解这一状况，2025年，天津北辰区就有一家焚烧厂将开挖陈腐垃圾作为解决手段。
焚烧炉偏好的是水分少、热值高的垃圾，在垃圾分类中，这些垃圾被统称为“干垃圾”或是“其他垃圾”，包括一次性餐盒、塑料袋、受污染的纸张等。
深圳市城管局的一篇文章指出，由于推行垃圾分类，分走了占比约50%的可回收物、厨余垃圾等，减少了进入焚烧设施的垃圾量，当地焚烧厂才能实现全量兜底。
《垃圾烧了吗？十三个填埋场之旅》及系列视频、记者手记发布后，读者发问最多的问题莫过于：不是都说垃圾不够烧了吗？干湿都不用分了，都烧了就完了。
这也是近年来关于垃圾被讨论最多的观点之一。
生活垃圾分类于2017年在46个城市先行落地，两年后推广至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以上海为例，这项制度不仅对违规投放者设罚，还将分类成效纳入街道和区县考核，使其成为一项层层落实的城市治理任务。
几年过去，关于垃圾分类必要性的讨论开始在社交媒体上出现。
有人以中国的垃圾焚烧技术发展迅速，来消解垃圾分类的必要，认为先进的技术让大部分垃圾一烧了之，甚至正是因为分类导致的垃圾减量，造成“垃圾不够烧”，为了让焚烧厂“吃饱”，不必再大费周章在前端分类。
这条数据新闻试图解答：垃圾有多不够烧？焚烧可以完美解决垃圾问题吗？垃圾分类和“垃圾不够烧”之间是什么关系？
垃圾有多不够烧？
在今天，大多数垃圾的归宿是焚烧厂。垃圾进入焚烧厂，要先经历分选和3—7天的自然发酵过程。之后，巨型抓斗会抓起可达10吨的垃圾，送进850℃以上的焚烧炉。垃圾在炉排内翻滚一两个小时，最终剩下灰烬。
焚烧时代之前，垃圾处理的主流方式是填埋，这需要占用大量土地，往往还引发附近居民对臭气的投诉。相较而言，焚烧厂占地面积小，能快速消灭垃圾，同时还能发电。
2011年4月，国务院转批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工作的意见》提出，土地资源紧缺、人口密度高的城市，要优先采用焚烧处理技术。
2016年《健康时报》的报道介绍了北京高安屯垃圾填埋场的转变。填埋场一度垃圾成山，臭气让周围学校的师生苦不堪言，随着焚烧厂兴建和循环经济产业园扩建，时任园区书记说，“看不到垃圾，闻不到臭味，居民心里有了底”。
几年后，垃圾焚烧却迎来一个难题：焚烧厂吃不饱了。
2021年，中央环保督察组发现，河南省34座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7座运行负荷不足80%，部分负荷仅50%。2024年，湖南省环保例行督察指出，邵阳市4个垃圾焚烧发电项目，部分因垃圾量不足低负荷运行。
2022年，中国的垃圾焚烧能力开始出现结构性富余。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乡建设统计年鉴，这一年，中国共清运生活垃圾约3.11亿吨。同期生活垃圾焚烧设施的日处理能力约为100万吨，按照生态环境部《生活垃圾处理技术指南》规定的垃圾焚烧生产线每年最低运行8000小时折算，理论上，这些设施一年能够处理约3.33亿吨垃圾，超出实际清运量2200万吨。
（郑子璇/制图）
就在同一年，由于产能过剩，生态环境部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自动监测数据平台显示，河北、海南、天津、江苏等12个省份的焚烧厂出现被迫停炉的情况。（相关报道详见《垃圾不够烧了？关于垃圾的十个疑惑》）
到了2024年，全国共清运生活垃圾约3.29亿吨，如果按最低运行时间折算，全国焚烧项目能处理约3.86亿吨垃圾，二者相差达5700多万吨。相较两年前，差值增加了3000多万吨。
但是，并非所有焚烧厂都遇到这个难题。
芜湖市生态环境保护志愿者协会是一家关注固废领域环境与健康风险的环保组织，他们曾以焚烧处理能力与实际生活垃圾清运量的比值，来观察各省份焚烧设施的理论供需关系。这一指标被称为“焚烧配比率”，若比值大于100%，意味着存在“垃圾不够烧”的情况。
我们计算了2024年全国各省份的焚烧配比率，发现东部和中部的焚烧配比率普遍较高。其中，天津的情况最为突出，数值高达207.1%。
据《天津日报》报道，2024年，天津13座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普遍“不够烧”，全市平均每天有7200吨的缺口。为缓解这一状况，2025年，天津北辰区就有一家焚烧厂将开挖陈腐垃圾作为解决手段。
（郑子璇/制图）
焚烧厂太多了吗？
垃圾不够烧的直接原因，的确是焚烧行业的迅速扩张。2005年，垃圾以填埋为主，全国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能力仅为2.61万吨/天；2010年，这个数字是8.96万吨/天。到了2024年，中国城市建设研究院总工程师徐海云撰写的《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发展成就与挑战》一文提到，截至当年6月，中国内地垃圾焚烧发电总处理能力约占全球的63%，达107万吨/天，远超欧洲的35万吨/天和日本的12万吨/天。
焚烧能力快速增长源于焚烧厂的大规模建设。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数据，2010年至2024年，中国生活垃圾焚烧厂从119座增加到1129座，接近原来的10倍。
（郑子璇/制图）
2012年，《财新周刊》将当时焚烧项目密集上马的局面称为“焚烧大跃进”。从数据上看，2010年到2015年的六年内，全国生活垃圾焚烧厂净增138座，其中八成建在城市里。
焚烧事业的“跃进”，离不开政策、资本的推动。“十二五”期间，全国城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建设总投资约2636亿元，前述《财新周刊》报道援引业内人士估算，将有超千亿元投入垃圾焚烧发电。创新的投资运营模式，如BOT（建设—经营—转让）、PPP（公私合作）等，便利了资本入局。再加上2012年，垃圾焚烧发电执行全国统一的垃圾发电标杆电价0.65元/千瓦时，高于当地煤电价格的部分，由省级电网和全国征收的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分摊。这些都让垃圾焚烧成为炙手可热的生意。
2021年，焚烧行业又出现一次明显的跃升，焚烧厂总数由2020年的619座增至840座，其中县城焚烧厂增长显著。
一个背景是，就在前一年，国家发展改革委、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和生态环境部联合印发了《城镇生活垃圾分类和处理设施补短板强弱项实施方案》，要求全面推进焚烧处理能力建设，“生活垃圾日清运量超过300吨的地区，加快发展以焚烧为主的垃圾处理方式，适度超前建设与生活垃圾清运量相适应的焚烧处理设施，到2023年基本实现原生生活垃圾‘零填埋’”。
焚烧厂越建越多，垃圾的“产量”没有跟上，而吃不饱的焚烧炉还不能随意停。天津一焚烧厂的总经理曾向媒体解释，由于焚烧炉启停都需要柴油助燃，一次启停就要17万余元，如果再加上人工、操作等成本，以及发电中的损耗，启停代价太大。因此，他们选择降低锅炉负荷来维持设备运转。
《科技日报》曾报道，在华东某省，三家焚烧厂为争夺有限的垃圾资源，将处理费从80元/吨压到50元/吨，低于成本价。
和垃圾分类有关系吗？
除了焚烧产能扩张，垃圾不够烧和垃圾分类有关吗？
实际上，焚烧炉偏好的是水分少、热值高的垃圾，在垃圾分类中，这些垃圾被统称为“干垃圾”或是“其他垃圾”，包括一次性餐盒、塑料袋、受污染的纸张等。与之对应的是厨余垃圾，也称为“湿垃圾”。
2016年，国家层面开始推进生活垃圾强制分类，意在推动垃圾减量化、资源化。2019年，《关于在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全面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通知》发布，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全面启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
关于垃圾分类对垃圾焚烧的影响，上海提供了一个观察样本。2019年7月，《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正式实施，居民需要把垃圾分别投放，否则将面临罚款。
（郑子璇/制图）
条例实施当年，《上海市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信息公告》显示，上海生活垃圾总量有增无减，且较上一年增加了近百万吨，达到约1076.8万吨。但要进入焚烧体系的干垃圾，却减少了约131万吨，占生活垃圾处理量的60.06%。2020年，干垃圾清运量进一步减少到约517万吨，只占46.92%。
北京市环境工程技术有限公司曾到上海垃圾焚烧厂调研，在分析垃圾分类对焚烧的不利影响时提到“入厂生活垃圾总量有所降低”，垃圾量较分类前减少5%—10%，但强调“降低程度有限”，理由是，当年湿垃圾处理设施能力不足，部分该进行资源化处理的湿垃圾会重新回到焚烧厂，而且垃圾分类使得垃圾收集效率提高，补充了垃圾的来源。
2020年《中国环境报》的一则报道中，有专家认为，垃圾分类会导致部分焚烧项目在短期内面临垃圾处理量不足的矛盾，但总体上利大于弊。的确，2021年以后，上海干垃圾清运量逐步回升，到2025年，干垃圾清运量已达到645.9万吨，几乎与开始实施垃圾分类的2019年持平。
还要继续分类吗？
回到最初的问题，垃圾都不够烧了，还需要继续做垃圾分类吗？
答案是肯定的。
垃圾分类和垃圾焚烧的关系并非此消彼长。垃圾分类能为焚烧带来好处，它能减少进入焚烧厂的高含水量厨余垃圾，提高剩余垃圾中的可燃物比例，单位重量的热值得到提高，从而提升发电量。此外，由于垃圾水分减少，焚烧炉不必再消耗更多热量做额外的蒸发工作，燃烧条件反而得到改善。
而且，在焚烧厂出现超负荷的地区，垃圾分类还能使焚烧厂维持正常运行。深圳市城管局的一篇文章指出，由于推行垃圾分类，分走了占比约50%的可回收物、厨余垃圾等，减少了进入焚烧设施的垃圾量，当地焚烧厂才能实现全量兜底。
（郑子璇/制图）
同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何品晶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垃圾分类让垃圾不只有焚烧处置一条出路，不同种类的垃圾可以通过多样方式实现资源化。
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固体废物控制与资源化教研所所长刘建国，在2026年5月接受《中国报道》的采访时提及，在全球公认的垃圾处理技术中，垃圾分类实现的物质回收利用技术，优于焚烧所代表的能量回收技术，因为前者在全生命周期综合环境绩效高于后者。
他还表示，“‘不分类直烧’增加的隐性成本和资源浪费带来的效益损失叠加在一起，可能远高于垃圾分类所投入的成本”。
焚烧并非垃圾治理的终点，相反，“垃圾不够烧”提醒我们，治理不能只围绕末端来安排，如何让更少垃圾进入末端，从源头减量，才是治本的关键。（暨南大学黄雅兰老师对本文亦有贡献）
来源 | 南方周末 记者：苏有鹏 实习生：郑子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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