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孙玉良
最近北大教授张丹丹将“自由职业”视为一种“福利”的说法，遭到了网友的群起批判，其实这种“何不食肉糜”的教授，并非个案。许多专家教授高高在上，其研究的课题，已经相当不接地气，不被网民嘲笑才怪。我把这种现象，称之为张丹丹现象。我看到了一篇网友“必记本”写的文章，他竟把博士存量与驴存量类比，颇具黑色幽默。文中引用教育部2025年的数据说：全国在学博士生75.36万人，累计存量约120万人。同一年，中国驴的期末存栏量预计跌破120万头。这样的类比，显然是暗含讽刺，对博士是一种“侮辱”。
如此类比看似戏谑，却像一面锋利的镜子，直指“学历通货膨胀”后的“无用”或者说博士价值的“缩水”。为什么驴越来越少？因为驴作为承担长途运输及农耕的工具作用，被现代机械所取代，只剩下了“天上龙肉、地下驴肉”的食用作用。换句话说，社会越来越不需要它了，被淘汰了。博士也是一样，如果是货真价实的“真博士”，当然是多多益善；如果仅有一张博士文凭，肚子里没有多少墨水，或者三观不正，错误引导下一代，这样的“假博士”，存量再多有什么用呢？看看张丹丹等教授的人文素质就知道了，这样的博士、这样的教授，再多对无用。
另外我在想，学习的目的是什么？如果只为了一纸文凭、一份体面工作，博士在功利的天平上，也只不过是另一种“生产工具”，如同农业社会里拉磨耕田的驴。当学习完全服务于个人生存，知识是被降格为商品的，难道不是这样子的吗？我看很多人的生活就像拉磨的驴，被文凭和职业的鞭子驱赶着原地打转。他们学历虽高，但精神境界并不高，有时候还会抑郁得想跳楼，陷入“我读了这么多书，为何仍过不好这一生”的迷惘。
我认为：生而为人，还是要有一点“家国情怀”的，这才是让知识超越“工具”的价值锚点。将个人所学与国家、民族、人民的需求相连，是跳出博士“工具化”困境的关键。中国读书人自古以来就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家国情怀传统，这种情怀并非空洞口号，而是古往今来知识分子的精神坐标。从钱学森、邓稼先冲破阻挠归国奉献，到李保国教授扎根太行山用科技扶贫，他们的人生之所以厚重，正是因为将个人才华融入了民族复兴与人民幸福的宏大叙事。知识分子若“国家至上、民族至上、人民至上”，用其学识服务于超越自我的伟大目标，他便会获得永恒的生命力，个人价值也会在更广阔的坐标系中被定义和放大。
学习的目的是什么？立身为民，才能赢得尊重。我们的博士，要立志成为一个对社会有责任感的“大写的人”，而不是为了自己能吃一口好饲料接受雇主鞭打原地打转的驴。这需要我们重塑学习的价值观，而为人民服务的崇高信仰，正是最高级的学习动力，它源自“人民送我上大学，我上大学为人民”的朴素情感，也体现为以真才实学解决人民难题的责任感。有了这种信仰，博士才不会沦为追逐名利的工具，而是成为社会进步的脊梁。
当前教育最大的问题，是培养出的一些大学生乃至博士生，虽有闪着金光的学历，却陷入精神的贫瘠与价值的迷失。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教育把读书异化成了一场投资，教育也成了一种市场行为。我们观察到：有人为晋升去海外攻读“速成博士”，让学历沦为纯粹的敲门砖；有人迫于就业压力，有了博士学位却回头再修一个硕士。想当年，周总理求学时，是“为了中华崛起而读书”，现在还有这样的学子吗？我认为：必须重塑教育价值观，当每一位学子都能将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让知识服务于人民福祉，那么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博士”这个称号本身，就意味着责任与荣光，而非仅仅是比驴更多的数字。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