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都讯 2026年，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现场会在北京召开。会议明确提出“十五五”时期要以钉钉子精神推进垃圾分类，并将“加快可回收物体系建设”提升至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
当政策焦点从“前端怎么分”转向“后端怎么用”，当“焚烧”已达天花板，“资源化利用率76%”的新目标意味着：可回收物体系，已是决定这场变革成败的战略枢纽。
这不仅是政策的转向，更是治理逻辑的重构。
珠海拱北街道，这个年通关量1.72亿人次、日均生活垃圾220吨的“口岸之域”，用一场从“收运”开始的体系化变革，对此作出了回应。其核心的 “直收直运+以车代库”模式，与其说是一项技术创新，不如说是一次以“资源化”倒逼“分类”的治理实验——它瞄准的，正是如何让低价值的废弃物，也能跑通一条高价值的闭环路径。
一场关于“时间”与“空间”的效率革命
传统“两网融合”的难点，在于环卫与再生两套体系“两张皮”。政府主导的生活垃圾清运网追求“日产日清”的行政效率，而市场化的再生资源回收网遵循“利大则收”的经济逻辑。这两套逻辑的错位，正是导致大量低值可回收物最终流向焚烧厂的根源。
拱北街道的破题思路，是用“流动”打破“固定”的桎梏。
“直收直运”砍掉了“中转站”这个低效环节，让可回收物直接从小区到分拣中心，解决了传统模式中多次转运导致的成本叠加与物料损耗。而“以车代库”则是更关键的一跃：它用流动的、标准化的专业车辆，取代了固定、散乱、易造成二次污染的回收站点。
这个设计精妙地平衡了多重矛盾：对居民，它解决了“废品没地方卖”的便利性问题，实现了家门口的“即时变现”；对政府，它解决了回收站点挤占公共空间、影响市容、存在消防隐患等城市治理顽疾；对企业，则通过“定时、定点、定车、定人”的稳定作业，降低了上门回收的物流成本，让原本无利可图的低值回收在经济上成为可能。
从“财政负担”到“碳资产”的治理逻辑重塑
数据印证了这场效率革命带来的治理红利。截至2026年7月，拱北街道通过该模式累计回收可回收物约27108吨，相当于减少碳排放约42831吨。更重要的是，可回收物日收运量从最初的1吨多跃升至超52吨，回收率从13.6%提升至21.2%。
这组数字背后是四重逻辑的升维：
其一，是“减量”即“省钱”的财政逻辑。在清运和终端处置费用占财政支出九成的困境下，每多回收一吨可回收物，就意味着节省了一吨“其他垃圾”的清运和焚烧成本。拱北通过“以车代库+直收直运”，在该模式实施以来实现了节约垃圾清运费用约677万元。
其二，是“体系”倒逼“习惯”的社会逻辑。过去我们依赖法治宣传和行政监督推动分类，往往陷入“运动式”整治的窠臼，效果难以持久。拱北模式的启示在于：当后端回收体系足够便利、透明、高效时，它会自然引导前端的分类行为。居民看到家门口的回收车明码标价、即时结算，分类就从“要我做”的负担，变成了“我要做”的收益。
其三，是“资源化”对接“碳战略”的政策逻辑。当前，国家正大力推进“两网融合”和废弃物循环利用体系建设，国务院《关于加快构建废弃物循环利用体系的意见》明确提出“推进废弃物精细管理和有效回收”。拱北模式的成功，为政策落地提供了鲜活注脚：可回收物体系的建设，绝不仅是环卫工作的延伸，更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保障国家资源安全的关键一环。
其四，是“绣花功夫”重塑基层治理的善治逻辑。垃圾分类从来不只是技术命题，更是基层治理能力的试金石。拱北街道的可贵之处，在于将一项行政任务转化为撬动社区自治的支点——“以车代库”的流动回收车不仅是资源归集站，更成为流动的民意收集点；定时定点的作业节奏，与社区的网格化管理深度融合，让物业、居民、回收企业、居委会在每日的回收场景中形成了常态化的协商与配合。过去“干部干、群众看”的被动局面，逐渐被“大家事、大家议”的共治氛围所取代。这种“润物细无声”的治理渗透，远比一场场突击式整治更持久、更见功力。
拱北的实践证明，当政策工具与群众需求精准咬合，垃圾分类就不再是悬在空中、需要反复动员的“额外负担”，而是沉淀为居民日用而不觉的生活习惯和社区韧性生长的内生动力。这正是基层治理从“运动式攻坚”迈向“常态化善治”的生动缩影。
破解“低值困局”：拱北模式的未尽之战与未来之路
当前，拱北街道的高值可回收物回收率已接近饱和，真正难啃的“硬骨头”是低值可回收物，如废玻璃、废旧纺织品、复合包装等。因回收成本高于市场价值，这些“放错地方的资源”在大多数城市仍被当作“其他垃圾”处置。
拱北的“直收直运+以车代库”模式，已通过降低中间成本，展示了破解低值困局的潜力。但要实现76%的资源化利用率目标，还需要在以下方向深化：
第一，是数字化赋能管理。借鉴其他城市的全链条数字化监管平台，将可回收物的回收、运输、分拣、利用全流程数据化，不仅是为精准补贴提供依据，更是为了形成可追溯的碳减排资产，让资源化利用的价值被量化和看见。
第二，是构建稳定的政策兜底机制。正如2026年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现场会所强调的，对于低值可回收物，需要探索政府购买服务、特许经营等方式，给予合规企业稳定的市场预期和生存空间。拱北的实践表明，当“市场失灵”时，政府的“有形之手”需要搭建好基础设施和体系框架，让市场的“无形之手”能有利可图地运转起来。
第三，是从“收得回”走向“用得好”。国家发改委等部门印发的《再生材料应用推广行动方案》，为回收的最终出路指明了方向。拱北模式未来的深化，必须与下游的再生材料应用市场打通，让今天的回收物成为明天制造业的原料，形成从“废弃物”到“新商品”的完整产业闭环。
拱北街道的探索表明，“直收直运+以车代库”的价值，在于用市场化逻辑破解了基层治理的共性堵点——既消除了回收站点的“邻避”困局，又激活了低值可回收物的内生循环。在广东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推进城市精细化管理的大背景下，拱北以“绣花功夫”撬动了治理大变革，用一辆流动回收车串起了民生便利、社区共治与生态减负的多重目标，为推进“两网融合”提供了可复制的“拱北方案”，也为畅通口岸运转循环、拱卫国门添砖加瓦。
每一个塑料瓶、每一张废纸等可回收物精准回流生产端，垃圾分类才真正实现了从“行政推动”到“制度自觉”的跃升。拱北故事的行业启示在于：可回收物体系建设的关键，不在于技术的高精尖，而在于体系完善、链条畅通、机制匹配和基层落实。正是凭借这般精细之功，拱北以“小切口”回应了“百千万工程”对城乡协调发展的期许，让“宜居”从抽象的城市名片转化为居民可感可及的日常体验。这正是基层善治所需、城市所盼、群众所向的务实创新，也是广东省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垃圾分类工作走深走实、在全国走在前列的生动缩影。
生态之美与生活之便在此交汇，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在此沉淀——拱北的实践告诉我们，建设宜居珠海，不妨就从这辆准时抵达街角的回收车开始。
采写：南都N视频记者 朱鹏景
研究员：张景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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