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7月24日,我前往香港中文大学参加两年一度的亚际文化研究暑期学校(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Summer School),与50名来自亚洲各地(主要来自东亚、南亚和东南亚)的青年学者、设计师、导演、独立出版人、社区行动者共同度过了十余天“港岛夏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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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校的“简易”立牌

除获得知识和思想层面的满足感外,短时间内密集地同他人接触以及共处一室的生活经验也让我对“暑期学校”——这种通常来说是短期的、具有特定主题的、学员构成又异常多元的知识-生活形式产生了额外的好奇。据我所知,在众多的学员中,不免会有因为参加暑校而萌生新的想法乃至学术志向的人,也不乏经由暑校结识心仪教授而申请成功的例子。但一般来说,暑校的功能似乎没有想象中那么大。以至于在很多时候,尽兴而来、败兴而归的感受反倒更为常见。身边许多同学也纷纷感叹,自己上的暑校“太水了”。

为什么暑校越来越多,却越来越容易令人失望?一个好的暑校应该具备何种文化?在知识触手可及的时代,我们为什么还需要暑校?从在港十余天的自身经验出发,我尝试对暑校的理想面貌展开素描,并以此为入口,重新思考我们当下的知识生活处境。

一、肿胀的暑校与大学

面对暑校,人们为什么会经常产生“很水”的印象或感受?结合我的观察以及同身边有暑校经历朋友的交流,这多来自一种名不副实或名过其实之感。实际上,这也是当今大学里非常流行的肿胀文化的体现。不论是个人还是组织,时常需要在不同场合,尤其是在评奖、申请或组织活动时“打肿脸充胖子”。比如,一些学校美其名曰的暑校,只是若干场讲座的打包,暑校成为一年中重要的创收项目和宣传手段;有的暑校宣扬名师云集,但他们真正与学生接触的时间却十分有限;有的宣扬国际化和全球化,但连几张其他国家的面孔都难得一见。内容和形式上的“注水”甚至让一些暑校带有了旅行团的意味,“上车睡觉,下车看庙,一问去了哪,啥也不知道”。

但肿胀的岂止是暑校自身。在这种相对畸形的文化环境中,参与者的期待及其行动也势必随之膨胀。一套不断寻求自我包装和增值的文化影响着参加者的基本动机,暑校成为一笔面向未来申请/教育的投资。投资的金钱、时间和精力势必自然要求暑校给出与之相匹配的回报。一旦实际收获没有达到预期,“水”便成为一种最直接的评价。这种计算并不值得苛责。毕竟,对于大多数学生而言,参加一次暑校往往意味着不低的报名费、交通和住宿成本,也要从本就有限的假期中腾出时间。但是,当我们越来越习惯以投入-产出的方式理解知识和教育时,也会不自觉地把那些带有不可计算性的东西排除。

微妙的是,参与者有时也会主动配合暑校的肿胀文化。比如,一场活动还尚未结束,朋友圈或其他社交媒体上的精致vlog已经开始出现:与某位教授的合影,认识了来自多少个国家的朋友,获得了怎样的证书......一个处在待完成状态的经历,被迅速整理成一份可供展示的个人成果。尽管内心有各式各样的抱怨和不满,但到了社媒上,人们似乎总是急于证明着些什么,尤其是自己这一趟来得足够“值”。

“变水”的暑校,又何尝不是当今面临尴尬处境的大学课堂的一种缩影。稍微回顾暑期学校的历史就会发现,这种教育形式原本是从正规大学制度的缝隙里生长出来的。19世纪后半叶,现代意义上的暑期学校逐渐在一些欧美大学中出现,最早主要是与成人教育和大学推广运动(University Extension movement )有关。1880年代,受美国肖托夸(Chautauqua)教育类夏季集会模式的启发,牛津大学开始倡导将平时分散在各地的拓展课程学生带到学校,参加暑期强化课程。正如时任大学推广部秘书的M.E. Sadler所说:“把大学带到人民身边的想法是英国的,把人民聚集到一所度假大学(a vacation university)里的想法则是美国的。”起初,暑校属于那些平时无法进入大学的人,主要以工人阶级的学习者为代表。到了20世纪,尤其是二战之后,具有跨文化性质和学术专题性的青年暑期学校才逐渐兴盛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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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首届肖托夸大会一百周年的邮票

20世纪初,这种舶来的教育形式也进入中国。1920年前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在著名教育家陶行知的倡导下开办了首次暑期学校,旨在“用四通八达的教育来创造一个四通八达的社会”。彼时,暑校在很大程度上服务于教师培训和社会教育,希望利用暑假期间大学相对闲置的师资和设施,把知识传播给更多校外的人。一百年后,暑校已经成为中国大学校园里最常见的活动之一,只不过“国际化”、“学分互换”、“一流名师”开始成为新的关键词。

这种在百余年历史中积淀而成的带有一定野性气质和实验色彩的知识形式,至少曾经包含着三种非常重要的理想:打破大学的边界限制并扩大知识的公共性、创造短暂的共同学习和生活的可能、通过日常接触凝聚新的学术/教育共同体。

然而,在当下,部分暑校的考勤、作业、展示、考试和结业证书不仅一应俱全,学校的logo、老师的title、外国人的数量乃至学员院校的“层次”也越来越成为判断一个暑校“含金量”的重要依据。一种原本试图利用正规教育暂时松动的时空创造实验性知识关系的暑校,如今却越来越像它本想暂时抽离开的那所大学。

二、另一种有限乌托邦:香港暑校见闻录

这一部分,我希望用一系列亲历的事件和人物,直观呈现出本次暑校带给我的感受。我将有意淡化和文化研究专业有关的内容,而集中在对暑校这种知识生活形式的讨论上。这也许能够折射出我心目中的一个理想暑校的轮廓。当然,这并不是说IACS暑校是完美典型,也并非意在使其浪漫化。相反,我更愿意把它理解为“有限乌托邦”。正是这种有限性,使暑校成为一种值得观察的教育实验。而它的乌托邦气质也让我短暂地体验到,知识生活原来还可以是另外一番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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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校宿舍窗外的海景,这段时间香港也几乎只有第一天是晴天

共有的文化

这次暑校经历让我产生了久违的来自学术共同体的社区感。这种“共同”的感觉并不来自同专业的抱团取暖,事实上,大部分参与者都不是文化研究科班出身,包括我在内。但是,尽管大家的专业五花八门,但几乎都十分认同并亲身践行着一些文化研究的理念,比如对日常文化的珍重、对边缘人群和社会价值观的再发现、对当前种种处境的不满和后续改造行动等。在陌生环境中相对同频的相遇,构成了所谓社区感最直接的来源。

在文化研究者眼中,文化时刻处在社会关系和权力关系的具体均衡中。暑校所产生的“共同文化”,正来自于对学术场域中常见的权力-社会关系的暂时搁置。

一方面,这次暑校极力为参加者营造出一个限制少且参与形式多元的讨论环境。在此,论文不是唯一的通行证,学术职称也不是知识吸引力的来源。这里有新加坡的设计师谈论自己的参与式项目,有来自香港的另类社区参与者、出版人、戏剧创作者,也有菲律宾导演用影像介入问题......这已经不仅仅是跨学科的问题,而是某种超出学术领域、跨经验的交流。重要的是,暑校让我看到了在学术界之外从事知识生产活动更加丰富的可能性。

来自身份、语言和内容的限制也被暂时弱化了。当然,教授还是教授,学生还是学生,但我惊奇地发现,每位演讲嘉宾在个人分享结束后,都会至少在活动场地停留1-2天,听学生分享、一起吃盒饭、并且随时可以和ta讨论。另外,由于身处亚洲世界,英语几乎都不是大家的母语,暑校的负责老师会多次让我们放松、放慢,让语言回归它交流的本意。我个人非常喜欢暑校组织方对我们进行个人展示的建议:暑校所期待的是一种“原初的、对话性的、探索性的状态”,所以请不要给自己过分完美主义和表演的压力。

另一方面,这种共同文化的养成依赖于短时间内重复而密集的日常生活实践。除了集体早餐、午餐、住宿、讲座和分享这些将人聚在一起的基本活动外,大家几乎每天都会自发选定香港的一处空间作为集体出游的去处。在local的带领下,我们探访了香港土瓜湾社区、许许多多书店。频繁的日常接触也让我有机会从听到一个观点到认识一个人转变,进而逐渐领略到Inter-Asia的魅力。同样有趣的是,尽管这里并没有聘请专门的会议摄影师,也少有人忙着组织仪式性的大合影,但几乎每个人都可以在群聊中找到几张出自他人之手的照片;而每个人在发言时,不论是分享、提问还是圆桌讨论,都会得到最大程度的尊重,这种尊重直观反映在抬头率和眼神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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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香港土家湾的土家空间,既是所在社区居民的微型博物馆,也是维修、做饭、阅读、讲座等许多公共活动的发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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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校第二天,台风袭击香港,大家聚在一起上网课并自发贡献自己的食物;突如其来的台风天反倒成为彼此熟络并诞生互助形式的契机。

无目的、合目的的知识状态

借用康德关于审美判断的说法,我将本次暑校理解为一种具有“无目的的合目的性”的知识形式。这个略显拗口的概念旨在表明,知识如果被认为是美的,它也应该是“无利害而生愉快”的。这种认识或许过于理想而在当下显得不合时宜,但我认为主办方所努力营造并试图接近的,正是这样一种面对知识的例外状态。十余天的香港日程并不轻松,每天都有讲座、工作坊、分享、圆桌讨论和集体活动。在如此密集的环节之中,组织者又不乏人性化的制度设计。

在暑校开始前的邮件中,他们专门写道:“我们不会点名,也不会强制要求出席。如果感到疲惫,或者某项活动并不适合自己,可以选择缺席,只需要提前告诉组织者,以免其他人等待或担心。相比‘学生’,组织者更愿意把研究生和其他参与者视为‘同事’,并相信每个人都有能力自己判断,暑校应该如何服务于自己的兴趣、精力和已有安排。”

此番话反映出一种如今看来非常奢侈的价值观,即从考勤优先转向信任为基。共同的时间表依然存在,但纪律不再依靠强制性的点名和奖惩来维系,而更多建立在参与者的自我判断之上。学生从一直以来被管理的对象,转而被视作拥有自知自控能力的成年人。这样一种“可进可退”的状态也保证了人在一个相对紧密的社区空间中保持自由的权利,因此拥有充分的时间来进行知识吸收或自我探索。恰恰是在这种非义务性劳动的状态下,知识反而可能产生意料之外的用途。

而在最后一天颁发证书的环节,主办方用一种近乎戏谑和玩笑的方式,生动诠释了这种无用之用的知识状态。不仅所有证书都是我们用马克笔自己写的,组织者也鼓励我们彼此互相签名或DIY出任何图样,然后互相颁发。这既免除了许许多多颁奖式的复杂的形式,又保留了暑校自始至终的趣味。那张参与证明,反而成了整个过程中最不重要的东西之一。

乌托邦的有限性

在香港的十几天里,我内心一直有一个疑问,为什么来自不同地方、素不相识的人可以这么自然地熟络起来?如今再回看这段经历,或许个中原因正在于,大家知道它会结束。正因为会结束,所以置身其中的人更容易敞开。十余天的时间安排很特别。它足够长,长到陌生人可以在早餐、课堂、午饭和晚间活动中一遍遍碰见不同的人;但它又足够短,短到许多长期共同体中难以避免的利益、责任乃至摩擦还来不及发生。这种短暂性制造出一种十分微妙的轻盈感,许多关系正是在这种不确定中展开。在这个时间尺度中,相遇本身便构成了意义。

同样,暑校也并没有真正消除大学中的权力关系,它们更多只是暂时退到了不那么显眼的位置。十余天之后,每个人依旧要回到自己的论文、工作、申请、考核和生活压力之中。然而,意义正式从有限性中产生。在一个短暂的相遇时空中,我们看到生活可以依靠互助维系、知识可以不围绕发表和成果组织、课堂也可以不依赖强制考核来维持......它让许多现实变得不再那么理所当然。

未完成的意义

在暑校结束的那个晚上,大家共同合影、留联系方式、喝酒、聊第一印象......到最后,有人提议想象一下十年以后,当今天坐在这里的人已经成为暑校的演讲嘉宾时,我们应该如何向台下的学员介绍彼此。原本蕴意着“结束”的那一晚,同样指向了未来的相遇。暑校固然有明确的开始和结束日期,但人与人的关系、对学术和知识的态度,却未必随着日程表一起结束。一段暑校经历之所以值得怀念,或许正在于不论是它本身还是参与者,都处在一种未完成的状态。

这次暑校并不是孤立的,它属于IACS这个完整的知识运动,它同期刊、会议、学会以及散布在亚洲各地的文化研究教学机构一起,共同构筑起自己的知识阵营。而对我们这些正处在学习和成长过程中的参与者而言,暑校也仅是阶段性的记号。

我现在反而觉得,如果一定要寻找某种衡量暑校好坏的标准,与其在结营当天发放满意度调查问卷,不如多问问是否还会再来的问题。据我了解,不仅这次暑校有几张老面孔,大家也已半开玩笑地开始了下一次的“组局”。这种“二次参与”的意愿或许更接近一个学术共同体真正具有生命力的证明。

三、暑校不是什么

由于暑校这个名字带有“学校”的含义,会让人天然地联想到上课、考试等一系列制度化的教学流程。但在我看来,一个暑校真正有意思的地方,恰恰来自它对日益强调量化考核、绩效优先的学校价值观的偏离。从这个意义上讲,它甚至带有某种微型替代性和实验性。理想的暑校应该勇于在短时间内创造出一种不同于日常大学制度的智识生活。

暑校不是学术会议,它并不以展示为中心。与动辄上百人的大型学术会议不同,暑校所追求的应该是一种“小的是美好的”的价值观和文化。例如,学术会议的主办方往往喜欢在宣传时用参会人员的规模凸显自身的学术影响力,更是以邀请到这个领域的名人大咖为豪。但实际上,构成会议基数的大部分参会人员并非会议的主角。相比之下,暑校的“小”能够把目光更多地聚焦在参与者身上,给了参与者更多彼此相识的机会,更有益于形成去等级化且情感更加紧密的共同体。

暑校不是另一个小学期,也不以硬性考核为中心。小学期或者叫夏季学期,顾名思义,一般夹在春季和秋季这两个主要学期中间,时间往往在正式放暑假之前。尽管设计的初衷在于为学生查漏补缺或实现时间最大化利用,但也有学生认为这样就上一两门课的小学期实在“没有必要”,反而因为有出勤和考核等硬性要求,而无法离开学校开展其他实习实践活动。尽管都在大学校园里举行,暑校的课堂应该与学分、考试、成绩、论文深度绑定的大学课堂保持距离。

暑校不是传奇人生叙事的助产婆。现如今,暑校是留学申请市场上的香饽饽,参加暑校尤其是海外名校的暑校是打造“完美履历”必不可少的一环。一些留学辅导机构也十分善于放大类似的短期项目对申请的帮助,参加暑校的目的正在被日渐功利主义的教育投资逻辑改写。一种典型的叙事逻辑是,在暑校期间结识某位教授、获得推荐信、进而顺利申请名校或改变人生。确实会有这种故事,这些期待也无可厚非。但问题是,如果一开始就把每一次相遇都兑换成潜在的“资源”,暑校最珍贵的部分反而容易被遮蔽。暑校应该是有目的,而无功利的。

结语:把暑校还一点给暑假

提到“暑”字,我最容易联想到的语词还是“暑假”。尤其是在小学,除了那几本暑假作业,基本上谁也无法占领我的暑假。但到了大学,我逐渐发现,似乎大学里的人是没有暑假的,不仅同学有暑期实习、暑期社会实践,老师也有各种暑期工作坊和自己的研究项目......暑假的活动甚至比平常学期里的活动更令人眼花缭乱。相对于平淡的大学课堂,它们甚至有些喧宾夺主的意思。暑假虽然还存在于日历上,它原本所包含的东西却正在一点点消失。有趣的是,我却在一个暑期学校里重新找回了些小时候“放暑假”的感觉:足够自主的时间、好奇心驱使下的知识、陌生的小伙伴、放松的沟通环境......或许,重新理解“暑校”的关键,不只是一味地让它更像一所学校,也在于看它保留了多少暑假特有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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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暑校的中午,阴雨已久的港中文校园又重新放晴了

【本文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传播学院文化产业管理系硕士毕业生】

注释:

亚际文化研究暑期学校每两年举办一次,曾在首尔、班加罗尔、新竹、加尔各答等地举办,主要面向硕博研究生、职业早期研究人员以及艺术文化工作者。详情请参考学会官网:https://culturalstudies.asia/summer-school/

Oxford Lifelong Learning. 1888: Summer Meetings. https://lifelong-learning.ox.ac.uk/1888-summer-meetings/.

南京大学报:《南高师的暑期学校》,https://xiaobao.nju.edu.cn/db/f1/c18185a318449/page.htm (2004-10-20).

相比于埃里克·赖特所说的“真实乌托邦”(Real Utopias),“有限乌托邦”的概念对我而言更适合形容暑期学校具有的文化。

EP汤普森著,沈汉、王加丰译:《共有的习惯》,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18页。 EF舒马赫著,李华夏译,《小的是美好的》,译林出版社,2007年版。

刘启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