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给我签了！”
丁新霁把离婚协议书拍在饭桌上，搪瓷茶缸震得跳起来，茶水溅到我手背上。我没躲，也没说话，从抽屉里摸出钢笔。
五年的婚姻，到头来是“跟不上革命步伐”这六个字。
我签字，笔尖没停。
他愣在原地。
三天后，前婆婆朱春芳的电话追到学校：“我儿子住院了，你赶紧来照顾！”
我捏着话筒，嗤笑一声：“阿姨，您找错人了吧？您儿子的老婆，姓徐。”
电话那头炸了锅。我挂了，继续批作业。
01
我没想过，我和丁新霁的婚姻会以那种方式结束。
那天晚上，我在灯下批改学生作文。丁晓梅早就睡了，堂屋里静悄悄的，只有笔尖划过纸面的沙沙声。大门被推开，带进来一股浓重的酒气。
丁新霁站在桌前，把一张纸拍在作业本旁边。
“你看看。”
我抬头看了他一眼。
他的脸红红的，领扣解开一颗，目光落在桌面上，不看我。
我拿起那张纸，是一份离婚协议书，钢笔写的，字迹工整，像是认真抄过的。
上写：双方感情不和，经协商，自愿离婚。
财产和子女抚养一栏，空着，是让我填的意思。
我看完，把纸放回去，问：“想清楚了？”
“嗯。”
“为什么？”
他沉默了一阵，像斟酌了很久：“咱俩不是一个道上的人。你只知道教书、做饭、带孩子，跟你在一起，我像一潭死水。她不一样，她懂我。”
“她”是谁，我没问。
镇上的闲话早传到我耳朵里了。
团部新来的上海知青，徐惜文，调进宣传队没多久就跟丁新霁走得近，长得白净，说话软绵绵的，听说还会跳舞。
我心里堵了一下，像有块东西卡在胸口。
但我没有追问。
五年的日子过下来，我摸透了丁新霁的脾气。
他想做的事，没人拦得住。
当初娶我的时候是这样，现在要离也是这样。
我打开抽屉，找出一支钢笔，在女方签字栏写下“程美玲”三个字。笔尖蘸了墨水，落在纸上，手指有些僵，但我没有停。
签完了，我把协议书推回去。
丁新霁愣住了。
他大概以为我会哭，会闹，会摔东西，或者至少质问他几句。
可我什么都没做。
只是把钢笔拧好放回抽屉，把台灯挪过来，继续批那篇没改完的作文。
他站在灯下，手里攥着那张纸，半天没吭声。
“那……房子和女儿……”
“房子留给你们。”我说，“晓梅跟你住，我搬出去。我只要我的衣裳和那台缝纫机。”
声音平静得连我自己都有点意外。
丁新霁张了张嘴，终于挤出一句：“美玲……”
我没看他，低头在作文本上写批注：“不早了，你明天还要出操，歇着吧。”
他站着没动。过了好久，我听见他把纸叠起来，收进口袋，转身进了里屋。
我抬起头，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门帘后头。那一刻，眼眶有点发热。我把台灯拧暗了些。窗外的月亮挂在半空，像一块被磨损的旧玉佩。
我坐了很久，把那篇作文批完了，才去关灯。
那晚我没睡着。
我躺在床上，听着里屋传来的鼾声。
丁新霁喝过酒，鼾声比平时响。
很奇怪，我嫁给他的头一年，晚上总是睡不踏实，听着他的鼾声反而安心。
后来女儿出生，分房睡，鼾声被隔在墙那边，我又不习惯了。
可这几年，我早就没留意过他的鼾声了。
日子就是这样过的。
柴米油盐，洗衣做饭，接送闺女，批改作业。
日子不是突然变坏的，是慢慢淡的。
像一壶水放在灶上，火苗越来越小，你看见了，却懒得去添那把柴。
半夜，我起来上茅房，路过女儿的房间。门缝里漏出一线光，我推门进去，丁晓梅趴在枕头上，拿被子把自己裹成一条蚕。
“咋还没睡？”
“妈，爸爸是不是不要咱们了？”
她声音闷闷的，带着鼻音。我坐到床边，摸了摸她的头发，她的头发很软，像小时候一样。
“不是不要你。”我说，“爸爸妈妈只是不在一块儿住了。你爸还在，我也还在。”
“那你以后还回来吗？”
我沉默了几秒：“周末来接你，带你去镇上吃馄饨。”
她不说话了，把被子裹得更紧了些。我坐在床边，手搁在她被子上，她的肩膀轻轻抖了两下。我没有替她擦眼泪。有些眼泪，擦了也是白擦。
第二天一早，天没亮透，我去食堂打了饭，然后去学校上课。一切照旧。同事问我眼睛怎么有点肿，我说昨晚没睡好，蚊子闹的。
中午没去食堂，蹲在宿舍门口，把指甲缝里的泥抠了一遍又一遍。
下午放学，我去了一趟镇上邮政所，给娘家寄了二十块钱。
我娘身体不好，药钱不能断。
走到柜台前，看见一个穿碎花裙子的女人在拍电报。
背影纤细，头发用一条蓝色手绢扎着。
是徐惜文。
她没看见我，低着头在电报单上写字，写得很慢，很认真。
邮政所的柜台上有半袋子花生，她边写边剥，剥一颗，把花生米丢进嘴里，壳顺手扔在台面上。
我站在门口看了她几秒钟，退了出去，绕道回了学校。
晚上，我坐在宿舍里，把缝纫机擦了一遍，上了油。
这机器是结婚那年，丁新霁从旧货市场淘来的。
他说你爱做衣裳，缺了这个不方便，他花了四十块钱，还搭了一条大前门。
我踩了两下，机头发出均匀的嗡响。声音很稳，像一颗心跳。
缝纫机是好的，人却走散了。
02
离婚报告递上去第三天，团政委赵兴华来学校找我了。
他穿便装，提着一网兜苹果，站在办公室门口，帽檐压得低低的。看见我出来，他叹了口气：“小程啊，组织上想找你谈谈。”
我把他领到操场边的树荫底下。
赵政委坐在石凳上，把苹果推过来：“新霁这人脑子犯浑，你别跟他一般见识。我跟师部说了，这婚不能批，他一个团长，为这点事闹离婚，像什么话！”
我捡起一个苹果，慢慢擦着，没说话。
赵政委接着说：“他说那几句混账话，你别往心里去。我是看着你们两口子过日子的，你为了他那点家底，连娘家都顾不上。现在他说离就离，还有没有王法？”
“政委。”我说，“这事……他心已经走了。我留不住。”
“留不住就离了？”赵政委有些急了，“组织的意见是，你们先分居一段时间，冷静冷静。我再去做做他的工作。那徐知青，我已经让人把她调出宣传队，放到后勤去了。她一个年轻姑娘，搞那些花花肠子，早晚自食其果。”
我低头看着手里的苹果。红红的皮，顶着一点绿蒂，像秋天刚摘下来的味道。
“要是组织不同意，他也不能硬离。”我停了一下，“可是政委，在一个屋檐底下过日子，人要是不在，那屋子就空了。空屋子，我待不下去。”
赵政委沉默了很久，最后把帽子摘下来，露出一头白发。
他在膝盖上拍了两下，像拍掉不存在的灰：“你们这些年轻人啊……行，我先不劝了。但话摆在这儿，这婚不是他想离就能离的，组织上要审查。”
那天下午，我照常上了三节课。最后一节是作文课，我给孩子们念了一篇范文，讲母亲和灯。念到一半，台下有个小男孩喊：“程老师，你哭了。”
我伸手摸了一下脸，果然湿了。我笑了笑，说：“老师是念到文章里写得好，心里高兴。”然后我擦干脸，继续念。
放学后，赵政委的话还是让我有点心绪不宁。
他说组织上会审查，意思是不会轻易签字。
那么，离婚的事，也许会拖上几个月。
这几个月里，我是不是还得住在那个家里，天天看着丁新霁的脸，再看着徐惜文在他眼前晃？
我坐在办公室想了很久。
最后我写了一封信，托同事带给赵政委。
信里只有短短几句话：“政委，感谢组织关心。但我跟丁新霁过日子，是搭伙，不是绑捆。他心不在了，手续早晚要办。早些离开，我还能留几分体面。请组织同意。”
隔了一天，赵政委让通信员带口信过来：“团里批了。”
他说这话时，嗓子有点哑。
那天晚上，我回去打包行李。
我的东西不多，几件换洗衣裳，一台缝纫机，一个藤箱。
藤箱里装着女儿小时候穿的小衣裳、扎辫子的头绳、还有一张我们一家三口的合照。
照片是前年春天在镇照相馆拍的，丁新霁穿着军装，我抱着晓梅坐在椅子上。
我盯着照片看了一会儿，把照片放回箱底。
第二天一早，我提着藤箱走出家属院大门。
走到路口时，碰见徐惜文正从对面过来。
她穿一件淡蓝色衬衣，头发扎成马尾，看见我，脚步顿了顿，然后侧了侧身。
我走到她跟前，没看她，也没停步。擦肩而过的时候我撂下一句：“那房子冬天冷，炉子不太好烧，你自己学着点。”
我走出去十几步，才听见背后传来一句细细的声音：“程姐……”
我没有回头。
学校给我腾的宿舍，是教学楼后面一间旧杂物间。
墙上有水印，窗玻璃裂了一道缝，用纸板糊着。
地上堆着几捆旧报纸和两张缺腿的课桌。
我没嫌，借了把扫帚把地扫干净，又去总务处领了一张单人床。
铺好床单，躺上去，床板有点硌，翻个身嘎吱响。
窗外的泡桐树伸出枝丫，叶子绿油油的。
我盯着屋顶裂开的瓦片，心想这屋子比家属院那间小多了，也冷，不过睡哪儿不是睡。
半夜醒来一次，听着外面风吹泡桐叶的沙沙声，忽然觉得心里空落落的。翻了个身，把枕头搂紧了些，像搂着一个人。
03
搬进宿舍的第四天，才接到朱春芳的电话。
那是下午课间，我正在办公室批改作业，教务处同事隔着一道墙喊：“程老师，你婆婆打电话来了！找你的！”
我一愣。朱春芳从来不往学校打电话，她嫌学校没面子，说我一个教书的，“拿不出手”。我放下笔，走到走廊尽头的公用电话那里，拿起听筒。
“喂？”
“美玲啊！是我，你妈！”朱春芳的声音从听筒里冲出来，又急又响，“新霁出事了！昨晚喝酒喝多了，胃出血，这会儿在医院躺着呢！你赶紧请个假过来照顾他！”
我捏着话筒，没动。
电话那头又催了一声：“听见没有？赶紧来！你是他媳妇，你不来谁来！”
我沉默了几秒。
“阿姨。”我说，“您是不是记糊涂了？您儿子的媳妇，现在姓徐。”
听筒那头静了一瞬。
紧接着，朱春芳的声音炸了：“程美玲！你这个没良心的东西！我儿子供养你吃穿，你现在拍拍屁股走人了？你还有没有一点为人妻子的样子！”
我听着，脸上没什么表情。窗台上有只麻雀正在啄食，细小的影子在玻璃上晃动。
“阿姨，我已经签字了。婚也批了。”我说，“您儿子的事，往后归他媳妇管。您要找不到人，可以去邮政所发个电报，徐知青应该还没回上海。”
“你！”
朱春芳在电话里骂了一大串，什么难听来什么。
我没有听完，轻轻把听筒放回钩子上。
站在走廊里，阳光落下来，有点晃眼。
我深吸了一口气，转身回了办公室，坐下来，继续批作业。
同事小李问我：“美玲，没事吧？”
我摇摇头：“没事，闹着玩呢。”
那天放学后，我本来准备去河边上走走。刚走到门口，看见朱春芳站在校门外头，叉着腰，扯着嗓门喊：“程美玲，你给我出来！”
她穿着蓝布褂子，头巾包着头发，一脸怒气。
我站在校门里头，隔着铁栅栏看她。
旁边路过的老师、学生家长纷纷停下来，打量我一眼，又打量她一眼。
朱春芳拍拍大腿，嗓门更大：“大家都看看！这个就是程美玲！我儿子丁团长对她多好啊，供她吃供她穿，她说跑就跑，丢下孩子不管，天底下哪有这种丧良心的婆娘！”
我没有跟她吵。我转身往宿舍走。
朱春芳见我跑了，气焰更盛，在后面喊：“你心虚了是不是！我告诉你，这个婚我不认！你把新霁害成这样，你休想拍拍屁股走人！”
我没停脚，走进宿舍，把门关上。门板不厚，外头的骂声一阵一阵传进来。我坐在床上，手指攥着衣角，攥了半天，才慢慢松开。
晚上，朱春芳骂累了自己走了。
我坐在窗边，看着外边那棵泡桐树，天一点点黑下来。
灯没有开，屋子里暗沉沉的。
墙角有只虫子在叫，叫一阵，歇一阵。
我以为自己不会难过。
可眼泪还是下来了。
我没有擦，就那么坐着，任由它们流。
流完了，我拉了灯绳，屋子里亮起来。
我拿起一本教案，翻到听写那页，开始备课。
明天要教生字，每个字都要提前写好拼音，一笔一画，错不得。
那晚我备课备到十一点。纸上没有一处涂改。
十一点半，我合上教案本，却没有睡意，又拿出那张一家三口的照片来看。
照片上丁新霁穿着军装，笑得眼睛弯弯的。我抱着丁晓梅坐在他旁边，嘴角微微翘着，露出一点不好意思的笑。
那时候多好。
他还是那个会为了买一台缝纫机在旧货市场蹲半天的年轻人，我还是那个会为了一句话脸红一整天的小姑娘。
后来他是团长了，见的世面大了，认得的人多了，他开始觉得我土，觉得我不会打扮、不会说话、不会跳舞。
我没有怪他。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他只是觉得我配不上他了。
但我不后悔。有些路是自己选的，走错了，回头也没有用。
我把照片收进藤箱里，关灯，躺下。窗外泡桐树的叶子在风里沙沙响，像是有人在很远的地方说话。
睡着之前，我听见自己的心跳，一下，一下，很有力。
04
朱春芳在校门口闹了一场的事，很快就传开了。
那阵子，学校里的老师看我的眼神都有点怪，有的欲言又止，有的绕着我走。
倒是有个管后勤的老大姐，姓马，私下里拉着我说：“美玲，你别往心里去。她那是自己儿媳妇跑了，急了，拿你撒气呢。”
“我不计较。”我说，“该做的事我照做，该上的课照上。”
“你倒是心宽。”老大姐叹了口气，“可流言这东西，三人成虎啊。你自己注意点。”
我笑了笑，没多说。
周日上午，我去大院门口接丁晓梅。
说好带她去镇上吃馄饨。
我到大院门口时，门卫拦着不让进，说需要登记。
我在登记簿上写名字，余光瞥见里面走出来一个人。
她穿一件白底碎花的连衣裙，头发披散着，比上次见时瘦了些，眼下有青黑，像没睡好。
她看见我，脚步顿了一下，似乎想躲开。
想了想，又停下来，朝我点了一下头。
我点了一下头算回应，继续在登记簿上写。
“程姐。”她忽然开口，“你……你还好吧？”
我从登记簿上抬起头，看着她。她目光有些闪躲。我笑了笑：“挺好的。你呢？”
徐惜文没接话，低头摆弄了一下裙角。
半晌，她看了眼大院里面的方向，声音放低了些：“程姐，你别听外面那些人乱说。我跟丁团长……真的没什么。”
我眉毛抬了抬，没吭声。
她又补了一句：“他在家里说要跟你离婚的时候，我也劝过他的。我说你不容易，一个人带着孩子。可他这个人，脾气倔，听不进别人的话。”
我低下头，把登记簿放回传达室，招呼一声：“那行，你忙着。”
我进了大院，往家属院那排平房走。
路过连部宣传栏时，我看见墙上的黑板报换了新内容。
字迹是新的，配了一幅钢笔画的工农兵插图，落款写着“宣传队徐”。
字写得娟秀整齐，比我写的那一手也差不到哪里去。
我站在黑板报前看了几秒钟，脚步没有停。
丁晓梅已经等在屋门口了。
她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碎花褂子，头发扎成两条小辫，辫梢上的头绳还是我去年给她买的那对粉红色的。
她看见我，眼睛亮了一下，但没有立刻跑过来。
她站在门口，回头看了一眼屋里，小声喊：“妈。”
“哎。”我应了一声，蹲下来，“走，带你去吃馄饨。”
她蹑手蹑脚地迈过门槛，跑来拉住我的手。小短腿跑得有劲，拉着我往外走。走到路口拐弯的时候，她忽然问我：“妈，你以后真的不回来了吗？”
我说：“妈妈要上班，住在学校那边。你觉得学校好不好？妈妈宿舍门口有棵大泡桐树，开紫色的花，可好看了。”
她想了想，点了点头，又问：“那我以后能去学校找你玩吗？”
“当然能。”我说，“周末就来。”
她咧嘴笑了，露出掉了门牙的豁口。
我领着她走过那条土路，路边的杨树叶子哗啦啦响。
她的小手攥着我的手指，紧紧不松开。
我心里忽然有点酸，眼睛有点模糊，但我忍住了，没让眼泪掉下来。
我低头看着她头上的粉红头绳，心里想：日子再难，总能过下去的。
馄饨店在邮电所斜对面。
我们刚坐下，老板端上来两碗热腾腾的馄饨。
丁晓梅拿起筷子，呼啦呼啦地吃，一边吃一边喊“烫”。
我看着她的样子，忍不住笑了。
她吃到一半，忽然抬起头问我：“妈，你是不是哭了？”
“没哭。”我说，“辣椒呛着了。”
她不信，放下筷子伸出手，在我脸上抹了一下。
她的小指头上有馄饨汤的油渍，滑溜溜的。
她认真地说：“妈，你别难过，等我长大了，我也给你买馄饨吃。”
我心里猛地一酸，赶紧低下头喝汤。那碗汤有点咸。
吃完馄饨，我送她往回走。
在一个路口，远远看见一辆军用吉普从对面开过来。
车牌号熟悉，是团部的。
丁晓梅也认得那车，叫了一声“爸”，脚步快了起来，又回头看我。
我没有说话，低头看着她。
吉普车很快停在我们旁边。车窗摇下来，露出一张胡子拉碴的脸。丁新霁坐在驾驶座上，穿着便装，眼睛下面有青黑，像是这几天也没睡好。
“晓梅，上车。”他声音低哑，“爸送你回去。”
“爸，我在跟妈吃馄饨呢。”女儿小声说，“你……你要不要也来吃一碗？”
丁新霁没有接话，目光越过女儿，落在我脸上。
我看不清他是什么表情。
那目光里似乎有话要说，又似乎在掩饰着什么。
我避开他的目光，对丁晓梅说：“去吧，跟你爸回去，好好听话。”
“妈……”她攥着我的袖子不放。
“乖，下周末妈还带你来吃馄饨。”
她这才松了手，一步一回头地上了车。我站在原地，看着那辆吉普车调头开远。车屁股扬起一路黄土，渐渐消失在路口。
我站在原地，吹了一会儿风，然后转身走回学校的路。
路过邮电所门口，我停下了脚步。
忽然想起上次看见徐惜文在里头发电报的事。
我想到她今天的解释，似乎都想把关系撇清。
她没有说出口的那层意思，我听得懂。
丁新霁那边，热乎劲儿，怕是已经开始凉了。
05
朱春芳的谣言没停过。
她像上足了发条的留声机，见人就说我“抛夫弃女”
“嫌贫爱富”。
大院里那些平时跟我走得不近的军嫂，看我的眼神都变了。
有两回我去镇上买菜，被人指指点点，说什么“就是她，丈夫生病都不管”。
我都没吭声。
可后来波及到了丁晓梅。
那天我照例在校门口等女儿，学校的老师说，丁晓梅没有来。我跑去大院一问，原来她在学校被人嘲笑“没妈的孩子”
“妈跟人跑了”。她跟同学打了一架，把人家书包扔到树上去，被老师罚站了两个小时。
朱春芳知道后，当着她的面说了句：“你妈不是个东西，你别学她。”
丁晓梅一听，当场哭了，跑进屋里把门拴上，谁叫都不开。
我赶到的时候，门还是拴着的。我在门外叫了好几声，里头没动静。过了好久，门才开了一条缝。她的眼睛红得像兔子，脸上的泪痕一道一道的。
“妈。”她说，“他们说你不要我了。”
我蹲下来，把她搂进怀里，搂得很紧很紧。
她的小身子颤抖着，像一只淋了雨的小猫。
我在她背上轻轻拍着，嗓子发干，半天才挤出一句：“妈不会不要你。妈就是住在学校，你什么时候想妈，什么时候来找妈。”
她趴在我肩膀上，闷闷地点头。我摸着她的后脑勺，心里那个念头终于定了下来：不能再让女儿受这种委屈。
星期一早上，我去校长办公室，把我的教案本、学生成绩册、还有这几年攒下来的优秀教师证书，成摞放在他办公桌上。
校长姓林，五十多岁，戴一副黑框眼镜，平时话不多，看见我这个架势，愣了。
“林校长，我知道外头有一些风言风语。”我说，“我不为自己辩解什么。但我想请您看看，这五年，我带的学生成绩一直在全乡前列。我程美玲做人做事，对得起‘老师’这两个字。”
林校长翻了几页教案本，又翻开成绩册，看了很久。
他摘下眼镜，用布帕擦了擦镜片，重新戴上，看着我：“程老师，我记得你教案写得很细，每次听课后我都有印象。这事情，外头的话，你不用放在心上。”
“我来不是为自己叫屈的。”我说，“我想报名参加县里的骨干教师培训班，需要学校推荐。”
林校长想了想：“培训班名额有限，一共就两个人。不过，你实打实教得好，推荐你，我没有意见。县教研室那边，你回头自己去交一份材料，把你的教案、成绩单、还有学生评语都带上。”
我心里头的那块石头，松了一半。
那是我第一次，为了自己，主动去做一件事。
也是从那天起，我明白了一个道理：与其站在这儿等别人还你公道，不如自己去挣一条路出来。
丁晓梅受的委屈，让我觉得自己如果再不振作起来，连女儿都没办法护住。
后来，在培训班的事上，我又遇见了那台缝纫机的旧事。
县里培训每周两周，地点在县城，来回轮换。
我买了一辆二手自行车，每回去县城要骑一个多小时。
骑到岔路口，有一块大石头，一次我歇脚的时候，看见石头缝里卡着一枚旧顶针，捡起来端详，倒像是当年我用过的那种。
包了一层汗巾，塞进口袋。
莫名的，心里竟踏实了几分。
偏偏，当我骑车从镇口经过的时候，碰上了一个不想见的人。
丁新霁。
他站在路边，穿着一件旧军装，手里捏着半包烟，看见我，远远地就叫了一声：“美玲。”
我没有停车，蹬了两圈，从他身边过去了。风呼呼地吹过耳朵，像有人在我耳边低声说话。我没有回头。
06
县里的骨干教师培训班，一共二十个人，每人要交一份教学心得和一份公开课教案。
我白天上课，晚上就在宿舍里写。
写得慢，有时候一个字要琢磨半天，写完又拿橡皮擦掉重来。
写到深夜，泡桐树上的猫头鹰咕咕叫，声音闷闷的，像在催人歇息。
一个月的培训班结束后，县教育组组织公开课评比。
我抽到的是五年级语文，讲《白杨礼赞》。
那篇课文我看过很多遍，讲的是西北戈壁上的白杨树，挺直，干净，不枝不蔓。
我在宿舍里默了一遍又一遍，把每个字的读音都查清楚。
公开课那天，底下坐了三十多个人。
教育局的，教研室的，还有各校来听的老教师。
丁晓梅也来了，坐在最后一排，穿着我给她新做的花褂子，辫子上扎着红色的头绳。
我没有紧张，开口讲的时候，声音稳稳的。
我把“白杨树”三个字写在黑板上，讲它的干，它的枝，它的叶，讲它在干旱的土地上怎么活下来。
讲到后半段，我扬起手，做了一个挺直的动作。
有一个瞬间，我突然觉得自己就是那棵白杨树。
从没有水的地方，长出了自己的叶子。
下课铃响，底下响起掌声。
我看见丁晓梅拍得最起劲，小脸通红。
教研室的周主任走过来，握着我的手说：“程老师，讲得好，有真情实感。下周县文化馆有个借调名额，你去不去？”
我愣住了。
“文化馆要办一个展览，人手不够，缺个会写字的。”周主任说，“我看过你写的教案，字不错。你要是愿意，明天去报到。”
我想了想，点点头。
那天下课后，我推着自行车往学校走，丁晓梅坐在后座上，叽叽喳喳地说：“妈，你讲课真好看，比我们王老师讲得好。”
“别乱说，王老师也讲得好。”我笑了。
“真的！你写字也好看！”她晃着脑袋，“妈，你去文化馆上班，是不是就不用天天改作业了？”
我伸手捏了捏她的脸：“去了也是写字，跟改作业差不多。”
她咧嘴笑，露出掉牙的豁口。
晚上回到宿舍，我在台灯下写了一封感谢信。
感谢文化馆给我这个机会，感谢校长推荐，感谢教研室的周主任。
每句话都干干净净，没有一句多余。
写完信，我又把明天要带去的材料整理了一遍，放进一个牛皮纸袋里。
纸袋上，我用钢笔写了一行字：程美玲，语文教师，五年教龄。
我看着那行字，忽然觉得，自己的名字原来也可以这样郑重地写下来。
窗外，泡桐树开花了。紫色的花骨朵一簇一簇，在夜风里轻轻摇晃。我坐在床边，看着那些花，想：日子，大概真的会好起来的。
07
程美玲这个名字，在文化馆开始被越来越多的人知道。
其实做的还是老本行：写字，整理材料，布置展板。
只是每天面对的从作业本换成了展板纸。
她写了一手好钢笔字，又有耐心，一个展览板块能埋头描一下午。
文化馆管事的馆长姓郑，五十来岁，戴一副老花镜，看过程美玲写的展板字后，点头说：“这手字，比我馆里那两个年轻人强多了。”
她笑了笑，没有接话。
在文化馆待了不到半个月，程美玲看见了一个人。
那天是县里在文化馆举办文艺汇演，全县各乡的宣传队都来县城汇演。
程美玲负责在门口签到。
人流熙熙攘攘中，她忽然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穿着素净的蓝布褂子，头发盘成髻，低头在签到本上写着什么。
她瘦了很多，颧骨有点凸出来，不复从前水灵。她签完名抬头，恰好对上程美玲的目光。两张脸都僵了一瞬。
“程姐。”徐惜文先开口，声音发涩，“你……在文化馆上班？”
“借调。”程美玲说，“帮着做点展板，写写字。”
徐惜文的眼神里闪过一丝复杂的东西。
她嘴唇动了动，像是想说什么。
程美玲没有等她开口，侧过身给别人指路。
后来汇演开始，程美玲站在后台整理道具，听见两个文艺队的姑娘在角落里嘀咕：“你知道那个徐惜文吗？就是跟咱们县那个丁团长好的？”
“知道，听说前阵子回上海了，没待多久又回来了。”
“她不回上海留在这干啥？”
“听说她跟丁团长闹掰了。丁团长说想跟原来的复婚，她气得跑回上海，结果上海家里也没她的位置，只好又灰溜溜回来了。”
程美玲的手指顿了一下，很快又继续整理手上的道具。
汇演结束，徐惜文走的时候，在门口站了很久。
程美玲没有出去。
等人都散尽了，她打开窗，看见那个身影走在县城那条不平整的土路上，低着头，步子有些碎。
程美玲站在窗内，看了几秒，把窗户关上了。
那天下午，她回了一趟学校。
刚在办公室坐下，同事递过来一封信。
信封上的字不是她的，是丁新霁的。
她打开，里头只有一张纸条，写的是一句话：“美玲，我想跟孩子吃顿饭。你方便的话，周末来大院一趟，行吗？”
程美玲把纸条折好，放进抽屉，接着改作业。
抽屉里，还有丁新霁前阵子拖人送来的那瓶香油和半袋挂面。她没有动过。也没有还。只是放在那里，让它搁着。
心里没有什么波澜了。她只剩下一点旧日的疲惫，想把它好好放下。
08
那封借调函下来那天，程美玲在文化馆待了一整天，把展览的最后一个展板钉完。
她蹲在地上，拿一把小锤子，一枚一枚钉着钉子，手腕上那根红绳已经褪成了淡粉色。
晚上回学校，走到宿舍门口，看到门口台阶上坐着一个人。
是朱春芳。
她穿着一件灰扑扑的旧棉袄，头巾松松垮垮地包着脑袋，整个人比上次见面时老了好几岁。
她看见程美玲，站起来，嘴唇动了动，老半天才挤出一句：“美玲……”
程美玲站在两步之外，看着她。
“妈……求你个事。”朱春芳低下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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