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日，第六届粤港澳大湾区文学周暨大湾区文学高质量发展论坛在广州启幕，活动以“大文学观：边界与无限”为核心主题，创新设置“APEC视野下的文学表达”专题研讨，依托粤港澳三地文学联动优势，打破地域、题材与传播壁垒，全力打造湾区文学对外传播“出海口”。
本届文学周共吸引超400名各界代表到场参会，一周内将落地26场活动，采风、改稿、跨界交流等形式多元的文学活动覆盖全周，本土诗人黄礼孩打造的湾区文学之夜诗剧也同步亮相。
■9月1日，由广东省作家协会主办的第六届“粤港澳大湾区文学周”在广州开幕，以“大文学观：边界与无限”为主题的粤港澳大湾区文学高质量发展论坛在广东文学馆举行。图为广东省作协党组书记、专职副主席向欣发言中。
联动粤港澳 开拓文学的“出海口”
如何依托大湾区独特的区位优势与制度优势，打造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桥头堡”？在探讨粤港澳文学联动的环节中，多位嘉宾围绕资源共享、机制创新与本土文化出海等维度展开深入交流。
广东省作协党组书记、专职副主席向欣表示，湾区文学要依托“一国两制”制度优势与科创产业底蕴，推动三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促进大湾区文学成为串联文创产业、助力千行百业的重要纽带，成为让世界读懂中国、促进文明交流的重要载体。
香港作家联会执行会长、香港文学馆馆长罗光萍提出，要打破地域、题材、传播三重壁垒，依托香港中西文化交汇的独特文学生态，推动三地文学双向奔赴，借助数字化传播手段突破地理空间限制，把湾区文学的边界延伸到更广阔的人类文明海洋。她透露，成立两年多的香港文学馆线上线下已累计迎来百万人流量，未来将与广东文学馆、澳门文学馆形成联动，以阅读为纽带深化三地人文交流。
香港文学馆馆长罗光萍
作为粤港澳大湾区文学概念的首创者之一，澳门文化界联合总会会长吴志良表示，历经九年深耕，湾区文学已从初步构想成长为成熟的文学体系，成功纳入中国作协重点工作部署。三地将持续完善人才培育、创作采风、产业合作联动机制，依托澳门葡语系平台优势，推进文学海外传播，此前已推动《人民文学》葡文版落地巴西。
澳门文化界联合总会会长吴志良
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指出，粤港澳大湾区正处于中外文化的交汇点、撞击点、融合点，拥有九大文化产业独特优势，要树立“大文学观”，推动文学与现代传播形态深度融合。他特别关注湾区文学的本土创新力量，点赞林棹《潮汐图》、索耳《伶仃世》等新生代作品，认为当下粤语文化正迎来“文艺复兴”，粤语不仅是本土文化载体，更是承载中国经验、对接世界的独特文化符号。依托大湾区中外文化交汇的天然区位优势，湾区文学可担当文化桥头堡角色，成为中国文学跨界破圈、扬帆出海的重要“出海口”。
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
著名评论家、鲁迅文学奖得主贺绍俊认为，粤港澳大湾区文学有望成为中国当代文学面向未来、创造全新文学形态的特殊样本。文学发展成熟后易形成创作闭环、陷入发展停滞，而港澳文学界长期面向世界的开放文学生态，能为内地相对闭环的当代文学传统提供关键突破点，打破现有创作体系的固化局限。
财经作家、媒体人王千马认为，粤港澳大湾区作为新质生产力的典型区域，文学创作本身就是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他看来，文学扎根于时代发展与经济变迁，同时也将以自身的精神力量反作用于现实，为APEC成员经济体之间的人文交融与务实合作，搭建起更具情感温度的深层纽带。
名家共议“大文学观”：在边界与无限间探寻文学新解
何为“大文学观”？粤港澳大湾区文学高质量发展大会论坛现场，与会嘉宾围绕“大文学观：边界与无限”的核心主题展开了深入研讨，从文学本体、创作实践、跨文化对话等层面多角度解读了“大文学观”的丰富内涵，重新思考文学的边界与拓展的可能。
“我们认识的边界，其实也是‘大文学观的边界’。”《人民文学》主编、茅盾文学奖得主徐则臣结合现实见闻，为“大文学观”给出了具象注解。他提出，当下文学已经充分泛化，自媒体主播表达、剪辑、文案创作等工作同样在调用文学资源，未来文学的形态也会随着时代的变迁不断发生变化。他还提到，鲁迅文学奖获得者快递员王计兵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文学嘉奖的不是创作者的身份，而是一种把“相对个人、偏僻、独特的经验通过文学与艺术的形式上升为所有人共同可感知的新的经验”的行为，这也是“大文学观”重要的题中要义。因此，文学既要在文学内部完成突破，也要向外拥抱时代变化，发掘更多元的生命经验。
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品译者余泽民则立足译者身份，从跨文化的身份视角出发阐述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大文学观’实际上想做的是一种文化的整合，把很多文化或文学方式并列，具有鲜明的本土性和当下性。”而翻译工作本身就是一种实践，文学翻译打破语言的壁垒、跨越文化疆界，通过创作性的转化促进了平等的文学对话。他期待未来能够通过“大文学观”的讨论，让中国各类文学形式都可以更好地共存于同一个文学屋檐下。同时余泽民还提倡素人写作、全员写作，但没有必要去给谁“贴标签”，因为“写作不仅是为了出圈，更是为了整理自己的生活和思路”。
“我们讨论‘大文学观’的‘大’，是不是因为文学‘小’了，慢慢自我设限之后渴望跨出去的一种念想？”广东省作协主席、鲁迅文学奖得主谢有顺将“大文学观”的“大”与“扩容”联系起来，提出了三个概念。第一是要“空间扩容”。跳出人类中心主义的写作视角，重拾传统文学“天地人神”的多维视野，将山川草木、生灵万物纳入文学世界。第二是要“时间扩容”。打破单一线性向前的时间认知，接纳时间的循环与折叠，“有存在，有现在，也有将来才是完整的时间观”。第三是“情感扩容”。从个体内心的情感纠葛走向广阔的宇宙共情，用宏大的世界稀释痛苦，与万物相通。谢有顺总结道，现代世界在不断走向理性化的“祛魅”，但这样解释世界时，世界是无趣的，因此文学扩容所要做的就是重新为世界“赋魅”，“文明是可以共生的，而不是只有对抗的”。
AI技术的飞速演进，成为探讨“大文学观”无法绕开的时代背景。李敬泽指出，当下文学正在遭遇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和考验。“AI的虚构是充满热情的，人类曾经拥有的虚构能力正在遭到侵蚀。”李敬泽表示，目前我们正经历着印刷文明向数字文明的转型，AI不仅是媒介与技术，更侵蚀和动摇着人与文化的本性。面对变局，他认为“要回到一些最基本，最底层的逻辑和语法上去”，重新审视过去习以为常的基础命题，进而挺过挑战，让文学持续保有生机和生命。
■部分参会代表合影。
APEC视野下的文学表达：跨越边界，对话世界
在全球化语境下，文学如何跨越地域与语言的边界，实现不同文明间的深度对话？在“APEC视野下的文学表达”专题研讨中，来自越南、秘鲁、意大利等国的作家、翻译家以及国内资深编辑齐聚一堂，他们结合自身实践，从创作、翻译、传播全链条展开跨国界对话，共同探讨在APEC的经济合作框架下，文学如何跨越语言、文化与地理的多重边界，搭建起更直接、更平等的文明互鉴通道。
越南作家、文化记者阮刻银微坦言，当一部越南语作品经过漫长旅程得以在中国出版时，她意识到“在作家和读者之间还存在一个如此大的世界”，这个世界有自己的经济逻辑与政治结构。她警惕一种“微妙的诱惑”——成为世界所期待的某种国家叙事样本。“如果人们想读战争我们就讲述战争，如果人们对热带的东南亚感到好奇，我们就把热带呈现给他们。”阮刻银微强调，文学的纯粹性不在于题材，而在于“是否允许生活本身比我们想要证明的东西更加复杂”。
秘鲁作家、翻译家、资深国际记者莫沫观察到，中国文学在西班牙语世界的影响力依然有限，许多翻译工作仍需经由欧美“中转”。“直接地去把中国文学推到拉丁美洲国家或者是西班牙，不是一件很容易做的事情。”莫沫认为，在APEC的经济合作框架下，建立直接的文化与文学沟通桥梁意义重大，这能让西语世界接触到更符合自身兴趣的题材。
如果说作家们关注的是创作的纯粹与交流的路径，那么翻译家们则更深刻地体会到语言转换背后那漫长而不可预知的力量。余泽民提到，一位匈牙利外交官在翻译《笑林广记》的后记中偶然提及《道德经》，竟在百年后催生了匈牙利持续不衰的“《道德经》热”。他不禁感慨：“翻译的工作其实是很寂寞的，但是它的意义是，你翻译到这个语言，它在这个语言存在了，就会被人看到，这是迟早的事情。”他强调，当下中国发展的“天时地利”为文学外译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关键在于抓住“人和”——培养更多优秀的译者与汉学家。
意大利汉语译者、汉学家李莎则通过她翻译的中国当代文学作品，论证了中国文学早已容纳全球性议题。她从阿来的《蘑菇圈》谈到生态文学，从梁晓声的《遭遇“王六郎”》论及精神健康，从王蒙的《在伊犁》看到文化包容性，再到刘慈欣等人的科幻与“打工文学”，“中国文学已经差不多容纳所有的所谓现在叫‘新文学表达’的一些内容”。她认为，中国、意大利乃至全世界关心的问题是共通的，“我们走的都是一条路”，而翻译的工作就是让这些声音被彼此听见。
当文学跨越了语言的边界，如何为它搭建一个稳定的栖息与对话平台，便成了编辑们的重要使命。《香港文学》总编辑游江介绍，《香港文学》41年来秉持“立足香港，面向世界”的宗旨，以香港为基本，却不以香港为边界，正积极构建一条连接亚太乃至全球华文创作的“拆不散的文学链”。游江特别向在场国际翻译家邀稿，希望将更多亚太优秀作品引入华文世界。
《花城》原主编朱燕玲则从另一个角度，指出了海外写作者最大的困境“往往不在写作，而在写作之后”。她坦言，作为一个编辑能做的或许有限，但努力让分散在世界各地的中文写作接上母语世界的循环，这件事本身就是一种“文学的APEC”。
《世界文学》原主编、作家、翻译家高兴认为，当今文学正是一门“不断地跨越和打破各种界限的艺术”，无论是严肃与通俗、大国与小国、世界与地域、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之间的界限都在模糊、杂糅与融合。他鼓励写作者在APEC的视野下，以开放的姿态进行跨界融合，并最终“找到自己的声音”。
当代文学如何书写人性？
9月1日下午，以“凡人心事：当代文学的人性书写”为主题的文学对话沙龙在广东文学馆6楼“鹅潭夜话”举行，谢有顺、徐贵祥、刘醒龙三位名家围绕普通人的生命境遇与文学的人性表达展开了深度漫谈。
“什么是凡人？就是我们普通人，我们自己都是凡人。”对谈伊始，徐贵祥便抛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表示，听到“凡人心事”这个题目的时候，最先想到的是刘醒龙《凤凰琴》中的人物。“一所乡村学校，每年只有一个转正名额。三位老师平日里同舟共济、彼此扶持。可当这个名额出现，人性就被放到考验之下。平日里他们展现善良、包容、互助，一旦触及切身利益，人性里那些不那么光鲜的部分，也难免显露出来。”但这种人性的复杂，恰恰是文学最真实的一面。
刘醒龙接过话题，顺延着表达了自己的看法。“现在大家谈论事物讲究‘含金量’，我想文学作品应该讲究‘含人量’。不少作品只有故事、道理、逻辑、炫技的艺术手法，唯独看不见活生生的人，这是很大的问题。”
谢有顺也对此表示赞同，他认为，是人就会充满冲突、矛盾、胆怯、恐惧，这些人之常情不必回避，如果全部抹除，人物就沦为了符号标签。“把人物形象立起来，是小说最重要的任务。”谢有顺说。
活动现场，新快报记者还看到一位年轻书迷背着沉甸甸的书包，早早便在场馆门口张望。记者采访得知，目前正在读研三的方兆禾是暨南大学中文系的一名学生，日常非常喜欢阅读和藏书，“我读过刘醒龙老师获茅奖的作品《天行者》，他在作品中讲了乡村民办教师的一些经历，我觉得很真实也很深刻，我非常喜欢。”方兆禾告诉记者，得知今天的活动有喜欢的作者，便背着十余本厚重的书籍专程赶来，希望能碰碰运气，拿到徐贵祥和刘醒龙老师的签名收藏。
■采写：新快报记者 金瑜 沈汶芸
■摄影：新快报记者 龚吉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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