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云成，中共北京市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主任，教授，博士后合作导师，校学术委员会委员，北京市委讲师团成员。主要研究方向为执政党建设，入选国家文化英才工程、北京市“高创计划”青年拔尖人才工程。主持并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项，承担北京市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重点项目、一般项目各1项，出版专著4部，撰写学术和理论文章百余篇。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和“党建”打交道的方式往往是间接的。多数人或许并不了解，作为一门学科的党建在研究什么。它和党史有什么不同？党校里讨论的问题，和大家关心的事情之间，是怎样连接起来的？以及，一个学党建的人，他的知识从何而来，又能用在何处？
为此，我们专访了北京市委党校教授杨云成。他勾勒了党建学科的基本面貌。
中央党校硕士毕业后，杨云成曾在北京市大兴区担任“村官”，而后返校攻读博士学位。这段基层工作经历，为他后来的党建研究注入了鲜活的问题意识。
他谈到党内法规与不成文规矩之间的边界，谈到反腐败斗争中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也谈到基层治理中“体感偏差”这一容易被忽略的现象。这些话题贯穿文件与日常、制度。杨云成将把党建这门学科——研究对象、基本方法和现实关切——落实到大家可以感知和讨论的具体议题上。
“做学问如同往墙上钉钉子”
新京报：请杨老师向我们简单讲一讲你早年的学术经历。2009年本科毕业后，你在中共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攻读党建专业的硕士和博士。为什么会选择党建这一研究方向？
杨云成：我在聊城大学就读本科，当时所学专业为思想政治教育。读研之后转向党建方向，不过当时该学科规范表述为“中共党史（含党的学说与党的建设）”。硕士毕业后，我去大兴担任了几年“村官”，之后再考取博士。
本科阶段，我对党建学科其实并不十分了解。回想起来，大约在大一大二时期，我经常去图书馆翻阅党史类的书籍——老一辈革命家相关的党史著作较多——也借阅了一些党建方面的书。起初读不太懂，但逐渐注意到一些有意思的现象：党建的话语体系中有许多生动的表述，比如“基层组织是细胞”“联系群众是桥梁纽带”等。
当时我比较好奇，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比喻方式？这种独特的表达方式引发了我的兴趣，也因此最终选择了党建方向。
杨云成在北京市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新京报记者 王远征 摄
新京报：党校的学术训练对你后来的学术道路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杨云成：在党校学习期间，老师们对我们的学术训练有明确要求，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要求我们系统掌握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发展历史，尤其是列宁建党学说中有两部著作必须熟悉：一是《怎么办？》，二是《进一步，退两步》。这两部著作是典型的新型无产阶级政党的思想基础、组织基础。
第二，要求我们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包括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老师讲得最多的是，不能用西方那套理论框架来分析中国共产党的实践，而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其他学科的理论可作参考，但不能直接套用其概念和分析方式来研究党建问题。
第三，重视党建基本理论问题的学习。党的十八大之前，党的建设布局经历了一个逐步扩展的过程：革命时期主要是三大建设，改革开放后增加了制度建设，后来又提出反腐倡廉建设。
每个建设领域包含哪些内容、重点研究哪些方面，老师都讲得比较细致。就学科训练而言，无非是“史、论、法”的结合，即要有历史脉络、理论体系和方法论支撑。此外，老师也会带我们做一些调研。
回顾读书那几年，有两位老师对我影响很大：硕士生导师任铁缨主要研究党内监督和党内法规；博士生导师张希贤经常给我讲，做学问如同往墙上钉钉子，要先把钉子钉进去，再不断向外围扩展。如果说任老师帮我确定了“第一颗钉子往哪里钉”的方向，那么张老师则教会了我如何把钉子钉牢、钉深。
电视剧《长征》（2001）剧照。
党建既是专业，也是事业
新京报：研究生阶段才设有党建专业。对于大多数读者，尤其是正在面临升学或专业选择的高中生、大学生来说，党建专业可能是一个相对陌生的领域。你会如何向年轻读者介绍党建？
杨云成：如果从一个学科的角度来理解党建，我认为应该从两个层面来把握。既说明它是怎样的一个学科，也说明它承担着怎样的使命。
第一个层面，是作为学科专业的党建。中共党史党建学作为一级学科，其主要研究方向大致包括四个方面：中共党史党建学的基本理论、中国共产党历史、党的领导与党的建设、党务工作的理论与实践。这是我们当前学科体系的基本框架。
第二个层面，是作为一项事业的党建。这就是我们通常说的“伟大工程”。作为事业的党建，核心是通过各方面建设，确保中国共产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好事办了，群众的“体感”在哪？
新京报：对大家来说，党群服务中心是党建在基层最直观的存在。从小区到街道，再到景区，我们总能在日常生活中看到这一窗口。在你看来，如何理解党群服务中心的理念？
杨云成：就党群服务中心而言，其核心理念就是为民服务。群众看待党的好坏、作风强弱、能力强弱，主要通过身边工作人员的态度、方式和作风来判断。因此，党群服务中心的工作理念极为重要。
在我看来，在工作中需要关注以下几个问题。
要警惕“体感偏差”。有时我们付出很多，却收获不了群众的认可，甚至出现“为你好、你却不领情”的情况。这就是党建工作中的“体感偏差”——上面的热情与下面的体感不在同一频道。
如何解决？毛主席和习近平总书记都曾有过明确论述。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什么是好事实事，要从群众切身需要来考量，不能主观臆断，不能简单化、片面化”“哪里有人民需要，哪里就能做出好事实事，哪里就能创造业绩”。
要避免“虎头蛇尾”。有些工作刚开始群众是满意的，但后来不满意了。比如，社区新建了一批健身器材，起初大家纷纷叫好，但时间一长，脏乱差无人打扫、路灯坏了没人修，满意度便会直线下降。
类似现象还包括“一阵风”式的执行，或政策在上层执行得很好，到了基层却变了样。这都提醒我们，要把好事办好，不能只重开头、忽视长效。
杨云成在北京市委党校教学楼。新京报记者 王远征 摄
新京报：在平时的观察和研究中，有哪些基层治理经验让你印象深刻？
杨云成：基层治理和社区治理领域涌现出许多创新探索，比如议事会、议事厅、“小巷管家”等做法。不同街道、社区都在结合自身实际进行探索和实践。
我印象比较深的是大兴区观音寺街道，当时街道有一位负责人，曾提出“用12345解12345”的工作思路。前面一个“12345”，指的是一套工作方法；后面一个“12345”，则是群众反映问题的市民服务热线。以工作方法来回应群众诉求，这个思路有一定代表性。总体来看，当前基层和社区层面的治理创新实践非常丰富。
在社区层面，人员构成复杂，各类问题交织，行政命令难以直接奏效，只能通过耐心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来推进和化解。做好群众工作，需要方法，更需要韧性。
像“七一勋章”获得者马善祥同志，累计记下两百多本、九万字的工作笔记，总结出一套行之有效的群众工作法。比如群众来了，先引入接待、倒上一杯水、耐心倾听诉求，最后再送走。这一套看似朴素的流程，背后是一整套细致的工作理念。所有这些，都是党建工作作为一项事业必须面对和回应的具体问题。
反腐败斗争正在不断向纵深推进
新京报：你在《中国共产党治理腐败的历程与经验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中提出，评判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形势，主体必须多元，既要有来自党政机关的评判，也应当重视人民群众的意见。在你看来，如何理解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反腐斗争？
《中国共产党治理腐败的历程与经验研究》
作者：杨云成
版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8年3月
杨云成：党的十八大以来，反腐败斗争的力度、广度、深度都是前所未有的。其中最根本的标志，就是明确提出并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这既是对新时代反腐败斗争规律性认识的深化，也是对斗争成效的高度凝练。
在不敢腐方面，已经形成了立体化惩治格局，可以用“上无禁区、下无死角、内无盲区、外无空白”来概括。“上无禁区”意味着职务再高，只要触犯党纪国法，都会受到严惩。党的十八大以来，中管干部被查处者已近千人，彰显了“无禁区”的鲜明态度。“下无死角”主要聚焦基层腐败、小官贪腐，因为这些离群众最近，也是群众评判党的重要窗口。“内无盲区”指向的是“谁来监督监督者”的问题。“外无空白”则体现为天网行动、猎狐行动。
在不能腐方面，重点是加强权力运行的制约与监督，规范权力行使，不断完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使制度建设更加系统、更加有效。
在不想腐方面，开展大规模党内集中教育，截至目前已进行九次，贯穿于党的十八大以来的整个反腐败进程。
经过十余年的努力，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但形势依然严峻复杂。比如，在不敢腐方面，新型腐败、隐性腐败问题不断出现；在不能腐方面，如何让制度更加管用，如何提升制度执行力，仍是需要着力解决的问题。总体而言，在一体推进“三不腐”这一反腐败基本方针指引下，反腐败斗争一定能够取得胜利。
新京报：你曾围绕党内法规做了理论、历史和实践等层面的研究，发表了如《试析习近平关于党内法规制度的重要论述》《改革开放以来党内法规研究：回顾与反思》等论文。法规的特点是有条文、有罚则、有程序，体现的是制度的刚性。党建里还有很多不成文的传统，靠的是自觉和传承。如何认识两者的关系？
杨云成：这两个方面实际上有所对应。一个是刚性的成文约束，即党内法规和党的纪律；另一个是不成文的规矩，虽无明文规定，但也必须遵守。
咱们可以做一个大众化的探讨。
电影《建党伟业》（2011）剧照。
先说党内法规。党内法规这一概念最早是由毛泽东同志于1938年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的。党内法规首次进入党的文件是在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1990年，中央制定了《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程序暂行条例》，党内法规由此成为正式概念。1992年，党内法规一词被正式写入《中国共产党章程》。
党内法规发展历程简略图。
从横向来看，党内法规分为党章、准则、条例以及规则、规定、办法、细则等层级。党章现有1部，准则现有3部。从纵向来看，党内法规分为中央党内法规、部委党内法规和地方党内法规。截至去年（2025）年底，全党现行有效党内法规共3372部，其中，中央党内法规239部，部委党内法规253部，地方党内法规2880部。
党内法规统计（数据截至2025年）。
再说规矩。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守纪律、讲规矩”。规矩是一个更广的概念，大致包括国家法律、党章、党的纪律，以及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规矩更多体现为不成文的规范，虽无明文规定，但同样必须遵守，更考验党性觉悟和组织观念。
比如个人有关事项报告制度，如今已明确要求报告个人健康状况，但在尚未形成明文规定之前，这也是一种应当履行的规矩。所以说，“纪律是成文的规矩，规矩是不成文的纪律”。规矩并非没有约束力，它所检验的，正是党员的组织性、纪律性和党性修养。
《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功能的历史演变及其规律研究》
作者：杨云成
版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21年1月
新京报：人工智能、大数据这些技术工具，未来会如何嵌入党内法规的执行和监督过程？
杨云成：大数据已经在党建领域得到实际运用了。比如年初播放的反腐倡廉警示教育片中，就提到了数字纪检监察系统，以及区块链等技术的应用。此外还有穿透式监督，这些举措都有大数据在支撑。
大数据在其中的作用主要体现在数据赋能和数据比对方面。传统的人工线索排查可能耗时很长，而通过数据平台进行比对，往往很快就能锁定可疑点。可以说，大数据在日常监督中的应用正变得越来越普遍。
杨云成谈党建与基层治理。
——同题问答——
新京报：如果能超越时间的限制，你最想和哪位前人或古人（不限于学术界）一起共事，完成一项研究项目？
杨云成：我可能未必需要一个特定的对象，但我确实有一个特定的领域，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现在我们提“第二个结合”，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经过这么多年，我对这方面多少有一些了解，但坦白说，传统文化确实是我的短板。了解不够深，要谈“结合”就容易浮于表面，自己也理解不透，只能在讲课的时候笼统地讲。所以近几年，大约从前年开始，我主要是在补这方面的课。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块，我想作为下一步重点研究的课题。
新京报：你如何理解城市与学术的关系？北京这座城市和你的学术研究，有着怎样的关系？
杨云成：北京这座城市对我的学术研究有着双重意义。一方面，它提供了一个极为优质的学术平台；另一方面，它也拓展了我的研究领域。
比如说，现在城市中网约车司机、大货车司机、外卖员、快递员、网络主播、网络家政等新就业群体的比重越来越大。如何在这些新兴群体中加强党的建设，如何让他们更好地融入城市治理，这是推进首都治理现代化过程中需要破解的重要课题。
所以近两三年，我一直关注新兴领域党建，这也是个人的研究兴趣所在。将自己的研究领域融入推动首都高质量发展的实践之中，这也是党校“为党育才、为党献策”的一种体现。
——杨云成书单——
《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史纲》
主编：卢先福 赵云献
版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9年8月
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史是一门思想史科学。它是研究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形成和发展的历史科学，是研究无产阶级政党建设历史经验的科学，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的产生、形成和发展过程的阐述，揭示发展规律和特点，以作为指导党的建设的理论依据。
*受访者为北京市社科基金项目“提高党内法规的执行力问题研究”承担人。
记者/罗东
摄影/王远征
编辑/罗东
校对/刘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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