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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至今记得那个下午的阳光。

白晃晃的,晒得人头皮发麻。

甘肃某个服务区的洗手间里,消毒水的气味呛得人鼻子发酸。

我怎么也没想到,一趟本该美好的西北自驾之旅,会在那个瞬间彻底急转直下。

如果当时我没有从侧门绕出去。

如果我没有凑近那扇脏兮兮的玻璃窗。

如果我没有眯起眼睛往停车场角落里多看那一眼。

现在的我,恐怕连骨头渣子都不剩了。

那年我六十七岁。

我以为自己这辈子什么风浪都见过了。

没想到在黄昏恋这条河里,我差点就淹死了。

而且淹得无声无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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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清晨五点半,生物钟把我从梦里拽了出来。

窗帘缝里透进灰蒙蒙的光。

我盯着天花板上那道裂缝,发了好一会儿呆。

我叹了口气,掀开被子坐起来。

脚刚踩到拖鞋,就想起今天该给老周的遗像擦擦灰了。

老周是我丈夫,走了五年了。

心梗,说没就没。

那天早上他还吃了两个我蒸的包子,中午人就倒在麻将桌上了。

我握着那只手,握了两个小时,直到它凉透。

从那以后,我每天早上都要给他的遗像擦一遍灰。

遗像摆在客厅电视柜上,黑框,老周穿着那件藏青色的中山装。

我拧干毛巾,轻轻擦去玻璃上的浮尘。

“老周,”我小声说,“昨晚梦见你了,还是芹菜肉馅的饺子。”

遗像当然不会回答我。

但我总觉得他能听见。

擦完遗像,我给自己煮了一碗挂面。

打一个鸡蛋,撒一把葱花,滴两滴香油。

老周在的时候,一顿能吃两碗。

现在我只煮一碗,还常常吃不完。

中午热昨晚的剩饭。

昨晚做的是西红柿炒鸡蛋,配一碗米饭。

菜在冰箱里放了一夜,颜色暗了些。

我懒得再炒新菜,就把剩饭倒进锅里,煮成一锅烩饭。

坐在餐桌前,一口一口地嚼。

屋里太安静了。

只有钟表滴答滴答的声音。

我打开电视,调到戏曲频道,音量开到十五。

其实我也不是真想看戏,就是想听点人声。

屋子里有点动静,显得不那么空。

下午两点,我搬了把藤椅到阳台。

秋天的太阳暖烘烘的,晒得人犯困。

我眯着眼,看楼下那棵老槐树。

树叶黄了一半,风一吹,几片叶子打着旋儿往下掉。

我打了个盹。

手机响了,是晓梅的视频电话。

晓梅是我独生女,今年四十岁,嫁到深圳十年了。

“妈,吃饭了吗?”屏幕里的晓梅化了淡妆。

“吃了,西红柿炒鸡蛋。”我凑近镜头,“瞧,红润着呢。”

“别总吃剩饭,对身体不好。”晓梅皱着眉。

“你那边天气怎么样?深圳还热吧?”

“热,三十多度呢。妈,你血压稳定吗?”

“稳定,都稳定。你甭操心我。”

又聊了几句,晓梅说要去开会,匆匆挂了。

屏幕黑下来的那一刻,屋子里显得更空了。

傍晚,我换了件外套,拿上钥匙,下楼去打麻将。

牌搭子是三个老姐妹。

王桂芳,六十五岁,社区里的万事通。

李美华,六十八岁,退休小学老师。

张翠兰,六十六岁,以前在市场卖菜,大嗓门。

我们四个固定搭子,打了快三年了。

“听说了吗,三号楼的老刘太太,上个月再婚了。”王桂芳一边码牌一边挤眼睛。

“啧啧,真有福气。”张翠兰把一张牌重重拍在桌上。

“啥好事,”我嘴上不屑,“都这岁数了,还折腾啥。”

“秀兰你就是嘴硬。”王桂芳斜了我一眼。

我心里咯噔一下。

脸上却笑着骂她:“就你眼尖。打牌打牌,别瞎编排我。”

可王桂芳说得没错。

我确实嘴上不屑,心里却泛起了涟漪。

不是想男人。

我不怕孤单。

一个人吃饭,一个人睡觉,一个人看病,这些我都习惯了。

我怕的是那种“没人知道你存在”的寂静。

是半夜咳嗽醒了,屋里只有自己的回声。

是做好了饭,却不知道跟谁说一句“开饭了”。

是走在街上,看见别的老头老太太手牵手买菜,自己只能把眼神挪开。

那种寂静,比孤单更可怕。

它一点点地啃你的心。

让你觉得自己在这个世上,多一个不多,少一个不少。

像一粒灰尘。

02

我和陈德厚是在社区老年活动中心认识的。

那是今年开春的事。

那天活动中心在搞义务维修,几个老头摆了摊子,给居民修小家电。

我提着那只跳闸的电水壶过去,排在队伍后面。

前头是个戴老花镜的老头,七十岁左右,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工装。

他正蹲在地上,给王桂芳家的电风扇换电容。

手很稳,螺丝刀拧得又快又准。

“您这手艺真不错。”我忍不住夸了一句。

他抬起头,镜片后的眼睛眯了眯,笑了。

“以前厂里的技术员,修了一辈子机器,这点活不算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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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声音慢条斯理的,带着一股子沉稳劲儿。

我后来才知道,他叫陈德厚,退休机械厂技术员,老伴病逝两年了。

那天他修完电风扇,顺手把我那电水壶也修了。

没收钱,连材料费都没要。

我说请他喝瓶水,他摆摆手说不用。

“都是邻居,客气啥。”

过了半个月,我家厨房水龙头漏水,滴滴答答响了大半年。

我找了物业两次,都说忙,没来。

我在活动中心随口一提,陈德厚第二天就带着工具箱上门了。

半小时,修好了。

胶垫老化,他换了新的,缠了生料带,拧得严丝合缝。

我倒了杯茶给他。

他坐在沙发上,端着茶杯,打量了一下我的客厅。

“收拾得真干净。”他说。

“一个人住,不乱。”我笑了笑。

他点点头,没多问,喝完茶就走了。

从那以后,我们在活动中心碰面的次数多了起来。

起初是点头之交,后来能聊上几句。

再后来,每天下午活动中心的散场音乐一响,我们就结伴去菜市场。

他推着那辆旧自行车,我挎着布袋子,一路走一路聊。

从菜价聊到天气,从天气聊到各自过往。

他说他是机械厂的老技术员,干了一辈子钳工。

他说老伴是肺癌走的,受了两年罪。

他说儿子在国外,好几年没回来了,就偶尔打个电话。

他说一个人住在北边小区,房子小,但够住。

我问他:“北边哪个小区?”

他说:“老棉纺厂家属院,那楼旧,不好意思让你去。”

我点点头,没再追问。

三个月下来,我觉得这人靠谱。

干净,话不多,知冷知热。

我咳嗽两声,他会问是不是着凉了。

我提着重东西,他会自然地接过去。

我随口说想吃韭菜盒子,第二天他就拎着一袋热乎乎的送来。

这种被人惦记的感觉,我已经五年没有过了。

一个周末的傍晚,我们在公园长椅上坐着看夕阳。

他忽然握住了我的手。

他的手很粗糙,掌心有茧,但是暖的。

“秀兰,”他看着我,眼神诚恳,“咱们都不年轻了,剩下的日子,搭个伴吧。”

我没抽回手。

夕阳把他的侧脸镀了一层金边,那一刻,我觉得这人可信。

“行。”我说。

就这么简单,一个字,我们确定了关系。

03

确定关系两个月后,陈德厚提议十月自驾去西北。

“再不看看大漠,就走不动了。”他这样说,眼睛望着远方,语气里带着一丝感慨。

我心里一动。

西北,那是我年轻时做梦都想去的地方。

老周在世的时候总说等退休带我去,结果退休第二年他就走了。

“真的去?”我有点不敢相信。

“真的,路线我都查好了。”陈德厚从包里掏出一张手绘的地图,上面标注着西安、兰州、敦煌,还有沿途的服务区和加油站。

我拿着那张地图,手指微微发抖。

可冷静下来,我又犹豫了。

我这把年纪,高血压,腰也不好,长途受得了吗?

我把这事在视频里跟晓梅说了。

晓梅的脸色当时就变了。

“妈,你疯了吧?西北那么远,路况又复杂,万一出点事怎么办?”

“能出什么事,老陈开车很稳的。”

“开车稳也不行!您都六十七了,万一高原反应,万一摔着碰着,我在深圳赶都赶不回来!”

晓梅急得眼圈都红了。

我看着屏幕里女儿焦急的脸,心里软了一下。

可另一个声音在我脑子里响起来:周秀兰,你这辈子什么时候为自己活过?

纺织厂三班倒,你熬了。

老周生病,你伺候了。

晓梅结婚买房,你掏了半辈子积蓄。

现在连出门旅个游,都要听女儿摆布?

“我自己的钱,自己的路,自己说了算。”我听见自己这样说。

晓梅愣住了。

她大概没想到一向顺从的我,这次这么固执。

“妈……”

“别说了,我主意定了。”

我挂了视频,心里有点堵,但更多的是一种久违的痛快。

出发前的半个月,陈德厚忙前忙后,表现得极为周到。

他查路线,订酒店,买零食,连车载急救包都备齐了。

他还列了一张清单,上面写着我该带的药、衣服、保温杯。

“秀兰,你退休金一个月多少?”有一天他忽然问。

我愣了一下,还是如实说了:“四千二。”

“存款呢?大概有多少?”

我心里掠过一丝异样,但看着他认真的表情,又觉得他是关心我。

“不多,十几万,留着应急的。”

“那套房子,是两居室吧?在哪个位置?”

“纺织厂家属院,三楼,朝南。”

他点点头,在本子上记下来。

“你记这个干啥?”我问。

他抬起头,眼神温柔而郑重。

“万一出什么事,我得知道怎么帮你。”

“比如你要是在外地病了,我得知道你有多少钱,能住什么档次的医院。”

“比如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得知道你房子在哪,好通知晓梅。”

他说得合情合理,滴水不漏。

我感动得眼眶发热。

老周在世的时候,都没想得这么细。

“老陈,你想得真周到。”我说。

他笑了笑,握了握我的手。

“咱俩既然搭伴了,你的事就是我的事。”

我把退休金数额、存款情况、房子的位置,甚至我那张定期存折的密码,都告诉了他。

毫无保留。

那时候我觉得,这就是信任。

现在想起来,那就是傻。

04

十月一号,我们出发了。

陈德厚开的是一辆二手桑塔纳,黑色,车况一般,但收拾得干净。

他开车确实稳,不急不躁,变道打灯,遇到减速带提前松油门。

车载CD里放着我年轻时爱听的民歌。

《茉莉花》《康定情歌》《在那遥远的地方》。

我跟着轻轻哼,他时不时跟着和两句,跑调跑得厉害,逗得我直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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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天到西安,他抢着买单。

古城墙下的羊肉泡馍,一碗三十八,他掏出现金,数了三张十块,一张五块,三张一块,整整齐齐递给老板。

“你用手机支付多方便。”我说。

“不习惯,”他笑了笑,“老派人,还是摸得着钞票踏实。”

第二天在黄河边,风大,我穿得少,他脱下外套披在我肩上。

外套上有股淡淡的肥皂味,干净清爽。

“别冻着,”他说,“你这岁数,感冒可大可小。”

我心里一暖。

第三天进了戈壁公路,两边是一望无际的荒原。

他讲年轻时在厂里的事,说有一次操作失误,差点把手指头卷进机床里。

“后来呢?”我问。

“后来班长一巴掌把我扇醒了,捡回一条命。”

他讲得绘声绘色,我笑得前仰后合。

那三天,我真的觉得自己幸运。

甚至开始认真考虑再婚的事。

我想,等这趟旅行结束,我就跟晓梅说,我想和老陈领证。

可旅途中,也不是没有细微的异样。

只是那些异样像蚊子叮的包,痒一下,就被我挠过去了。

比如,陈德厚每次付款都用现金,从不用手机支付。

我以为是老年人不习惯,没多想。

比如,他从不去他家。

我说想去看看他住的地儿,他总说家里乱,等收拾好了再请我。

一拖再拖,我也没再提。

比如,他钱包里夹着一张年轻女人的照片。

说是亡妻,可照片边缘崭新,纸质挺括,不像放了两年。

我指着照片问:“这是嫂子?”

他点点头,眼神闪烁了一下。

“是啊,走之前最后一张。”

“看着挺年轻。”

“她显小,其实就比我小三岁。”

我哦了一声,把钱包还给他。

那一闪而过的疑虑,像一根刺,扎了我一下。

但很快,他给我买烤红薯,给我讲笑话,给我揉肩膀,那根刺就被盖住了。

我告诉自己,别疑神疑鬼,人老了,能遇上个知冷知热的,不容易。

可我不知道,有些温柔是蜜糖,有些温柔是砒霜。

它们裹着一样的糖衣。

那些异样其实一直都在,只是我选择性看不见。

现金支付的每一张钞票,都是他精心计算的道具。

那张崭新的照片,是他从照相馆里随便洗出来的道具。

他不去他家的每一次推脱,都是他怕露馅的借口。

而我,像个急于取暖的人,把这一切不合理,都解释为“老派”和“不好意思”。

现在想起来,我不是没有怀疑过。

我只是太想要那份温暖了。

太想要有人记得我不爱吃香菜。

太想要有人在我冷的时候递一件外套。

太想要有人在黄昏的时候,握着我的手说“搭个伴吧”。

这种渴望,让我自动屏蔽了所有危险的信号。

直到那个服务区的下午,现实才一巴掌把我扇醒。

05

长途驾驶的第四天下午,我们进入了甘肃境内。

窗外的景色越来越荒凉,戈壁滩上偶尔闪过几株枯黄的骆驼刺。

太阳西斜,光线变得昏黄,照得人眼睛发花。

远处的祁连山轮廓模糊,像一幅被水洇湿的水墨画。

“前面有个服务区,歇会儿吧。”陈德厚说。

我点点头,腰坐得发酸,确实需要活动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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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区不大,一栋两层小楼,外墙的白漆斑驳脱落,露出底下的水泥。

停车场上稀稀拉拉停着几辆大货车,柴油味混着风沙的气息,呛得人嗓子发痒。

一个穿红马甲的保洁员正在扫落叶,扫帚划过地面,发出沙沙的声响。

我把包挎在肩上,准备下车。

“等会儿,”陈德厚叫住我,“你包给我,我帮你拿着,顺便去外头抽根烟。”

他伸出手,表情自然,语气平常。

我没多想,把手机和钱包都放进包里,递给了他。

“去吧,我上个洗手间就出来。”

“嗯,不着急。”他接过包,笑了笑,那笑容和平时没什么两样。

我下了车,踩着水泥地面往服务区大楼走。

风卷着细沙,打在脸上,微微的疼。

我眯着眼,看见陈德厚往停车场背阴的角落走去,步伐不紧不慢。

洗手间的标识指向一楼拐角,我推开门进去。

里面比想象中干净,白瓷砖,日光灯,还有一股浓烈的消毒水味。

我进了隔间,解决完,出来洗手。

水龙头的水有点凉,我搓了搓手,抬头看镜子。

镜子里的女人六十七岁,头发花白,眼角的皱纹像干涸的河床。

我扯了扯嘴角,想笑一笑,笑得有点苦。

忽然,我想起墨镜忘在包里了。

那副墨镜是晓梅去年给我买的,茶色镜片,据说能防紫外线。

西北阳光毒,我这一路都戴着,刚才顺手塞包里了。

我想去拿。

但我没从正门出去。

正门对着停车场,风大,沙多,我想从侧门绕出去,那边有走廊,能挡挡风。

侧门在洗手间尽头,推开是一条狭长的走廊。

走廊的灯坏了两盏,光线昏暗,墙皮有些地方鼓了包,像长了癣。

地上有散落的烟头和废纸,角落里还堆着两个空纸箱。

我扶着墙慢慢走,想找那扇玻璃窗。

我想从窗户喊一声老陈,让他把包递给我,我拿完墨镜就出去。

走廊尽头果然有扇窗。

玻璃很脏,上面都是灰和手印,还有几道雨水冲刷的痕迹。

窗框的油漆剥落了,露出底下生锈的铁皮。

我凑近去看。

停车场在背阴处,光线不太好,几辆大货车挡住了半边视线。

我眯起眼睛,在阴影里搜寻陈德厚的身影。

然后,我看到了他。

他没有抽烟。

他站在停车场最背阴的角落里,背对着服务区大楼,佝偻着腰,正在做一个我完全想不到的举动。

看清楚后,我的脚步顿时钉在了原地,浑身的血液仿佛在一瞬间凉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