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岂是须眉有士骨

越剧《柳如是》剧目品评

明末清初名士与名妓的题材并不罕见，大多沿袭《桃花扇》的主题：以爱情悲欢离合，写南明亡国之痛。这个戏却不止这样，更主要的是写明末清初士夫文人精神降格，士心士气转移到一些身份卑下的底层人物身上，所呈现的是时代精神文化之沉沦与踔厉的精神错位和文化身份互换的真实写照。

明末名士与名妓的结合，东林党人与秦淮八艳，代表的不同社会阶层，是一个独特的社会文化现象。柳如是们在乱世中于这些名士身上找到她们苦苦寻找的改变社会身份获得文化认可的唯一机会。她们的集体上岸，只能看作是一个社会文化现象。她们意识到国破家亡，异族入主，只有文化是永远的。依附文化、依附文人才能获得精神长久的安身立命。东林党人都是为文化所化之人，都是道在我身之人。作为一个新的社会群体，她们深受蒙污受辱的奇耻大痛，更敏感更焦虑，更反抗更决绝。她们的刚烈甚至有些过激的戾气。钱谦益们则原谅或不在意自己的变化，“天生丽质难自弃”，他们是文化的王者，一时风吹草偃，过后还要他们来兴亡继绝。他们诿责于时代，集体躺平，放弃生命重量，享受时代颓靡的快感，把柳如是们的文化向往文化理想的失落和悲剧，看作女不更事和矫情，以为宠着爱着就能把她们摆平。她们和他们讲气节，他们跟她们讲情爱。各自有很多变化，却对对方一仍旧识，倾心倾情，互相奔赴，产生了文化的错位和误会，生命与情感的难解难分。

一个文化的至暗时刻不是异族入主，而是文化代表人物、代表阶层的集体变节。文化代表人物、文化精英群体的变节，绝非个人或一阶层人的事，而是会让整个社会价值产生混乱，使文化受到质疑，精神信仰崩塌，民族反抗意志被瓦解被中折，社会无法重新凝聚反抗力量，甚至可使民族的文化记忆、文化基因产生异化。文化的痛苦并不只在文化毁坏之痛，更铭心刻骨的或者是文化失望之痛。

人们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维护他们，给他们崇高的荣誉，尊他们为韦伯所说的克里玛斯，在国破家亡之际是重生、再造的神授本源，民族、社会的力量源泉，生命意义的集体寄托。他们却辜负了人们，背叛了人们，享了一世荣光，临难却放空自己，自我降格，逃避责任。文化代表人物的变节比战场上武将的变节影响和危害更大。吴三桂、洪承畴的叛变带来异族直接入侵入主，人们对之仇恨，同仇敌忾，而文化代表人物的变节却让人产生文化、精神的虚无和焦虑，身心无力，消解、涣散反抗的意志、意识。是故家国之痛之上，是文化之痛，家国之殇之上，是文化之殇。

所以戏中钱谦益垂死之际哀问：南京投降一事，你能原谅我吗？柳如是心如刀割，泪下如雨，怜悯的话再三要破口而出，最后还是含泪别首，一言未出。明知这是对所爱之人最残忍的临终一刀。可是举头三尺有神明，你对不起的是祖宗文化，就得受神罚。我不能代神赦免。这也是你得受的文化惩罚。你的克里玛斯是文化给予的，被收回的反噬之痛无从逃避，也不应该逃避。所谓虽远弗届，虽远必诛，这亦是文化的报复。我们能够、应当自我原谅吗？我们能够从夫妻之情、从人性为他们为自己找到互相原谅、自我原谅的借口吗？

柳如是们不是霍小玉、敫桂英、李亚仙、杜十娘那样只是为了爱情或为了改变个人命运，也不是鱼玄机们那样反抗、报复社会，也不是赛金花们的斡旋交际攀上舞台。她们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不失为一种社会时代文化良知溃败时期黑暗中的一线亮光，五百多年时光的淘洗，她们在历史长河里还能留下一抹异彩。

剧本读后令人感伤感动。戏写得有情有义，情理交融。爱情的深挚和家国大义在交织纠结中越缠越深，却又越辨越明。戏抓住两个人的相知相爱，写家国兴亡之痛、文化沉沦之殇，写得准确有度。柳如是对钱谦益又爱又怜又气又恨，尽管他是一世知音和挚爱，甚至可以同生死，却始终不能原谅他的变节带来的江南士气摧折、文脉撕裂。这也是剧本与人不同的识见。柳如是一生蹭蹬，命运多舛，但她的选择和坚持使之抖搂掉一身的灰暗和污尘，表现了明末清初士夫文人精神降格，士心士气转移到一些身份卑下的底层人物身上。

钱谦益历来多为人诟病，剧作者却因诗文成就而对其持论平和，批判同情兼有，亦是历史写实。剧本着重在他被柳如是的爱情与大义挟持激励，终于保住晚年的一点颜色，也为民族文化史留下了一个终归可以毁誉参半的一代文宗，从而肯定柳如是历史文化的另类贡献。

戏写得很洗炼，剧情紧凑，场场精彩，而故事又皆在历史记载的真实事件、环境中自然、合理展开，历史真实与艺术虚构相得益彰。人物性格鲜明，时代感、文人特点十分清晰，人物关系的戏剧性尖锐有趣，心理情感的刻画准确有力。剧本文字相当出色，曲词文采斐然，古诗文功夫笔力老辣圆熟，修养深厚，因而钱、柳的诗才表现尤其充分、自然，原诗的应用几无痕迹、无缝衔接，实属不易。

王评章（福建省艺术研究院原院长，研究员）

本文刊发于166期《剧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