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事发生在一九四〇年五、六月间。当时张志柏是黄岩城关中心支部组织委员，兼作县委的交通联络员。
此事被张志柏的弟弟张光耀（警士）获悉，回家告知张志柏。张志柏立即报告了黄岩县委书记丁学渊（丁炎）。
于是，丁学渊急忙与县政工队干事、党支部书记林卓（林建勋）等，共同商议营救措施。
黄岩新任县长徐用，是个尚有民族观念、抗日之心的官僚。林卓因与徐用之子比较要好，他便通过徐子从中斡旋，徐用表示可将林尧交保释放听传。
于是，林尧父亲林芹圃便挽林尧的同学好友、第七（台州）行政督察专员公署观察员、进步人士周汉伟等作保，徐用以”抗日言论过激，涉嫌异党宣传”的案情，于当月下旬将林释放。
林尧获释后，县委安排他住宿在外东浦林国志家，第二天张志柏送他离开黄岩县境，然后林自己到温岭大溪去了。
林尧被保释出来，刘清扬仍被关在警察局拘留所里。此时，他化名王一德，警察虽当场在他身上搜出了报告书、计划书、决议案及日记本等，但他只承认是中共一般党员，没有暴露真实身份，故对刘的监禁尚不甚严。
根据这一情况，黄岩县委决定越狱营救。具体办法是：通过隐蔽在警察局的地下党员蔡继鳌（），在夜间打开拘留所的大门，让刘换上礼帽、长衫，大摇大摆地走出门来；由城关中心支部书记石昌霖和张志柏二人，在拘留所的墙外接应，如果警察发现追捕，张志柏一人掩护刘逃走，石昌霖则向相反的路上奔跑，以转移警察的观线。
但是，张志柏两人一直等到天亮，也未见动静。至午饭前，蔡对张志柏说，因牢门钥匙未弄到手，故未行动（其实不用钥匙，用根铁丝也可把锁捅开）。结果，越狱营救的计划落空。
与张志柏对此的回忆不同，丁学渊在1982年10月1日回忆，是刘清扬自己认为这样危险，不愿冒然越狱。
一计没有实现，黄岩县委深恐夜长梦多。他们估计黄岩当局如不将刘释放，必将解往专署或省。于是又设想了一旦将刘上解，便在途中武装劫夺的计划。
一天，丁学渊写一封信，派张志柏送到临海一家鞋店，交给临海县委宣传部长徐一飞（郑伯永），恰逢特委委员、武装部长丁学精亦在场。
丁、徐二人见到信后，非常关切特委书记安危。丁学精当夜便爬山越岭，步行到黄岩城里（因公路已被破坏，水路船埠有岗哨检查），累得满身大汗，饥肠辘辘，吃了几口冷饭（有防空法，夜禁烟火），便立即与丁学渊研究劫夺方案。
为使劫夺行动慎重稳妥，丁学精又赴天台向特委组织部长张贵卿作了汇报。张为此事亦专程来黄，由张志柏引张与丁学渊会商（此时黄岩县委机关，已由天长街丁家桥朱家，转移到尚司巷王家），尔后张志柏又把他护送到温岭大溪，在赵任家与林尧相见。
六月上旬的一天，林卓探悉，刘清扬即日将由水路起解临海。丁学渊命张志柏到“金汇源”号（黄岩到临海的机动航船）船上侦察。他装作漫不经心的样子走上船去，看见刘戴着手铐坐在舱内，两个腰系手枪的警察站在一边。
守候在电话机旁的林卓得到张志柏的侦察报告，立即打电话给隐蔽在台州法院（浙江省高等法院第四分院）的地下党员刘熙春，告诉他说：“我们有两箱货，已交‘金汇源’运往你处，请到时检收。”
刘熙春立即将这一暗语，转告给临海党组织。刘清扬离开黄岩以后，营救工作就由丁学精和郑伯永等负责了。
刘清扬在临海关押几天后，于一九四〇年六月八日，由两个徒手警察押送，从临海经天台转解永康方岩（国民党浙江省政府所在地），郑伯永以牛贩子的身份在临海境内跟踪，丁学精布置的武装力量准备在天台境内行动。
然后孙高录召集了孙高清、陈祖义、孙高暖和百步党员梁老五（此时手枪由梁携带）共同前往。
当他们五人前后到达百步岭头，正好见到两名警察和刘在岭头吃粥，他们便到临海与天台交界的上陈横地方等候。
当警察走到近前，梁老五突然朝天打了一枪，其余人大声喊道：“把我们银行老板抢回去！”两个警察一见这种情形，立即跪在地上请求饶命。孙高录等救出刘清扬后走了一丈多远，发现刘还戴着手铐，梁老五叫警察过来把手铐打开，命令他俩向临海方向走去。
当天，刘清扬被护送到山里塘湾一党员家，第二天又由别人将刘送往天台欢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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