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栏语
“没有教室、没有课本、没有文具……在几十万敌人的围追堵截下，在敌机不断轰炸的间隙，中国工农红军通信学校依旧坚持办学。”周恩来总理曾感慨，“长征路上办学校，这是一件新鲜事”。
从“半部电台”起家的中央军委无线电学校，到跟随党中央踏上漫漫征途的“红星第三大队”，师生们在战火中边行军、边作战、边办学。背包上的小黑板、竹管套着的铅笔头、弹片上刻下的电码——这些细节不仅记录着一所学校的坚韧，更承载着中国高校最长的红色根脉。而那些在长征途中坚持办学的师生，都有名有姓，真实存在，他们的事迹可歌可泣，值得千古颂扬。
西电官微将连续刊载《长征路上办学》一书内容，与师生校友一同回望那段“边走边学”的峥嵘岁月，从先辈足迹中汲取前行的力量。
第四章 到达延安
第一节毛主席赠电台
一匹快马，两座山峰，三个钟头，67.5千米路程——红十五军团军团长徐海东第一次去见毛泽东、彭德怀时，就是这样一口气跑完的。
1935年11月5日，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到达甘泉县的象鼻子湾。11月7日，毛泽东、彭德怀前往道佐铺的红十五军团军团部，打算会见红十五军团的领导人。
当时，红十五军团军团长徐海东正在前线，得知这一消息后，他便快马加鞭往回赶，去见日思夜盼的毛主席。
徐海东在《会师陕北》一文中如是记述：
已经是初冬了，赶到司令部时，我已是满身大汗。刚洗了一把脸，毛主席和彭德怀司令员就来了。一块儿来的共四个人，都穿着朴素的灰棉衣，哪一位是毛主席？不认识。子华同志是中央来的，他介绍后，毛主席向我伸出手来，亲切地说：“是海东同志吧，你们辛苦了。”
我用双手把毛主席的手握住，久久地望着他那可亲的面孔，不知说什么好。盼望了好久，总算见着了。
毛主席问了部队的情况，也问了同志们吃的和穿的。我们回答之后，毛主席拿出一份三十万分之一的旧地图，问我们：“陕北的三次反‘围剿’怎么样了？”
我们把敌人的情况扼要地作了报告。毛主席看着地图，又问：“你们准备下一步怎么打？”
我们报告后，主席折起地图，亲切地说：“好吧，先按你们的部署，把张村驿打下来，咱们再共同考虑下一步的行动。”
我们跟主席一块吃完了饭，我临动身回前线的时候，主席对我说：“给你一部电台带着。”
这几年，我们的交通联络都是原始工具，哪里用过电台，我对主席说：“我不会用它。”
“不要你自己动手，”主席笑着说，“需要联络，你向电台工作同志说，他们会使用它。”
关于北上的陕甘支队与红十五军团会师的这段历史，大多数人熟知的是接下来的这个故事。
徐海东了解到中央和红一军团经济困难，便立即让红十五军团供给部从7000元积蓄中取出5000元送给中央。同时，各连队抽出部分枪支、弹药，供给部、卫生部抽出部分衣物、布匹、医药等用品，送给了红一军团。
然而，很少有人记得毛泽东、彭德怀送给徐海东的这份见面礼——一部珍贵的电台。
这部电台对于刚刚到达陕北的陕甘支队，以及新组建的红十五军团来说，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935年9月10日凌晨，毛泽东、周恩来等率领红三军北上，不久与红一军、军委纵队会合，随后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
单独北上的陕甘支队有7000余人，下编三个纵队。支队司令部成立第三科，原军委三局局长王诤任科长。
为增强支队的通信保障力量，三科利用包座战斗中缴获的一部电台，新组建了一支无线电分队，分队长为陈士吾，政治委员为通信学校政委曾三。
与红十五军团会师时，毛泽东、周恩来带领的陕甘支队在无线电通信设备和技术人员方面并不富余，能够工作的电台也只有五部。
而对于新组建的红十五军团，尤其是徐海东带领的红二十五军来说，无线电台这样的通信设备屈指可数，这份见面礼简直是雪中送炭。
在经历过长征的四支红军部队中，红二十五军是唯一一支未使用过无线电通信设备的队伍。在《红军长征史》中，关于红二十五军如何获取消息，有这样的记载：
威逼西安，红二十五军得到了意外的收获，在长安县引驾回捉住一个敌区长，在区公所里徐海东等人看到一张《大公报》，报上载有一条消息：“共军一、四方面军在川西会师后，继续向北逃窜，先头部队到达松潘……”
这一重要收获，对于红二十五军来说是十分难得的。因为红二十五军自从撤离鄂豫皖根据地之后，由于没有电台联络，即与党中央失去联系。中央红军到底到了哪里，无法知道，完全处于一种“与世隔绝”的状态。这一信息的获得，虽然是来自敌方，但为红二十五军提供了红一、红四方面军的大致行动方向。
恰在这时，红二十五军得到了更可靠的消息。那是红军威逼西安的第三天，即1935年7月15日，原鄂豫皖省委的老交通员石健民，冒着生命危险，通过敌人的重重关卡，不失时机地找到红二十五军军部驻地子午镇。他为红二十五军送来中共中央数月前发出的几份文件和党中央的指示，带来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已在川西会师，并继续北上的确切消息。
（1935年8月29日）红二十五军此时除少数部队在灵台附近虚张声势之外，主力则在灵台与崇信之间的上良镇、梁原镇、赤城镇等地积极活动。部队所到之地，徐海东每天都派手枪团到处搜集报纸，访问客商，从中打探有关红一、红四方面军北上的消息。由于当时条件所限，又没有电台联络，关于红一、红四方面军的行动消息一无所获。
难以想象吧？由于没有无线电设备，红二十五军只能从过期报纸或交通员口中，甚至是过往客商的口中了解其他红军部队的动向，信息获取十分被动，而且信息都是过时的。
实际上，在与陕甘支队会师前，红十五军团只有三部未正式通报的无线电台。其中一部是1935年5月底红二十七军攻打延长时缴获的延长油矿的15瓦电台；另一部是1935年夏红二十五军在陕南一次战斗中缴获的；还有一部是1935年10月1日红二十五军与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合编的红十五军团在劳山战役中缴获的50瓦电台。但因为没有通报密码，加之陕北红军和红二十五军还不习惯使用电台，所以这三部电台并没有正式通报。
此时，陕甘支队和整个陕北红军的全部电台，加在一起共有八部。八部电台，三十余名报务员、机务人员，这既是中央红军刚到陕北时的全部无线电技术人员和设备家底，也是即将成立的西北军委通信学校（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前身）的办学根基。
实际上，在西北军委通信学校成立前，陕北红军和红二十五军已经分别有一个无线电训练班，这两个训练班都是这所新成立的通信学校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二节两个无线电训练班
谈及陕甘支队到来前的陕北无线电训练班，就不得不提到两个人，一个是吴泽光，另一个是钱钧。
吴泽光，曾用名吴用，1910年出生，广东省潮阳县（今汕头市潮阳区）人。少年时代的吴泽光酷爱读书，忙完农活后，常常拿起书本，有“书迷”之称。1927年春，在汕头中学读书的吴泽光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彼时，团组织已成立五年，组织名称早在1925年就由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改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27年4月12日，“四一二”政变后，吴泽光与组织失去联系。
两年后，十九岁的吴泽光考入上海无线电学校，毕业后曾在国民党第二十五路军电台工作，因看不惯军中腐败，请假离开，到了商船厂电台工作。1932年，吴泽光又考取了国民党政府交通部无线电报务员，先后在安徽芜湖、浙江定海电台工作。1934年，吴泽光调任陕西延长油矿，任电报局局长兼电台台长。
1935年5月底，红二十七军攻打延长，从延长油矿缴获一部15瓦电台，这部电台的台长就是吴泽光。就这样，吴泽光又回到了组织的怀抱，光荣地加入了红军，并给陕北红军带来了第一部电台。他开始利用电台抄收新闻。
1935年7月初，经吴泽光提议，刘志丹批准，陕北红军在延川县永坪镇关帝庙内，举办了陕北红军第一期无线电训练班。训练班主要由吴泽光和原延长石油矿电报局的技术人员任教，学员仅张振文、李洁逵、王景锐（王精锐）和景生智四人。
此时，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尚在长征途中，还未会师，红军通信学校也未恢复办学。
钱钧是1930年后从中央派往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
在鄂豫皖根据地，钱钧担任航空局政委，是一名技术干部。钱钧之所以被派往鄂豫皖担任航空局政委，是因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缴获了一架军用飞机（“列宁号”），而钱钧曾在苏联学习过航空技术，并且懂一些无线电报务知识，还会使用汽油发电机。
关于钱钧是什么时候前往苏联学习航空技术的，至今仍是一个未解之谜。从1931年4月钱钧被任命为航空局政委的时间推算，最有可能的情况是：他于1925年赴苏联学习飞行，1929年1月或1930年前后回国，并到达上海。
1932年7月，国民党调集40万兵力，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进行第四次“围剿”。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缴获的这架“列宁号”飞机几经转移，终因环境恶劣，不得不被拆解，机身、机翼、起落架被分别埋在大别山的不同地方。
1933年，航空局局长龙文光在武汉被杀害。飞机没有了，局长被杀害了，航空局的使命宣告结束。钱钧则被留在鄂豫皖，在红二十五军司令部工作，之后参加了长征。
1934年以前，红二十五军没有电台。1934年9月，红二十五军攻打安徽太湖县。太湖县政府一部电台被红军缴获，但战士不认识电台，且电台很笨重，便将其砸掉了。
1935年夏，红二十五军在陕南消灭西北军唐嗣桐旅，在袁家沟口又缴获了一部电台。敌台长、报务员都跑掉了，只俘虏了一名电台特务长（即司务长）。此人会报务，只因手法不好，才当了司务长。
从这个时候开始，红二十五军举办了首期无线电训练班，队长就是钱钧，由这名被俘的特务长教报务知识。曾经的训练班学员顾光泽在回忆录中写道：
缴获电台的当天晚上，就从部队调人来学习。我在小学和私塾各学过一年，有一点文化，就被指名来学习，先后共调来10人。训练班成立后由钱钧任队长，他是从苏联回来的，对电台多少懂得一些。10个学员都是通信排（班）的通信员或警卫员，教员就是那个被俘的司务长，叫方建华。他原来在西安一个交通学校学过报务，因发报练坏了手法，当了司务长。
当时没有训练器材，我们10个人大多不识字，姓方的看我们不识字，好像没有信心。我们说红军不识字也可以学会无线电，于是他就教起来。先学10个字码，他用口念，我们抄。
我们10个人当时有两个任务，一个是学习，一个是保护电台，所以我们每人配备一支驳壳枪。当部队到达甘肃两当县时，搞了一个继电器（即蜂鸣器），方教员用蜂鸣器发报，我们抄收，天天白天行军，晚上住下就开始练习。
1935年9月，红二十五军、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红十五军团成立后，吴泽光和钱钧分别负责的两个无线电训练班合并了，钱钧便离开了。顾光泽回忆：“1935年9月，红二十五军与陕北红军会合，钱钧把我们10个人留在陕北训练班就走了。”
随后，这个合并后的红十五军团无线电训练班搬到了瓦窑堡水沟坪继续办学，负责人为吴泽光。1935年10月19日，党中央率领陕甘支队到达陕甘根据地赤安县（原保安县，今志丹县）第六区苏维埃政府所在地吴起镇，红一方面军胜利结束长征。
此时，跟随陕甘支队历经千辛万苦到达陕甘根据地的，还有红军通信学校的一部分人员，他们是由政委曾三带领的10余位师生。
1935年11月5日，红军陕甘支队和红十五军团在象鼻子湾胜利会师。
12月底，跟随陕甘支队到达陕北的红军通信学校，与红十五军团无线电训练班再次合并，成立了西北军委通信学校。校长吴泽光，政治委员曾三，教员有申光、计家桂、贾鹤龄、李益民、佟路生等。
新成立的西北军委通信学校根据三个无线电训练班的学习进度，确定原吴泽光负责的陕北红军无线电训练班四名学员为第一期，原钱钧负责的红二十五军无线电训练班十余名学员为第二期，原红军通信学校的10余名学员为第三期，同时将新招来的刘克东、薛希仁、马鹤鸣分到第二期。
西北军委通信学校成立后，还举办了特别班，主要是为部分学员补上在长征中缺失的课程，学员包括黄经略、黄启先、袁以辉、俞铎。
与此同时，另一部分跟随左路军的红军通信学校师生，也已经与红四方面军无线电训练班合并，成立红军总司令部通信学校，继续坚持在长征路上办学。
西北军委通信学校第一期（含陕北红军无线电训练班）（1935.7—1936.2）
学员7名：景生智、张振文、王精锐（王景锐）、李洁远(李洁逵)、顾光泽、刘克东、徐思铎。（后三人为第二期学员,随第一期毕业）
西北军委通信学校第二期（含红二十五军无线电训练班）（1935.9—1936.3）
学员10余名：薛希仁、马鹤鸣、肖永昌、宋永华、彭绍坤、张福迁、杨发科(杨杰)、潘河宴、廖少泉(廖辉)、陈生贵等
西北军委通信学校第三期（含红军通信学校部分学员）（1935.11—1936.3）
学员25名：肖贤法、刘长生、王兴、胡平山、温凤山、俞占鳌、姚士禄、吴豫彬、温储金、罗要青(罗江)、梁茂成、孙道会、邱世淮、吴德山、郭城、赖观水、陈生贵、陈云东、张崇仁、杜合聪、郑经玉、周治芳、泮海宴(随本期毕业)、尤可功、袁光
西北军委通信学校特别班
学员4名：黄经略、黄启先、袁以辉、俞铎
以上名单摘自2006年总参谋部通信部编印的内部资料《红色摇篮——中国工农红军通信学校历史回顾》，系根据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提供的资料并参考其他资料整理而成，与本书第99页梁茂成回忆文章中提到的名单存在差异。
第三节李洁逵听南京广播
陕北红军第一期无线电训练班，也就是后来的西北军委通信学校第一期，最开始只有4名学员，他们分别是景生智、张振文、王精锐和李洁逵。
在举办这一期无线电训练班之前，陕北红军并没有电台，也没有懂无线电技术的人员。
1935年7月初，陕北红军办起了无线电训练班，这个班如星星之火，让“嘀嘀嘀”的声响在陕北红军中传播开来。
老师怎么教？学生怎么学？关于这个训练班最开始是如何办学的，陕北红军第一期无线电训练班学员李洁逵在《陕北红军无线电通信》一文中这样回忆：
（1935年）7月开始选调人员，条件是：忠实可靠，具有一定文化程度，身体健康，能吃苦耐劳，热爱无线电工作。报到早的是景生智、张振文、王精锐，我到8月中旬才报到。我们4个人来自不同地区、不同岗位，景生智和张振文同志年仅12周岁，系做儿童团工作的，王精锐同志是司号员，我是做青年团工作的。
我们的老师吴泽光同志，是广东人，普通话说得很好，特别是陕北土语说得还很有韵味，我们称他为广东的陕北话。他抄收中、英文电码都可直接译为汉文，不仅熟悉明码，英语笔译能力也很强。
我们每天念写中、英文电码符号，开始时觉得新奇，时间一久，就感到枯燥无味。吴泽光同志给我们讲无线电通信的快速性和对革命事业的重要性，提高我们的认识。当我们不相信无线电信号会传播得那样快，能每秒钟绕地球七圈半时，他就用国民党电台的广播来说明。当我们坐在永坪听到南京播放的戏剧、音乐时，便立即引起了学习的兴趣。
我们所学的内容有：中、英文电码符号，通报格式，英语单词，“Q”“Z”简语和标点符号在电信中的应用等，这些都是围绕着报务工作来训练的，要求是国际通用的。其中最难掌握的是26个英文符号，吴泽光同志费尽心思，按电码顺序给我们组合排列，以便于记忆，如把“AUV”“NDB”“TMO”等各分编在一起。这样，我们口念符号，手写字母，很快就掌握了。
我们学习收发报的唯一教具，就是一只蜂鸣器，仅在吴泽光同志给我们上课时才用，我们练习发报只能在空键上练习。蜂鸣器发生故障时，只能听电键声来判别点划，这一点使我在收报和练习手法上都受益不少。
从这段回忆文字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4名学员分别来自儿童团、司号队和青年团，他们年龄都很小，做儿童团工作的两个人才12岁，李洁逵稍大一些。
李洁逵的年纪有多大？其实也不算大。
1917年，李洁逵出生于坑镇郭家沟村，这个地方如今属于陕西省榆林市佳县。1932年6月，李洁逵加入了共青团。1935年，李洁逵参加了红军，不久之后被选调到无线电训练班学习。
在陕北红军第一期无线电训练班，经过四个多月的突击训练，原本完全不懂电台技术的李洁逵，已经“每分钟可抄英文130个电码，中文120个电码，发报达到80个电码”。
大约在1936年2月，西北军委通信学校迎来了第一批毕业生，第二期学习较好的顾光泽、徐思铎与第一期学员同时毕业。
第一期的李洁逵、张振文和第二期的顾光泽、徐思铎四个人，分配到了红军前线指挥部，跟随毛泽东主席开始东征；第一期的景生智、王精锐二人，则留在军委直属台工作。
第四节刘克东学无线电
在西北军委通信学校最初三期的学员中，还有一位学员的经历充满传奇色彩，而且多年以后，他还担任了西电前身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电信工程学院的副院长。
陕西延川，地处黄土最广、最厚的陕北高原腹地，那里有一座小得不能再小的村庄—黑流水沟村。1918年12月，一个婴儿出生在这儿，他就是后来的刘克东。
刘克东出身贫苦人家，是家中的第十一个孩子。但由于疾病和饥饿，老天已经夺走了家里的九条小生命，到刘克东出生时，他上面只有一个哥哥。
按照当地风俗，父母给他起了一个小名，叫圈锁，意为用驴圈就把他锁住了。
刘克东10岁时，父亲把他送到永坪镇基督教小学接受启蒙教育，因为教会学校不收费。
1929年，刘克东11岁时，阴阳先生说他福大命大，长大了能当官，将来准是个治事的人。于是，考虑到哥哥叫刘满海，父母就给他起名为刘满治（后改名刘克东）。
刘克东13岁时，父亲又把他送到了另一所教会学校—蟠龙窑坪天主教学校。就是在这里，刘克东成了一名虔诚的天主教徒，圣名圣伯多禄。
两年后，刘克东回到了家乡黑流水沟村，先后当过粉条坊学徒、西药铺伙计、杂货铺店员。
1934年春，刘克东在家乡参加了革命，在延川县苏维埃政府当文书。1935年9月，他被选入陕北红军无线电训练班学习，此时他已是一名共青团员。
刘克东先是进入吴泽光负责的陕北红军无线电训练班学习，西北军委通信学校成立后，他又被编到了西北军委通信学校，与来自红一方面军通信学校的学员们一起学习。
关于这段学习经历，刘克东在《从西北军委无线电训练班到中央军委三局通校》一文中写道：
每天由吴泽光用蜂鸣器发出英文电码，教我们学抄报，另外教英文单词。不久由永坪镇移至距镇子5里（2.5千米）远的李家沟（张友参的家），瓦窑堡解放后随同省委机关及西北军委迁至瓦窑堡。
我们住在城外10里（5千米）路左右的水沟坪，可能是个地主老财家的院子，有15孔砖窑洞，排列整齐，外观漂亮。我们学员穿的都是从家里出来时的老百姓衣服，大家合盖着吴泽光的一床里面全白的棉被和一块红色棉线毯，同吴滚在一个炕上，真是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娱乐。
每天除按计划学习外，大家蹦蹦跳跳，说说笑笑，打打闹闹，精神非常愉快。接着又打下了榆林桥连同劳山，先后又俘获了4名东北军的无线电报务员，送到我们这里当教员。
组织上对技术人员是十分优待的，天渐冷了，给他们每人量身缝了蓝色斜纹布棉制服，后来还给每人发了一件布大衣。
由于吴泽光本身的忘我精神，新教员很快和学员们打成一片，消除了一切顾虑，心情比较愉快，根据各人的特长，分别担负起发报、英语、机务等不同的教学任务。
这些人员刚脱离开国民党东北军到革命队伍，听了领导的教育后，很快懂得了一些革命道理，感到了革命队伍里的温暖，认识到这项工作的意义，是乐观的，高兴了还一块儿拉胡琴、唱京戏。但比起他们原来那种吃洋面、穿军官服的优厚生活，这里要艰苦得多。
在这里吃小米、住窑洞，特别是冬天缺油少盐，清水煮山药蛋，甚至有时菜也没有保证。在短时间内显然过不习惯，再加上同家属断绝了音讯，又有亡国亡家之苦压在身上，就产生了一些思想问题，他们有时互相偷偷私语，有时偷偷哭鼻子。
我们学员经常采用适当方法安慰他们，利用一切空隙做思想工作，与他们一起参加文化娱乐活动，以分散和转移他们的苦恼，促使他们减轻精神负担，提高克服困难的勇气，一心一意地把教学工作做好。
1935年12月，中共中央进驻陕北瓦窑堡。陕北红军、红二十五军和中央红军的三个无线电训练班合并成立了西北军委通信学校，吴泽光为校长，曾三为政委。
在上述文章中，刘克东也记述了他后来在西北军委通信学校学习的情况：
当时训练计划是总时长6个月，学习内容除政治课外，业务课主要是收、发、通（通报）、英文，要求学好在通报中所必需的单词和用语，再就是学点简单的电学常识、三灯收报机和“哈特莱”发报机的使用。
大家对电学原理这门课最伤脑筋，因为当时没有实物教材作教具。在黑板上画的零件结构及路线图，完全是纸上谈兵，加之大家文化程度很低，听起来像洋鬼子看戏一样，干瞪眼。但总的来说，学好收、发、通后，经过短时间见习，基本上都能担负起实际的无线电通信联络任务，就算合格毕业生。
整个学习过程可算得上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全天学习时间很紧，晚饭后有一个小时的游戏时间，玩什么骑瞎子抓瘸子等。
学校在这个冬天里是最艰苦的，长征来的同志很多穿不上棉衣，有的裹着毡片外套，有的披着黑毛蛮子布披肩，连曾三政委都穿着少数民族妇女的一件大襟齐膝破皮袄，我们几个北方同学穿着没有面子的山羊半截皮袄。
陕北的寒冬零下二三十度，有的连袜子都没有，我也穿着一双底子快掉下来的鞋，教室就在窑洞，用大石块垒成石台子，坐着石凳子上课，根本不生火。大家冻得脸发黄、嘴发紫，脚上冻起一层黑硬皮，疼得发麻，稍稍休息就在地上直跺脚，砰砰啪啪乱响。
学习用品更是困难，没有纸，到各商店搜集些用过的旧账簿，正面印着格子，都由记账先生用毛笔写过了，发给学员每人一本，有时几人才分一本，拆开后把背面翻过来，还看见毛笔印迹。
平时就用这种纸上抄报课，考试时每人才发一张巴掌大小、印有颜色的100字格子纸。铅笔也很紧张，大家把只剩半寸长的短头铅笔留起来，绑在像筷子一样的小木杆上再用，直到用线也绑不住了才算完。
这个冬天住过三个地方，由水沟坪迁到城中心区一个侧巷内的四孔窑洞，第二次又迁到离城比水沟坪更远的一个农村，不久第三次又搬到九沟台。
在这个地方住的时间最长。不论住哪里，冬天气候都一样冷，生活一样苦，主要是吃小米，一两个月内有时能吃一次蒸馍，吃菜是谈不上的，经常用盐炒黑豆或盐水下饭。
到九沟台后稍好点，有时吃点肉，每月底由经济委员会结算伙食，有时每人还能分得几分或一毛几的伙食尾子，大家都节约着买点铅笔芯用。
为了活跃业余文化生活和政治气氛，在党支部领导下，设有列宁室（俱乐部），经常组织有意义的活动，定期出墙报、开晚会、下象棋等，全校过着极其愉快、活泼、政治气氛很浓的学习生活，共青团员不准吃辣椒、抽烟、喝酒。
每星期六帮助红军家属劳动，不论是否党团员都参加。大家集合起来，拿着劳动工具，一起唱着一首歌：“共产青年团，发起礼拜六帮助红军家属来耕田，看那前方的炮火响连天，敌人挣扎想把狗命延，一锄一犁都为革命胜利，快来工作莫要落人后！”
唱完歌，按预先联系好的分配计划，分组到各红军家属驻地去，有的下地劳动，有的砍柴、担水或扫院。有的红军家属将这种情况写信给部队的儿子，让儿子安心在前方工作，不要想家，一切都可放心。前方战士对我们帮助、关心家属很感激，经常给家中回信转告学校，表示向我们学习，坚决在前方英勇杀敌，为人民立功。
我们五个人只用了4个月的时间学完了6个月的全部课程，提前毕了业。王诤局长把我和李洁逵、王精锐、张振文、景生智算第一期，这是本校第一批毕业学员。
在西北军委通信学校学习期间，刘克东还经历了一件大事。
毕业前的一个月，也就是1936年1月，在曾三、刘长生两位同志的介绍下，当时还叫刘满治的刘克东光荣地加入了党组织。
从西北军委通信学校毕业后，刘克东留在通信学校，担任专职党支部书记兼政治教员。
不久之后，他在军委三局王诤局长以及通信学校吴泽光校长、曾三政委的提议下，正式把名字从刘满治改为刘克东，原因是三位领导觉得“满治”二字和当时伪满洲国治理字面上相关，有承认伪满洲国治理之嫌。
从圈锁到圣伯多禄，从刘满治到刘克东，从一名天主教徒到一名共产党人，从一个杂货铺小伙计到一位无线电技术干部，刘克东的人生让人无限感慨。
1936年10月，刘克东在杨虎城部从事地下工作任通信排排长时留影
第五节梁茂成变模范学员
“中央红军的这部分同志，由于长途跋涉，历尽艰辛，到达陕北后又水土不服，得疟疾和贫血的同志很多，其中有位梁茂成同志，走路都很困难，骨瘦如柴，我们大家都很关心爱护他。”
这段话出自李洁逵，前文已介绍过，他是西北军委通信学校第一期学员。而他提到的这位梁茂成同志，又是谁呢？
梁茂成，1919年4月出生于福建省长汀县。
1931年冬，12岁的梁茂成参加了革命，任长汀县大埔区师福乡儿童团大队长。1932年夏，梁茂成加入了共青团，后调任区儿童局书记。1934年8月，梁茂成参加红军，编入福建军区第七补充团新兵营，训练半个月后，编入红三军团第四师当战士。
1934年10月，梁茂成参加长征；当年12月，在贵州转为中共党员；1935年10月，跟随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到达陕北。
刚刚到达陕北吴起镇的时候，军委就决定从各部队选调一批青年战士学习无线电报务，目的是适应“长征一完结，新局面就开始”的革命斗争形势的需要。
时年16岁的共产党员、红军战士梁茂成，就是军委选调出来送去学习无线电技术的一员。梁茂成先被编入西北军委通信学校第三期学习，后因身体原因无法完成学业，一直到身体好转以后，才被编入第四期继续学习。
在《在战斗中成长—回忆陕北通校和电台的发展》一文中，梁茂成回忆：
我们来到学校时，正好是第三期开学的时候，因此，我们红一方面军调来的人员也编入第三期。计有刘长生、肖贤法、王兴、胡平山、温凤山、俞占鳌、邱世淮、孙道会、吴德山、姚士禄、赖观水、吴豫彬、温储金、罗木清、梁茂成等。
二、三期学员大都经过长征的艰苦跋涉，身体很虚弱，故因病留级的人很多，毕业时间参差不齐。在这里要特别提到温储金同志，长征中他是红三军团十团的宣传员，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年轻的党员，学业未成，却住院病逝，值此我们对他表示深切的怀念。
第二期毕业的除肖永昌、彭绍坤、徐思铎、张福庭、宋润华、潘合晏外，尚有三期成绩优异、提前毕业的温凤山、罗木清。第三期毕业的有刘克东、薛希仁、马鹤鸣、邱世淮、孙道会、吴豫彬。
留级的学员多数到第四期。这一期毕业的有刘长生、肖贤法、王兴、吴德山、姚士禄、陈生贵、梁茂成和陈云东（陈系长征到瓦窑堡后从机关调来的）。其余则留到第五期、第六期才毕业，例如，杨杰（杨发科）、廖肇全、胡平山等同志。
随着形势发展的需要，从第五期开始和三大主力红军会合后，每期的学员人数逐渐增加。特别是1937年实现国内和平以后，全国广大青年涌向革命圣地延安，使通信学校也得到更大规模的发展，从十一期起，学生的来源主要是在抗大、陕北公学和职工学校学习过的青年知识分子和青年工人。这种变化，使我军通信教育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从1935年10月建立陕北通信学校起，吴泽光同志一直任学校校长，直到1944年去中央党校学习时为止。政治委员仍由原江西红军通校的曾三同志担任，他于1937年初调到西安电台工作。后来当过学校政治委员的还有魏宏亮、张振球等同志。
在通校初建时期先后担任过报务教员的有申光、李益民、常如松、计家桂、贾鹤龄、佟路生、黄庆元等，政治教员杨又卿、王诤、陈士吾同志也兼过课。
我们这期学员，年纪都在十七八岁，习惯上称呼“红小鬼”，学习无线电报务，因文化程度低，学得很吃力。
我记得第一课就是王诤同志教我们学习英文字母A、B、C、D……除个别当过卫生员的同学学过，其他同志都不会，念单音还可以，念双音就不行了，有的同志甚至连阿拉伯数字1、2、3、4……都不会写。而且时间紧迫，每期学习时间只有4个月。
我们第4期于1936年3月开学，同年6月毕业。学习内容每期基本相同，技术课主要是学习收报、发报、通报、英文（包括通报简语），还学点儿电工常识。政治课主要学习时事、政策、党的建设、政治工作，还学点儿社会发展史之类的简单知识。每天有七八节正课，晚上还要复习一两个小时，学习安排得很紧，学习中困难很多，物质条件也很差。
但是，革命事业心和责任感的鞭策，领导的热情鼓励和老师们的辛勤教导，使我们坚定了学习的信心，同学间团结互助，人人刻苦学习。因而，在争当模范学员运动中，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同学成为模范学员。
1936年6月，梁茂成正式从西北军委通信学校第四期毕业。到1936年10月三大主力会师的时候，西北军委通信学校正在举办第六期，已陆续培养了近百名无线电技术人员。
1936年11月，红二、红四方面军长征到达陕北。
此后，军委三局对三个方面军的电台进行了整顿。在开展整顿的同时，从技术人员培训和电台器材筹措两个方面入手，组织开展了无线电通信建设。
从1936年12月开始，跟随红四方面军北上的红军总司令部通信学校正式与西北军委通信学校合并，成立中革军委通信学校。
1934年10月跟随中央红军开始长征的通信学校，坚持在长征路上办学，于1935年8月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在校长刘光甫带领下，吸收了红四方面军无线电训练班；另一部分在政委曾三带领下，吸收了陕北红军、红二十五军无线电训练班。历经千辛万苦，通信学校终于再次迎来合并，在陕北重新组成一个整体—中革军委通信学校。
中革军委通信学校后来的发展情况如下：
1937年1月，学校迁至延安，开始被称为延安通校。1937年8月，改名中央军委通信学校。1942年春，改称中央军委电讯工程专科学校。随后，除主体继续在延安办学外，部分师生开始分散到晋冀鲁豫、晋察冀等革命根据地，开创了异地办学的先河。
1949年11月27日，分散在各地的通信学校和无线电培训机构整合改编，成立了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工程学校，简称中央军委工程学校。
1952年6月，以中央军委工程学校一部为主组建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通信工程学院正式成立，学院于1958年迁址西安，1959年被中央确定为全国20所重点大学之一。
1960年1月，学院改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电信工程学院（简称“西军电”）；1966年4月，转为地方建制，更名为西北电讯工程学院；1988年1月，定名为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延安通校旧址
下期预告
漫漫征途中，通校师生用信仰书写着通信人的“传奇”：军委三局政委伍云甫用日记记下三十余处珍贵线索；“开山鼻祖”王诤宁可丢掉衣物，也舍不得扔下那本陪伴他走完长征的《高等数学》；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原型李白，在清晨背靠竹林，一边苦读马列著作一边按拍小电键练手法；“破译五杰”之一的邹毕兆，用黑皮小本子记下长征途中破译177本敌军密码的《心血的供献》。还有红军第一位女报务员李建华，连夜将遵义会议的曙光化作红色电波发往各军团。在无数个露宿街头的夜晚，这群用知识武装头脑的师生，用电波在黑夜中为红军点亮了前行的“灯笼”。
明天，我们将推出《第五章 师生传奇》，敬请关注。
2026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也是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建校95周年。红军的这场万里长征，是一部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也是一次理想信念的伟大远征。围绕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有许多从不同角度进行描述的作品，但鲜见从教育角度展开的，西电档案馆/校史馆/博物馆馆长秦明创作的新著《长征路上办学——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与长征》填补了这个空白。
该书谨遵周总理“一定要让后人知道长征路上办学”的嘱咐，生动讲述了中国工农红军通信学校（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前身）师生坚持在长征路上办学的真实历史，详细描写了通校师生跟随中央红军在突破湘江、夜行老山界、爬雪山过草地等艰难时刻坚持学习的历史瞬间。
《长征路上办学——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与长征》是秦明馆长多年深入发掘西电红色历史基因，继2021年完成《信仰的光芒——毛泽东与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一书后的又一续章，为广大师生校友了解学习我校红色历史提供了可靠读本，对宣传弘扬西电红色基因具有重要价值。该书入选2026年度陕西省重大文化精品扶持项目主题出版图书，现已由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出版。
排版 / 刘昱嘉（融光工作室）
编辑 / 王冠玉
责编 / 王 格
出品 / 党委宣传部（融媒体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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