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柳扶风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西方阵营中最先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是英国，此因在中英间有个逾百年历史的香港问题，中英若不建交，就不可能安稳解决香港问题。当时北京的想法是香港对中国很有用，不急于收回。伦敦的想法也是香港很有用，抗拒中国收回。英国对新中国的外交政策，完全出于现实主义考虑。那个时候的英伦尚有殖民地管理部门，有一批了解中国的官员。到上世纪80年代中英谈判香港前途问题，由于冷战的需要、管治香港的需要，英国培养了更多的“中国问题专家”、“中共问题专家”，以及不少“从政之士”，参与对华政策的决策和执行，他们号称“中国通”，几十年来发挥不小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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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问题解决后，中国持续改革开放，冷战结束，国际形势发生巨大变化，英伦的“中国通”们也都垂垂老矣，退出政坛。更重要的是他们不再被需要了，后继无人。

岁月如梭，英伦政坛“没有中国通”的空档期至少20年，英伦政坛、学界、媒体，没有几个真懂中国、了解中国巨大变化和发展的“有识之士”，英伦决策层还是以冷战时期的固有观念、眼光“认知中国”、“判断中国”，制订对华政策，应对百年大变局的中英关系。这就一定会谬误百出，后果不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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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片混乱之时，英国攻坛总算还有难得的明白人。英国前外交大臣的一位特别顾问最近撰文呼吁，“我们需要建立自己的中国事务人才输送渠道，从小学阶段起就开设全面的相关课程来培养人才，然后在外交和其他公务员系统中为这一人才输送渠道创造更多与中国相关的工作岗位”。这位特别顾问还表示，“我们在处理中国事务时缺乏信心，这源于对中国认知的严重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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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特别顾问要召唤“中国通”之心十分急切，要“从娃娃抓起”，然而有些晚了，“中国通”也不是靠书本课程能够培养，当年那种“中国通”不可复制。

本文原载于《东方日报》，原标题：《英伦中国通不可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