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 年 11 月 4 日,香港高等法院的庭审现场座无虚席。
法官当庭念出 “黄有龙” 的名字,被告席始终空无一人。
代理律师提交了书面说明,称当事人定居法国,心脏状况欠佳,无法承受长途飞行。
法官并未当庭延期,直接驳回上诉维持原判,7.32 亿港元的债务悉数落到他头上。
这一幕早已道尽了他半生的起落。
二十多年前他只身南下深圳,那年才十七岁,在夜总会和酒楼里做服务生,端盘跑腿、看人脸色,赚最辛苦的钱。
2001 年 12 月,刚满二十五岁的他,拿出 234 万全款拿下深圳国际文化大厦一套 183 平的房产,还把自己的首家公司注册在了这里。
一晃二十五年过去,他名下的资产接连被处置清偿,最后连亲自出庭应诉的身影都没出现。
十一月四日,那个位置没人站起来
二〇二六年十一月四日下午,其中一间庭审的是一起上诉。
上诉的主角是位五十岁的商人,做的是跨境资本这一行。
他的名字近几年少见于财经版,多见于娱乐版。
原因不复杂,他是演员赵薇的前夫,名字一搜就出来。
二〇二四年十二月,赵薇在微博公开说明两人早已离婚。
从那之后,关于他的消息,几乎只剩下债务两个字。
这一次,债务走到了一个很难再往回收的位置。
庭里的人到得很齐,唯独最该到的那位没有来。
座位上的名牌摆着,椅子从头到尾空着。
一屋子人,等的是一个名字
据在场媒体的描述,开场程序是按名字点人的。
书记念一个,法官确认一个,节奏很快。
念到"黄有龙"这三个字的时候,没有人应声。
那个位置就那样空在那儿,谁也没有动一下。
在香港的民事庭里,这种场面并不算稀奇。
公司被告派个董事来,个人被告派个律师来。
人不到,案照审,程序里早就留好了口子。
因为这一次的缺席,不是请不起律师,是没打算来。
律师递上去的理由
他的律师站起来,向法官转达了一个理由。
大意是身体不好,不适合坐长途飞机过来。
句子很短,短到没有第二层解释,也没有后续。
早前有几场庭,他曾以心脏不适为由申请视频出庭。
申请递了上去,能证明病情的材料始终没交。
所以这一次,理由还是老理由,证据还是缺的。
他也确实是这么办的,律师到场,文件也齐全。
这话只说对了一半,另一半落在可信度上。
简易判决这类程序,法院主要看的是书面材料。
谁签了字,谁做了担保,条款怎么写,一眼能看完。
人不到,确实不影响法官读这些文件。
可你主张一件事,既拿不出证据,人又始终不露面。
起点是二〇一七年的一纸担保
把时间往回拨,拨到二〇一七年四月二十三日。
那天签下的一批文件,才是这场官司真正的起点。
签字的一方,是他全资控制的两家离岸公司。
名字不短,一家叫Prominent Victory,一家叫Wealth Sailor,注册地都在境外。
另一方是投资方Plenty Choice,在这笔融资里做的是票据认购。
这笔融资的本金,是四亿五千万港元整。
为了让钱顺利到位,他本人签了一份个人担保。
担保的意思很直白,公司还不上,就找他本人。
这笔票据的还本付息,条款写得清清楚楚。
原本约定的到期日,是二〇一八年四月。
到了时间,这笔钱没有全部还上,只还了一部分。
再后来是第三次,最后的到期日挪到二〇二一年四月。
拖到二〇二一年四月,账还没清
到期日到了,账本上的数字依然没有清干净。
也就是这时候,债主的身份已经换过一次。
二〇二〇年三月,原始投资方把债权和相关权利转了出去,接手的叫智择创投。
这家公司做投资,名字上看不出什么门道。
往上查一层就清楚了,它和原来那家是一家人。
Plenty Choice和智择创投,属于同一家机构的海外业务平台。
公开资料里能查到,这家机构叫中国华融。
债权换了手,担保还在,追偿的对象也没有变。
接下来要看的,是当初押出去的那些东西。
抵押物一件一件被处理掉
当年这笔融资,押出去的东西不算少。
判词里写,抵押资产当时的估值合计超过十亿港元。
也包括可转换债券和一批金融资产,外加一艘登记在境外的游艇。
其中最重的一块,是一家港股公司的股份权益。
这家公司名字叫顺龙控股,港交所代码00361。
二〇一七年四月的权益披露,把这层关系写得明明白白。
那一次披露涉及三十五点一一亿股,占当时已发行股本三分之二。
押得越重,后面处置起来就越麻烦,回款也慢。
缺口是这样算出来的
游艇先被处理掉,回款约七千八百四十万港元。
质押的股票和可转债,二〇二五年九月又卖掉一部分。
扣掉费用之后,收回约九千二百五十一万港元。
这两笔加起来,也就是一亿出头的样子。
可欠的钱,根本不是一亿出头这个量级。
起诉时的账面上,未还本金约三亿七千一百六十万港元。
累计利息约三亿八千一百二十万港元。
本金和利息两笔一加,数字立刻翻了个身。
抵押物换来的钱,连利息那一头都没盖住。
缺口摆在那里,追偿就只能回到那份担保书上。
那句口头承诺,和法院的三句话
钱还不上,坐在被告席上的人,总得给个说法。
他给出的第一个理由,指向一份口头承诺。
这个时间点,落在二〇一七年签约之前。
他说,原投资方的负责人当面答应过他。
答应的内容,是个人担保只是走个形式。
意思是先把抵押资产变现,不够了才追到他个人。
他说自己是基于双方关系,才信了这句话。
所以他认为,债权方不该这样直接向他追。
这套说法听起来顺,问题全落在证据上。
判词对这段说法的回应,几句话就说完了。
第一句,他没有提供录音,也没有信息记录。
一句口头承诺,连个像样的截图都拿不出来。
第二句,他的身份和"没经验"这个词对不上。
判词提到,他曾在内地和香港的上市公司担任高级职务。
属于资深投资者,他自己就做过商业融资。
一个这样的人,说自己不懂担保的分量,很难站住。
第三句说回文件本身,担保条款写得很硬。
第二个说法,是关于那个利率
他还有一条抗辩,指向合同里的违约利率。
年息百分之二十,他觉得这个数定得过高。
按他的说法,这一条属于惩罚性质,不该被执行。
法院对这条的回答,同样只有简短的几句。
本案里,他没有就"惩罚性"这个判断提交证据。
既没有同类合同的比对,也没有市场利率的说明。
所以这一条抗辩,最后同样没能立住。
审理期间还有一个细节,很能说明态度上的问题。
他曾因未按期限提交誓章,被限制呈交证据。
于是数字落定,利息还在走
二〇二六年十一月四日,上诉被驳回,原判维持。
需要支付的金额,约七亿三千一百七十万港元。
媒体在报道时,一般写作七点三二亿。
其中约三亿七千一百六十万港元,继续按判决利率计息。
只要一天没还清,它每天都在往上加。
判决同时写明,这起诉讼的费用也要他来承担。
一场官司打完,账不但没变短,还变得更长。
这里面的利息部分,几乎和本金一样重。
而这七亿多,只是他账本里最新的一笔。
顺龙控股那五成半,早就不在他手里
要看懂这笔钱是怎么堆出来的,得回头看股权。
二〇一七年四月,那层担保涉及的股份权益是三十五点一一亿股。
相当于当时顺龙控股已发行股本的三分之二。
其中普通股二十八点六一亿股,另有可转六点五亿股的可转债。
二〇二〇年三月,质押权益转到了债权方名下。
二〇二四年一月,接管人正式进场接手。
被接走的是二十八点六一亿股,占已发行股本百分之五十五。
核心资产的控制权一交出去,后面的腾挪空间就没了。
账本上还有别的行
公开可查的记录里,他的债务不止这一条线。
二〇二一年,两笔合计一亿五千万港元的贷款违约。
本金加利息滚下来,数字接近三亿港元。
二〇二三年,他租住的荃湾单位被指欠租。
欠的金额超过二百八十万港元,业主把他告了。
二〇二四年十二月,智择创投入禀追讨。
当时披露的金额是七点五三亿港元。
连本带利算下来,已经超过十一亿港元。
这些数字叠在一起,早就越过了十亿那道线。
还有一条线,绕得比较远,从二〇一五年开始。
那一年,他在澳大利亚的一家赌场输掉六千万澳元。
时间是六天,按当时汇率折成人民币约二点八三亿。
筹码是通过中介安排的,分了两笔到位。
这笔本金,他在二〇一六年到二〇一九年间陆续还清。
二〇一九年九月,对方签了解除契约,确认本金结清。
后来中介以个人名义追讨逾期利息,年化二十四个点。
二〇二六年六月,香港高院一审把这项诉求全部驳回。
他曾经手里有什么
把时间再往前推,会看到另一幅图景。
他是一九七六年生人,祖籍湖南邵东。
二十五岁那年,他买下一套一百八十三平方米的房子。
二〇〇八年认识赵薇,第二年在香港登记结婚。
二〇一四年底,夫妇俩斥资近三十一亿港元入股阿里影业。
持股百分之九点一八,一举成为第二大股东。
二〇一五年两次减持,合计套现超过二十二亿港元。
名气能撬动交易,撬不动担保书
二〇一六年底,龙薇传媒准备收购万家文化。
交易对价三十点六亿元,收购比例百分之二十九点一三五。
自有资金只有六千万,其余全靠借款和质押。
把这笔账的杠杆算下来,倍数在五十上下。
方案公布之后,融资没有到位,收购缩水,最后终止。
二〇一八年四月,监管正式下了处罚决定。
龙薇传媒和万家文化各罚六十万元,他和赵薇各罚三十万元。
同时,两人被处五年市场禁入,不得再碰证券业务。
罚单只是一张纸,压在身上的是那些签过名的担保。
写下来的和到场的
这起案子从头到尾,其实没有太多戏剧性的转折。
一份票据,一份担保,三次延期,几轮处置,账就这么长起来。
最后落成的,是一个七亿多的数字,抹不掉。
真正值得琢磨的,是那句"当时口头答应过"。
在生意场上,这样的话一点都不稀奇。
熟人之间,一句话往往能省掉一堆手续。
可到了法庭上,一句话要变成证据,才算数。
写下来的条款,和拿得出来的资产,才是能对账的东西。
其余的,都留在了那间空着的被告席旁边。
一个人可以不到场,判决不会因此停下来。
真正结束的,是签字那一刻,他就把选择交了出去。
这些年他递出去的支票、股权、房产,一样接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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