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多位教授联名倡议“慢科研”,呼吁招生不要只看论文数量。结果学生反问了一句:“我敢慢吗?你们招生没要求论文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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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问,把倡议的问号直接怼回了发起人脸上。有学生翻出联署名单,发现里面有人自己发得不少,于是“上车了就把车门焊死”“何不食肉糜”刷了屏。发起倡议的副教授韩晓光后来说了句实话:“与其说是慢科研,不如说是深科研。”话是没错,不过深不深,在现行的考核表上,根本没人看。考核表上只有一栏:几篇。

所以慢科研这件事,靠倡议、靠呼吁、靠善良,一点用都没有。不是教授们人不好,是规则不认善良。你跟一个只会数数的系统说“慢一点”,它听到的是“这个人产出不行”。

那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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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办法,简单粗暴,但可能是唯一有效的办法,那就是:一个教授,无论名校非名校,无论知名不知名,一年只能以三篇论文来计算考核。发十篇,交三篇;发三十篇,也交三篇。如果一年发文超过十篇,直接按学术不端或论文工场处理。

这叫以量制量。既然系统只认数量,那就把数量的上限焊死。

有人会说这太极端。先别急着皱眉头,看看现在的“量”已经荒唐到了什么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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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政法大学的童之伟教授,做过《法学》主编,在宪法学领域用十几年搭了一套“法权说”。他说,核心期刊一年三篇左右,是正常研究节奏的极限。注意,他说的是那种“每一篇都有真问题、真材料、真论证的硬核论文”,不是靠注水、挂名、买版面堆出来的数字泡沫。一篇这样的文章,从追踪前沿、查文献、设计路径,到动笔、修改、投稿、返修,快则三四个月,慢则半年一年。一年两三篇,已经是高效状态。超过这个数,要么牺牲了深度,要么走了捷径,要么干脆就是违背了基本学术伦理。

那超过的人有多少?

沙特有个助理教授,2024年一年发了20篇,前一年只有2篇。他不是突然打通了任督二脉。他是在Facebook群里发帖,付费购买论文署名权,每篇最多花400美元,有的只花了20美元。他不审稿,不参与修改,甚至不需要在投稿前看一眼文章。温州医科大学一个本科生,一年发了40多篇,约30篇跻身中科院一区或二区,靠的是模板化选题和重复研究范式。还有一个“兆百篇教授”,连续十年,每年发表论文250篇以上,平均1.46天一篇。1.46天,连把一篇像样的论文从头到尾读一遍都不够,他发出来了。

这些当然属于极端案例。然而极端案例之所以存在,恰恰是因为底线本身已经在往极端的方向移动。当一年三篇被当成“低产”,一年十篇被当成“正常”,一年二十篇被当成“优秀”,那“正常研究节奏的极限”在考核表上就一文不值。童之伟那句话说得客气:“论文发表数量越多,反常指数通常越高。”翻译成大白话就是:发得越多,越可疑。

问题是现在的考核制度不这么想。它只问“有没有”,不问“是不是真的”。它只数篇数,不看篇数背后站着的是一个人还是一台机器。既然这个制度只听得懂数量的语言,那就只能用数量的语言跟它说话。

三篇封顶,就是这种语言。你把上限设在三篇,超出的部分不计入考核,那灌水就失去了激励。 你发十篇,考核只认三篇,剩下七篇在考核表上是零。你发二十篇,那十七篇不但不加分,反而要启动学术不端审查。一个人如果一年发了十篇以上,按照童之伟给出的正常研究节奏,他要么在撒谎,要么在购买,要么在让研究生代笔。简单粗暴地把它认定为不端,不是对个体的冤枉,是对系统信号的纠正。 系统告诉学者“越多越好”,那就必须有人把信号掉转过来:多了不是好,多了是不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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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会抬出“代表作制度”来反驳。代表作制度当然比数篇数好,复旦2012年就开始试了,提交一到三篇代表作,送校外同行鉴定。科技部2020年的文件也写过“对推行论文代表作的设定数量上限”。可注意,那个“上限”是“原则上不超过5篇”,是项目评审和人才评价时的参考上限,不是强制性的年度封顶,更没有“超了就定性为不端”的牙齿。原则上,意思就是也可以不原则上。一所高校完全可以在文件里写“代表作三篇”,然后在职称评审时把发表列表从第一页翻到第五页。上有政策,下有报表,代表作制度落地十年,落成了“代表作三篇,其他成果也作为参考”。

所以问题不在于要不要代表作,在于谁有权力把上限变成硬规则。

学院不敢。学院要排名,要学科评估,要博士点。院长在大会上讲“质量比数量重要”,散会后在微信里问“今年C刊还差几篇”。学校不敢。学校的经费、帽子、排名,都挂在那些可以被数出来的东西上。让学校自己给自己设上限,等于让一个靠血压高维持运转的人自己把降压药停了。

只有教育部能定这个规则。 中国的事情,自下而上的倡议是噪音,自上而下的规定才是信号。慢科研倡议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一百多位老师签名,学生一句“我敢慢吗”就把它推回了现实。因为学生看得清楚,招生简章上没写“慢”,导师邮箱里的筛选标准也没写“慢”。文件上写了“不唯论文”,落到面试里就变成“有论文优先”。善良没有执行力,规定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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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如果定一条规矩:所有高校教师年度考核、职称评审、项目申报,论文一律只计三篇,超出的不填、不算、不认;年度发文超过十篇的,自动触发学术诚信审查。那事情在一夜之间就会变。一个教授不用再纠结“今年是不是比同事少发了两篇”,他只需要把那三篇文章写到自己能力的极限。一个青年教师不用再在“写一篇好的”和“写五篇能中的”之间做选择,因为写五篇的收益被清零了。一个靠挂名和买版面堆简历的人,第一次发现简历太长本身就是一个问题。

这不是乌托邦。这就是把量化考核的鞭子调转方向。原来的鞭子抽在“下限”上:你至少要发多少篇。现在的鞭子抽在“上限”上:你最多只能算多少篇。同一个系统,同一种语言,只是数的方向变了。

当然,会有人找漏洞。三篇里塞两篇挂名,剩下一篇买版面。但上限一旦立住,灌水的边际收益就断了。买十篇挂名,考核只认三篇,多出来的七篇一分不值,还要冒着被“超十篇即审查”的风险。论文工厂的商业模式,建立在“发表量直接兑换职称和奖金”的基础上。你把兑换率封在三篇,工厂的流水线就空转了一大半。你不能指望一个靠数数运行的系统突然学会阅读,不过你可以让它数到一个数就停下来。

童之伟在访谈里说过一句让人记得住的话:那些一年发二十篇的人,也许在简历上赢了,可在学术史上大概率留不下任何痕迹。问题是,简历赢了,职称就赢了;职称赢了,资源就赢了。学术史管不了这么远,管人的是考核表。

所以,要么继续呼吁,继续被反问“我敢慢吗”;要么把呼吁变成一条线,三篇以上不算,十篇以上算不端。线画在哪里,人就站在哪里。

教育部有没有这个决心,没有人知道。壮士断腕这个词被用过太多次,腕还没断,刀已经钝了。但有一件事是可以确定的:科研能不能慢下来,当然能。问题从来不是能不能,是为不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