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苏州高新区景山实验初级中学校一堂初三思政课上,教师倪绍旺讲到“社会主要矛盾”时,没有先写概念,而是先问学生:小时候家里买什么?现在买什么?还缺什么?
教室里一下子热闹起来。有学生回忆,小时候家里最贵的物件是一辆汽车;有人说,如今的烦恼是假期去哪儿旅行、旧电脑要不要换。在这些细碎的生活追问里,“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不再只是一句需要背诵的表述,而开始跟学生自己的经验发生关联——需要不再只是“吃饱穿暖”,而是在扩展、在升级。至于“发展为什么还跟不上这种需要”,倪绍旺随后引入区域差距、城乡教育资源不均等内容,让学生看到矛盾的另一端。
这是2026年秋季学期九年级《道德与法治》修订版教材启用后,倪绍旺课堂上的一个切口。作为江苏省思政学科专家团队成员,他曾参与九年级相关教学材料的编写。在他看来,这次教材修订在教学层面一个值得注意的变化,是更注重情境驱动和活动设计。
变化不只在中学。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助理教授段朱清教“思想道德与法治”课已3年多,面对的是一群刚刚成年的大一新生。这些学生在中小学阶段已经接触过课程中的不少内容。在她看来,大学思政课要回答的,不只是概念和原理,还有青年成长中绕不开的困惑。
学生成长的环境不断发生变化,“大思政”课如何真正抵达青少年内心?不少大中小学一线思政课教师正在课堂上持续探索。
从“告诉你结论”到“陪你抵达”
2022年3月,教育部印发《义务教育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2022年版)》。作为集中体现国家意志、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核心载体,道德与法治、语文、历史三科统编教材同步开启修订。2026年秋季义务教育阶段所有年级已完成替换。
教育部教材局相关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此次修订的首要任务是全面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二十大精神进教材,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最新成果系统有机融入,使之成为凝聚整套教材的“魂”。
在一线思政课教师的实际授课经历里,这种“融入”并不是简单地加几段话、添几句新表述。倪绍旺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新版初中教材的逻辑结构有一条“伟大梦想实现”的叙事线把整本教材串起来——党的领导是逻辑起点,新时代是历史方位,新征程是实践展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是价值归宿。此外,法治、国家安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些主题不再是某一个单独的章节,而是散落在政治、经济、文化、生态各个板块,反复出现、彼此呼应。
小学段教材的变化,在日照市东港区浮来春小学专职思政课教师陈学荣眼里,不只是“变得好看”了。她翻着新教材说,插画、小故事多了,重点往往藏在一两句话里,“中低年级的孩子更能坐得住”;更关键的是,内容编排顺着学生的成长节奏走。
陈学荣以“规则意识”的递进向记者举例说,一年级让孩子知道“作为一名小学生该怎么做”,二年级讲“在班级里怎么做”,三到五年级逐步渗透“在社会上怎么做”,到六年级则会上升到“作为中国公民应该怎么做”。
北京师范大学宣城实验学校高中部政治教师石小平讲了30多年的思政课。在他的感受里,这门课近些年最大的变化是从“讲知识”转向了“讲道理”,从“告诉你结论”到“陪你抵达”。
让石小平印象很深的是高中必修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处议题的改写。“以前有个专题叫‘中国为什么能’,现在改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在他看来,后者更具体,教师得从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一层层讲下来,“学生理解起来反而更顺,老师‘讲道理’的底气也更足了”。
相比专业课,很多学生认为思政课讲的东西和现实生活是割裂的,这也是他们觉得这门课“没用”的原因。段朱清经常问学生一些马克思的话,他们都能背下来,但具体什么意思不知道。她说,这种割裂感,是她课堂上要面对的真实起点。
段朱清的应对方式是以学生为中心。学生带进课堂的问题在变,社会对青年提出的要求在变,课堂的讲法也得跟着变,把理论讲得更贴近学生正在经历的生活,进而引导学生从更大的历史观角度去思考“我们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如何成为这样的人”。
给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的学生讲课,她带学生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看:此时此刻为什么要学习这个专业。她回溯学院历史上的院士,讲他们研究什么、这些研究如何推动国家发展。段朱清发现,课后,学生会主动查询国家的“双碳”目标如何制定,思考国家现在需要什么、能源与动力工程专业的学生做什么。
“生活里长出的疑问,是课堂调整的起点”
石小平有个坚持多年的做法——让学生把生活中的困惑写成纸条交上来,可以匿名。久而久之,他发现,学生提交的问题大多围绕公平、民主、正义。
“有学生会问,社会主义好在哪儿?”石小平告诉记者,如果此时回避学生的问题,价值引领就落不了地,“他们在社交媒体上找到的答案并不准确”,他习惯把有共性的问题拿到课堂上辩论,比如讲到“四个自信”时,他的办法是“靠比较,靠实证,靠把身边的变化讲清楚”。
段朱清在大学课堂上听到的是另一种困惑。当前多元思潮并存,大学生易受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影响。她常听到学生问:“我这么忙是为了什么?”在她看来,这是他们对人生意义和人生价值的探寻。
这种探寻,恰恰需要一套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指引。“思政课要完成的正是这样的使命。”段朱清认为,面对当下青年的成长逻辑,大中小学思政教育需要有针对性的课程内容,增强学生的判断力、思辨力,提升文化素养。
具体到大学阶段,这种针对性首先落在大一新生的开篇思政课“思想道德与法治”上。段朱清认为,学生刚从高中应试状态进入大学,面临的是适应、选择、关系、方向等具体问题。为此,每一位思政教师都要在课堂上,一次次搭建起课程内容与学生实际关切之间的桥梁。
倪绍旺在教室里设过一个“困惑信箱”。孩子们投进来的问题尖锐而具体:中国式现代化到底是什么?读书还有用吗?老实人是不是会吃亏?他的原则是三个“不”:不回避、不训斥、不灌答案,而是把问题变成议题,让教材里的道理和学生的困惑当面“对质”。
“这些从现实生活里生长出来的疑问,恰恰构成了教材和讲法需要持续调整的理由。”在倪绍旺看来,学生们的困惑可能源自友情、亲情、梦想,也可能来自对国家发展的思考与探索,而初中新教材每单元末设置的“单元思考与行动”,本身也体现出了一种“向学生的真实困惑敞开”的姿态。
石小平曾多次参与安徽省高考政治命题工作,他感触最深的是命题逻辑的迁移。“以前的考查重点是‘谁记得全’,如今逐渐转变为‘谁记得清、谁想得清’。”在石小平看来,这背后是两种不同的能力要求,“记得全”指向知识覆盖和记忆量,“记得清”要求准确理解,“想得清”则要求逻辑思辨和实际运用。
“如果课堂仍然停留在把结论递给学生,让他们背诵、记住,就难以适应新时代思政课的转向。”石小平说。
把道理讲到学生看得见的地方
中国式现代化、高质量发展、新质生产力……这些近几年才进入课标、写进教材的新表述,往往最先改变的是教师的备课逻辑。石小平坦言,新版教材里新名词多、理论创新快,如果教师自己没学懂学透,就不能向学生讲清楚。为此,石小平始终保持着读经典的习惯。
面对新教材里鲜活的案例和素材,倪绍旺备课时习惯先问三个问题:这个素材离孩子多远?它能激起什么思维冲突?它最后落在哪个素养上?他进一步举例说,讲先进人物时不会只讲“高光时刻”,一定会讲他们的“犹豫时刻”。黄文秀不是天生无畏,她也面临过留京与返乡的挣扎,“恰恰是那个挣扎让选择有了重量,学生才会想‘换作是我呢’”。
面对低年级学生,陈学荣很少直接讲抽象规则,而是把道理拆成可操作的日常办法。比如,她会组织学生模拟“同学之间发生碰撞、争执”的两难情境,让学生面对“规则与关系冲突时怎么办”作出判断,再在讨论中理解冲突背后的公平与尊重。在陈学荣看来,课堂多一些体验环节,规则意识、国家意识等抽象的概念可以先被体验、被追问,再在具体情景中逐渐成形。
走出教室,思政课的道理也在行走中慢慢扎根。石小平曾带着学生走进皖南红色热土,开展“赓续皖南红,笃行少年志”主题研学。出发前,他定下三条硬标准:有明确任务单、有学科理论支撑、有可评价的学习成果。在新四军军部旧址、皖南事变烈士陵园,不少学生在史料和遗址前停住脚步,拍下照片和视频,眼眶泛红。石小平发现,那些在课堂上需要反复解释的“信仰”“牺牲”“选择”,到了历史发生的地方,反而不再需要太多形容词。
倪绍旺则把课堂延伸到了学生居住的社区。围绕“家门口的民主”议题,学生分组观察老旧小区加装电梯的议事全过程,记录谁召集、谁反对、怎么协商、补偿方案如何达成。有学生在观察报告里写道,“原来民主是楼下邻居按下的那个手印”。
倪绍旺说:“思政课的道理,要落到学生看得见、摸得着、愿意相信的地方。教师讲道理的底气,得从课堂里一点点长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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