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冬天，重庆的天气冷得出奇。
夜里能听见山风刮过嘉陵江，哨兵缩着脖子站岗，手里握着步枪，也握着半截冷馒头。
可即便是这样的夜晚，城里的灯却没灭。
防空洞里有人在试验电机，有人在画图纸，还有人捧着地图，眼睛一刻也没离开过。
说起来有点难以想象，那会儿全国打得焦头烂额，沿海一线几乎全都沦陷，许多地方连饭都吃不上。
可四川，尤其是重庆和绵阳周边，却像是另一个世界。
不是太平——空袭几乎从不间断。
但这地方，硬是成了那个年代最稳定的地方之一。
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往前推几年。1938年春天，长沙大火刚过，武汉保卫战正打得激烈。
那时候，国民政府做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决定——把首都临时迁到重庆。
不是因为喜欢山多路险，而是没办法。
南京丢了，上海也守不住，广州、福州、连云港全都被日军封死，沿海一带基本断了气。
继续留在东部，随时可能被一锅端。
只有西南，尤其是四川——当时叫“川康”，地形复杂，敌军不好进。
退无可退的选择。
可四川不是个理想的接收地。
那时候进川的路，叫“蜀道”，当真是“难于上青天”。
想从宜昌走水路进来，得绕三峡；想从贵阳走陆路，悬崖边修的路，稍有不慎就翻车。
可就这，数以千计的工人、教师、学生、专家，带着仪器、图纸、设备，硬生生进了山。
有个细节挺让人动容。1938年，浙江大学西迁，一路从杭州走到贵州，再进四川。
物理系的一个教授，带着一台磁共振仪器，设备太大，只能拆成几部分用肩抬。
一路过来，翻山越岭，居然真就没掉零件。
后来他在重庆说了一句：“我们不是来逃难的，是来继续上课的。”
这样的事不止一件。
西南联大、中央大学、同济大学、交大工学院，几乎都曾在四川有过落脚点。
不是短暂停留，是完整地把教学和研究搬了过来。
工厂也是一样。
南京兵工厂、汉阳兵工厂、上海江南造船厂的设备，一车车拉进四川深山。
有人笑说，四川这地儿，像是国家的“后手”——其实一点不夸张。
更扛事儿的是人。
川军在抗战里名声不小。
不是因为装备多，也不是战术高明，而是因为拼得凶。
那会儿，四川出兵最多，光正规部队就超过350万人。
很多人赤脚出征，穿着草鞋，拿着老式步枪。
可他们从来不是退缩的那批。
有个姓廖的团长，在滇西作战时，带着全团只剩三百人，从敌军包围中突围。
他自己腿上中两枪，硬是用绑带缠着继续指挥，还喊了一句：“川人不死，阵地不丢。”后来被救出来，送到重庆疗伤，记者来采访，他却只说了一句：“还有人比我更值得写。”
这事儿后来没登报，但在伤员之间传开了。
那几年，四川的山沟沟里建起了不少“秘密单位”。
比如绵阳的“九院”，也就是今天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的前身。
当时叫“第二研究所”，专门搞核技术。
设备从美国和苏联买不到，就自己造。
风洞、热试验、材料实验，全都一点点摸出来。
有个叫陈能宽的工程师，留苏回国后主动要求调到绵阳。
有人劝他别去，说那地方条件太苦。
他只说：“国家需要技术，不在条件好坏。”到了绵阳后，他住在干打垒的土屋里，照样做高精度仪器的校准。
这些人，不是生来伟大。
他们就是在四川这片土地上，慢慢把一块块碎片拼起来。
拼出了希望。
你知道吗？1970年，中国第一颗氢弹定型实验成功，相关设计最早就是在四川完成的。
那会儿没人庆功，没有媒体报道，连参与者回信都得写“代号单位”。
再说个小细节。
成飞的老厂房最初是从东北迁来的，全靠人手翻山搬运。
第一架歼-5试飞成功那天，工人们围在跑道边看，飞行员落地后没说话，掏出一块糖递给他身边的机械师。
没拥抱没鼓掌，就一个眼神、一块糖。
这些故事，没有谁特别讲过。
但它们一直在那里。
没有高潮，没有结尾。
就像四川自己——不争不抢，却总能撑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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