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生涯是一场赌博”，这是马克斯·韦伯在《以学术为志业》抛出的论断，相信学习社会学的朋友都有所了解。韦伯是这样写的：
“因此，学术生涯乃是一场疯狂的冒险。当年轻学者要我对他们进大学教书做些建议时，我几乎没办法负起鼓励之责。如果他是犹太人，我们自然可以说：“放弃一切希望。”但是对其他的人，无论基于感情或良心，我们都必须问这样一个问题：你真的相信，你能够年复一年看着平庸之辈一个接一个爬到你的前面，而既不怨怼亦无创痛吗？自然，我们得到的回答总是：“当然，我活着只是为了我的‘志业’。”然而，我发现只有少数人能够忍受这种情形，而不觉得这对他们的内在生命是一种伤害。”
简单来讲，韦伯观察到，当时德国学术职位竞争异常激烈，且常常受到官僚体制和经济结构的制约，学者必须忍受低收入、高工作量和职业不安全感带来的压力
。学术生涯的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人能否“蒙上双眼”进行科学探索，还是被周围的功利诱惑所左右。这一过程充满了不可控的偶然性，如同赌博一般。
韦伯发表《以学术为志业》的年代至今已经有一百多年了，在如今的中国，我们又可以
我之前接触的学术圈的许多想要“走学术道路”的青年朋友，总体来讲，我觉得主要包括但不限于这三种观念：第一种是受韦伯精神感召，要“以学术为志业”，甘做十年冷板凳，做出一些永远流传的学术经典。第二种是儒家士大夫“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式的理想，怀有“高尚的道德品质”，做学术是为了国家和社会做贡献。当然，这种贡献或者改变是自上而下的，也就是说要接近权力中心，为当局建言献策或者自己当官入仕。第三种则是觉得高学历很牛逼，在中国这个阶序社会，自己是名校高学历能高人一等，教授的社会地位很高，自己想要这一个职位。
不过不论出于哪一种动机而走上学术道路，其读博的目的都有一个共同点：顺利博士毕业，凭借博士学历这一最高文凭以找到一个好工作，比如高校的教职、某地的研究员，再或者通过选调或者人才引进成为官员等。
在去年硕士毕业前，我在某地某高校的公众号看到了延毕博士生这样的呼声，让我“幼小的心灵”受到了震撼（没写是哪个具体学校，如果知道的也请不要透露）：
事情缘由的大概是这样的，某学校在这之前，该学校其实对宿舍管理不是很严格，所以延毕博士生还是可以住原来的宿舍。25年毕业季，由于大学扩招、宿舍紧张，所以规定不再给延毕博士提供宿舍。但这个学校位于的B市房租价格很高，延毕博士如果要写论文待在B市，光是房租就算一笔很大的开销。他作为一位（自称为）“贫穷“的博士生，可能因为各种原因不得不延毕（读到了博士，相信大家都想要准时毕业、不想延毕的吧），个人的科研压力很大，但自身没有什么积蓄，延毕又让他失去了收入（博士补贴），又增加了开销，又要面临更多的压力，所以才在公众号上投稿，呼吁校方给延毕博士生提供宿舍。
我国社会科学学术界在近50年的发展与西方有很大的不同，我国社科学术界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断裂—重建的过程。在重建时期，各个大学百废待兴，急需一批硕博担任高校教师。在上一个“知识短缺”年代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可能读完本科就能留校工作，读完硕士就能在高校获得一个教职。没错，社会学重建时期的南开班就是这样。考到好学校硕博，顺利毕业，就能拿到终身教职，这可谓真的是“知识改变命运”了。而这一代人通过教育取得了阶层跃升，同样影响了整个社会，包括我们这些后辈的观念——或许只要做题上了一个好学校，读书读出来，那就有一个好工作自动等着我了。
但在近些年来，一方面是博士大量扩招，学术界人才供大于求。而另一方面则是各个高校、学术机构的考核愈发严格，“非升即走”成为了常态。现在许多岗位就连新入职教师的安家费也没有了。而就算是学术入仕的道路，也不一定有那么顺利，以前博士生走人才引进能当副县长，现在再去，就没有那么丰厚的条件了。
这也意味着，过去从读研读博再到获得教职的这一系列稳定的生命历程，目前已经不再稳定，这条路充满了风险：读完研究生不一定能申请上博士，读博不一定能毕业，读博毕业了不一定能顺利找到教职，找到教职不一定能在各种考核中存活下来，不被“斩杀”。
“赌博”不仅意味着回报的巨大的不确定性，也意味着自己在这场游戏中可能付出一定的代价。在国内赌博属于违法，可能绝大多数人对此没有印象，但我或许可以用打德州扑克的例子来促进理解。让我来用最简单的方式介绍一下规则。
德州扑克用 52 张无大小王的纸牌，2 到 10 人就能玩，开局会有两人先下强制底注。每人手握两张只有自己能看的底牌，桌面会陆续亮出五张大家共享的公共牌，玩家要凑出五张牌组成最大牌型，下注时可以弃牌、跟注、加注，还能直接梭哈（把筹码全押上），最后没弃牌的人比牌，牌型好的就能赢走所有筹码。
假设人生是一场德州扑克牌局，那么我们的时间就是筹码，而青年时期的时间价值最高。同样是一年时间，一个人年轻的时间要比他中年或老年时期的一年要珍贵得多。为什么会这样说？
从经济学的角度而言，复利效应需要靠时间来积累，年轻时的1万块钱可能等于中年时的好几万。拿几乎无风险的国债利率而言，目前10年期国债利率1.85%，要是我们购买1万元的国债，将每期兑现的利息复投（假设利率不变），那么10年后这1万元将会变成1.2万元。这样看起来不多对不对？那我们以有一定波动的上证红利指数6%的股息率而言，假设股票价格不波动，不断分红复投，10年后将变成1.79万元，20年后变成3.21万元。
在“复利思维”下，如果我们能在年轻时努力工作、消费节约、不断积累资产并形成复利效应，那我们便能在中老年依靠财产性收入就过上一个不错的生活。
但你可能会说，我并不是一个清教徒，也不想实践什么资本主义价值观，我注重享受人生。赚了钱我是要去消费、去享乐的，当然，这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生命历程理论有一个假设是“时机”，同样的事件在不同生命阶段发生，其影响力大相径庭。不论是恋爱、出去旅游抑或是进行其他的体验或者探索，这些事在年轻时去做，体验总是要比年老时去做要好多了
而如果什么都不做，多休息，保持一个好心态和好身体，也是一个好的选择。
现在国内普遍对高校教职有年龄限制，这样有关入职年龄的不合理制度也促使青年学子急于在青年时期就无缝衔接、一路硕博，尽快发表顶刊作为代表作，摘下学术之树上一颗闪亮的果实。但这也就意味着，我们要用最珍贵的筹码——时间，用年轻时最宝贵的六到八年时光读研读博并毕业，换取学术圈的入场券。但换取了入场券，远远不能一劳永逸坐稳一个高校编制的位置。但换个角度想想，年轻时的这六到八年时间，要是我们去工作，用工作的收入再投资，或许我们已经能积累一笔不小的财产，财产生息或者股息的收入或许就足够生活费了；要是我们多去享乐、体验，或许我们在青年时期已经积累了很多的见识或者很有趣的经历。但年轻时就梭哈学术，却很可能竹篮打水一场空。搞投资的人都知道，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但把所有时间精力“梭哈学术”的事情，却好像是很常见。
我们传统的所谓“要做十年冷板凳”的治学方式，就想要我们把筹码全部押注在“学术”这条道路上一把子梭哈了，不留其他的出路。如果我们的学术资本不能顺利越过这个“卡夫丁峡谷”，转换成一个学术界内的稳定工作，可能就算是失败了。但梭哈失败的结果可能也很惨烈：就算一路顺利读到博士，毕业时28到29岁，在当下的就业年龄歧视下没有其他业界的技能、很难找工作，也没有资产积蓄，更有可能因为科研压力、急着写论文，也没有好好享受过青年美好时光。这就让我想到前文提到的那个延毕博士的呼声，当然这里我不是在审视或者嘲讽他人当下的情况，我们的社会本就对年龄不宽容，又给一纸文凭赋予了极高了文化意义和价值，金榜题名对每个人的诱惑始终很大。
我们的人文社科不像理工科，很难称得上是有成熟的“业界”，而人文社科研究要运行起来，必须需要经费，而这些经费基本上来自于政府。也就是说，人文社科仰仗于政府的财政拨款。人文社科看上去是一个封闭小圈子，但实际上却没有自力更生的能力，院系的存活要仰人鼻息，获得收入要由“外行”来评价。而如今各地普遍陷入了财政紧张的境地，人文社科之后可能也得找到自力更生的方法。
之前网上看到一些讨论，说早年的西方社会科学研究者要么继承了高额的遗产，要么之前的产业经营很成功，要么有富裕的支持者，所以社会科学是有钱人闲着才研究的。当时我对这个观点还是不屑一顾的，但后面我想可能确实是这样，钱确实很重要，没有经济的独立或者积蓄，梭哈学术的风险是巨大的。
在这几年因为学习和工作的原因，我认识了许多因投机而“一夜暴富”而“精神空虚”的年轻人和许多经济上窘迫的文科博士生。突然暴富的年轻人坐在金山上，终日无所事事，思考怎么浪费时间和人生；而经济上窘迫的博士生，二十七八岁还挤在三人间宿舍睡窄床，想出门旅游一趟可能都得扣扣嗖嗖思考很久，还有甚者，为了两三千块的补助而煞费苦心争破头挤破头。有时候我会想，要是能让这些富哥富姐们对社会科学感兴趣，能投资一笔钱给这些博士生，或者成立一些研究基金该多好！
重新理解“学术生涯是一场赌博”，我或许可以这样说，参加学术对我们的人生是一场赌博，我们要善于运用手中的筹码，让这些筹码发挥更多的价值，在牌桌上取得更多的奖品（经济资本的积累、学术声望、人生体验等等）。在未来学历和文凭可能只是文凭本身，并不能保证一个人在学术圈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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