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正午的日头毒得能把人的皮烤裂，我和父母正佝偻着腰，在半人高的玉米地里拔草。汗水流进眼睛里，杀得生疼，连蝉鸣都透着一股让人心烦意乱的焦躁。就在我直起身准备喘口气的当口，田埂上慢悠悠地晃过来一个干瘦的老头。他穿着件洗得发白的对襟褂子，手里盘着两枚包浆的核桃，盲杖在干硬的泥土上点得“笃笃”作响。
他路过我们这块田时，脚步突然顿住了，那双浑浊得像蒙了层翳的眼睛死死地盯住我。盯得我浑身发毛时，他猛地一拍大腿，干瘪的嘴唇里吐出一句让我父母瞬间停下手里农活的话：“这娃娃，骨相奇突，眼里有火。别看现在满腿泥巴，将来是个能把天捅破的角儿，不一般，真不一般！”
我愣在原地，手里还攥着一把沾着湿泥的马齿苋。父亲皱了皱眉头，直起常年劳作而微驼的背，没好气地说：“老先生，您别拿我们寻开心了，庄稼汉的娃，能有多不一般？将来能考出去不种地就算祖上积德了。”母亲则赶紧在围裙上擦了擦手，眼神里闪过一丝敬畏和隐秘的期盼，甚至下意识地想往口袋里掏些零钱。
算命先生却摆了摆手，连那几毛钱的算命资都没要，只是深深地看了我一眼，留下一句“金鳞岂是池中物，一遇风雨便化龙”，便摇着头，笃笃地走远了，很快消失在翻滚的热浪里。
那年我十四岁，又黑又瘦，像根发育不良的豆芽菜。在那之前，我对自己人生的全部设想，就是跟着父母在这片黄土地上刨食，或许勉强读个中专，去城里找个卖力气的活计。算命先生的话，就像一颗突如其来的石子，砸进了我原本死水一潭的生活里。
从那天起，我发现家里有些东西悄悄改变了。饭桌上，母亲总会有意无意地把唯一的一个煎鸡蛋夹到我碗里；夜里挑灯夜战写作业时，父亲也不再像以前那样催我早点关灯省电，而是默默地在门外抽着旱烟，偶尔进来给我倒一杯粗茶。他们嘴上从没再提过算命先生的话，但我知道，那句“不一般”，成了他们在这贫瘠土地上日复一日劳作时，心里唯一的盼头。
可现实并没有因为一句谶语就对我网开一面。我的成绩依旧在中游徘徊，我的力气也依旧干不过田里那些疯长的野草。每当我看着父母被重担压弯的脊背，看着他们皲裂的双手和早生华发的鬓角，一种深深的愧疚感和无力感就会将我淹没。
我算什么不一般？我连让父母吃上一顿不用精打细算的肉都做不到。我甚至开始恨那个算命先生，他给了我父母虚无缥缈的希望，却让我背上了沉重的十字架。
有天下午，天气闷热得邪乎，一丝风都没有，天边的云彩透着一股诡异的铅灰色。村里的大喇叭突然响了，村长声嘶力竭地喊着：“气象台说傍晚有特大暴雨夹冰雹！各家各户赶紧抢收！留在地里就全完了！”
这消息无异于晴天霹雳。我们家还有整整两亩地的玉米没有掰，而已经掰下来的玉米棒子堆在田头的空地上，还没来得及装袋运回家。如果被暴雨和冰雹一砸一泡，一年的血汗、我下半年的学费、全家冬天的口粮，就全都打了水漂。
父亲红了眼，像疯了一样冲进地里，连手套都顾不上戴，徒手掰着粗糙的玉米包叶。母亲则慌乱地拿着编织袋在田头装玉米。我也拼了命地干，玉米叶子像锯齿一样在我的脸上、手臂上划出一道道血口子，汗水杀在伤口上，钻心地疼，但我根本不敢停。
天黑得极快，狂风夹杂着土腥味呼啸而至，吹得人几乎站不住脚。紧接着，黄豆大的雨点混合着指甲盖大小的冰雹，像子弹一样砸了下来。砸在背上，生疼生疼。
“别掰了！先盖田头的玉米！”父亲在大雨中嘶吼着。我们三人连滚带爬地冲向那座玉米山，试图用巨大的塑料蛇皮布将它盖住。狂风像一只看不见的巨手，拼命地撕扯着塑料布。我们一家三口分拽着三个角，在泥泞中死死地硬撑着。
就在这时，意外发生了。父亲脚下一滑，整个人重重地摔在了旁边半米深的排水沟里。排水沟里已经积满了浑浊的泥水，父亲痛苦地闷哼了一声，试图站起来，却发现右腿以一个扭曲的姿势卡在了泥浆和树根之间，动弹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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