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一生来等你”：一名台湾老兵的坎坷回家路|大陆|广东|老兵|蒋经国|高雄

本文转自老知青家园，来源：搜狐网，口述: 刘禄校，文: 石继丽

背景：从1948年到1950年，140万人从大陆涌向了台湾。从此，开始了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也是最漫长的一场分别。刘禄校，湖南永顺籍老兵，1947年5月28日被国民党抓了壮丁后；转战广东、河南、湖北、安徽、江苏、上海，1949年5月24日跟随69军从上海吴淞口登船去往台湾，从此开始了遥遥无期的隔海思念。陈全梅，张家界永定区温塘镇温塘村人，1944年9月初八嫁给刘禄校，从丈夫离家那天起，无怨无悔肩负起照顾丈夫家5个人的艰难生活。一个历经41年的等待未娶，一个历经41年的苦守未嫁。1988年12月6日，刘禄校重返故土与妻子团聚。

我被抓壮丁了

我是1926年9月27日出生，命硬，娘生我的时候用了整整一天一夜。老家在永顺县润雅乡柯溪村，是个典型的土家村，落后，山水十分漂亮，打仗去了那么多地方，又到台湾东西南北住了个遍，但可能是家乡的原因吧，总觉得就我柯溪漂亮，有山有水，有树有云，还有各种各样的鸟。

从1945年开始，国民党开始实行义务兵役制，即按照保甲制度调查户籍、人口，然后对将年满18岁至45岁的男子登记造册。每年由保长采用抽签的办法，决定谁去当兵。抽签的原则是“三丁抽一、五丁抽二、独子免征”。

抓壮丁的方法是五花八门，有设局抓捕的，有晚上强抢的，有到大路上直接抓的，很多人不愿意当壮丁，还闹出了人命案。

我没有躲过抓壮丁。那是1947年的5月，当时我还不满20岁，和陈全梅结婚不满3年，第1个女孩1岁多时染风寒走了，第二个是个丫头，叫刘翠莲，还只有六个多月。母亲死得早，父亲多病，大弟15岁，妹妹7岁，最小的弟弟还不满1岁，全靠我和全梅带养。

那天听到抓我的消息后，我连忙赶往家里，带着全梅和女儿就躲到了我们那里的一座大山——高架山，那里有一个洞，可以住人。全梅很能干，将红薯、米和野菜洗了炖成一锅，我们就这样吃了三天，躲在洞里不敢出来。

隔海望乡的士兵们

可最终还是没能躲过，当第四天天麻麻亮，我远远发现垭上跑来了一队人马，领头的是两个叔叔。我知道自己逃不脱了，转身到洞里跟全梅做最后交待：如果柯溪这地方你能住就住，不能住就回你老家温塘，族上力量也大。但无论如何，你要帮助父亲养大我的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还有女儿，等仗打完了只要我还活着有一口气，我爬也要爬回来，和你埋在一起！

我被捉壮丁那天，天下着小雨，全梅抱住我撕心裂肺地大哭起来，女儿在她母亲怀里吓得大哭，仿佛我马上就会死掉一样，我也止不住抱着母女哭得死去活来。这一行人一到，当兵的拿枪抵着我的背，轻吼：“走！你这个死不老实的，竟躲到这个旮旯里来了！害得我们走得腰酸背疼！”另一个兵则用脚狠踹了我一脚，叫我快点拿件衣服上路。

我放开妻女，去洞里取来一双全梅给我做的布鞋，站起来跟他们走了。当我回头望全梅时，看见她正抱着女儿给我下跪，我忍不住喊了一声“全梅！”士兵又骂了我一句，用枪戳了我一下，“我会回来的，你要等我啊！”只听全梅哭着的声音从远处山谷里飞来：“我一定等你！一定等着你！”

后来在台湾的几十年里，我脑海里差不多每隔几天就会回想起这一幕。那时全梅长得很漂亮，白白的，苗苗条条的，眼晴又黑又亮，一双辫子又粗又长。后来我偶尔看电影，觉得女演员没几个有我媳妇好看呢！关键是全梅贤惠，砍柴、做饭、扯猪草、照顾弟弟妹妹还有女儿、父亲，肩上担子太重了，心里有愧啊！每到半夜，我就会流泪，三十多年前我眼睛就不好使了，那是因为哭多了。

没有退路，前往台湾

我成了69师99旅51团第2营第4连一员，是步兵，属于原陈诚中央军。我的连长叫李志敬，看我年纪小，就给发了挺轻机枪，其他有的发的是重机枪，有的是手枪，还有的是手雷。接着老兵带我们军训，练习站立、稍习、打靶。短短一个月之后，我们部队便开往广东。

那时生活很艰苦，伙食由连队事务长掌管，克扣之风，遍及各部。我们根本吃不饱，也穿不暖。个个黄皮寡瘦，冬天两人共盖一条军毯，垫些稻草，冷得很多人感冒咳嗽，但大家敢怒不敢言。部队开拔时，每连编成三路纵队行进，连、排、班长持枪在前后左右监视，如解犯人。若发现新兵潜逃，便抓回来用绳索捆住双手，吊在梁上，连番鞭打，拷问其逃跑原因。有的受刑不过，自缢身死。我看得胆战心惊的，于是便断了逃跑的念头。

1949年5月24日，大批国民党政府官兵从海上乘船逃往台湾

经历抗日战争后，当时国民党部队里厌倦战争的人不少，但对打胜共军有信心的却更多。大家普遍认为“共军不是对手”，所以那时大家以为战争不会拖得太久，共军只有八十万部队，而国军却有三百万装备精良的部队，结局一定会像蒋介石召见司徒雷登时所说：“相信能够在六个月内粉碎共产党的军事力量。”可是，谁都没想到，此后会打一仗败一仗。

我说了我这人命硬，那打仗的两年时间里，我到过河南，镇守郑州；后又转战武汉，保卫长江和南京；又到过安徽，最后兵败后又转战上海，很多人都战死，我却没有挨过一次枪子儿，到现在为止，除了1994年因患胃癌在台湾做了一次胃切除手术留下疤痕外，一个小印记都没有。

我们是1949年5月24日那天下午从吴淞口登客轮前往台湾的。

那天也下着雨，和离家那天的雨相比，算得上瓢泼大雨。在客轮上，很多士兵都默不作声，甚至有些士兵很悲观，心里一片茫然。当时我们连还顺路抓了很多壮丁，军队已经上了大型的登陆舰了，还有很多人涌进来，差不多都是妇女。她们就在码头上叫啊，喊啊，哭啊。我也想起了我的妻子、弟弟妹妹、我的女儿，还有多病的老父亲。但我没有退路，只能和成千上万惊慌失措的人一起被带到一块陌生的土地上。

撤退的大批军队中，还包括败退途中抓的壮丁。图为壮丁与士兵们在一起

我们在船上三天两夜，海浪很大，很多人晕船。上船的时候每个人发一袋斜背的米包，饿了就咬生米。最后在高雄登陆。我们下船的时候，两边有学生在发慰劳品，有学生看见我们那么小，打心眼里崇拜说：“这么小就投笔从戎了，好伟大！”他们哪里知道，我是被抓壮丁来的。

当晚，我军被分配住在沿海边的一个叫花莲的村子。都说“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望着茫茫的海水，我内心一片茫然。何时能回到老家？在这个荒凉的小岛上将发生什么？我们不知道的是贫苦的生活、孤独的思念、绝望的等待，才刚刚开始。

在台湾的真实生活

到台湾后，我仍在第69军。部队重新改编后，我在17师296团第2营第3连。我们的师长叫邹鹏奇，安徽人，对我们很好。军长是胡长青，我现在手里的士官证上都有他的签名，1948年9月发的。到台湾后我才知道，这个岛本来是和大陆连在一起的，后来相连接的部分沉入海中，形成海峡，就出现了现在的台湾。

各部队轮流驻防金门、马祖等前沿阵地，两年一换岗。我先后几次随部队到金门守卫，坐的老爷飞机，要一个半小时。我们军先后驻守过桃园、台北、基隆、宜章、花莲、屏东、高雄、台南、嘉义、宜兰等16个县市，歌曲《外婆的澎湖湾》唱到的澎湖也到过，《绿岛小夜曲》里面唱的绿岛我也到过，那是关押政治犯的地方，很漂亮。

台湾眷村

刚开始时，我们连营房都没有，睡的床是竹子做的，房子上面盖的是茅草。这里常遇台风，通常是睡一觉醒来茅草顶就不见了去向。粮食供应严重不足，一天两顿饭，早上是稀饭，下午四五点钟才是硬饭，五六个人一盘菜，只有一点点汤，菜漂在水里，看不见油珠子。

同来的还有很多受伤的兵，很多体弱年老的士兵因为水土不服，不幸死去。那年我23岁，靠着年轻力壮，硬是挺过了这一关。

那时，有些人以为台湾很富裕，还有美国的援助，其实不是那么回事。那时政府给我们一个特殊的称呼：“荣民”，即“荣誉国民”。几年之后，蒋经国给我们修了800多个特殊的村落叫“眷村”，主要是安置军官及家属的，而我们和后代们被称为“外省人”，就是来自台湾省以外的大陆其他省份的人。

当地人很少和我们来往，一方面是语言不通，难以交流；另一方面是我们“外省人”在党政军统治地位的优势，挤压了当地人的发展，这样无形中形成了族群间的矛盾，以致后来成为台湾政府的棘手问题。总之，我们这些“外省人”是很难融入当地社会。后来台湾政府还为孤身老兵准备了集体宿舍，叫“退舍”，这些都是我们过去后诞生的新名词。

老兵的生活十分清苦，更苦的还有想家——这种苦还说不出来，也不能说。老兵从大陆各地来到台湾后，时刻都在思念着家乡的亲人，可由于海峡两岸一直处于敌对状态，想回家是天方夜谭。

过年过节就格外想念亲人啊，怎么办？我们就三三两两聚集到海边，一瓶酒一碟花生米，喝得酩酊大醉，有些文化的兵还会朗诵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写的一首《望大陆》：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天苍苍，野茫茫，山之上，国有殇。

每当这时，大家会抱头痛哭，激动时，甚至有人想举枪自杀。那时才真正体会到什么是“身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

像我们这些上士以上的，到50岁以后退休可以自由结婚。我家里有女人，有孩子，因此当几个战友给我介绍对象，甚至有个邵阳的三十多岁女人上门找我，都被我拒绝了，我总相信我和全梅还能在一起的，这个念头在心里从未动摇过。

刘禄校老人在台湾打工时候的养鸡场

我们是1943年九月初八那天结的婚，族上用了三台轿去接到家的。丈母娘丈人都很开明，没要上头礼，不设拦门，一去就用轿子将全梅和他的伯伯伯母抬起，将一些男客女客接到家里，拜堂。那天我还戴了银花，两朵，插在一个帽子上的，是我姑姑送给我的。我和全梅拜了堂，用我们那里的话叫“响堂夫妻”。全梅很勤快，到家第二天就煮饭、洗衣、喂猪，对父亲、弟弟妹妹都很关心，我打心眼里喜欢她。

生活艰苦，内心孤独，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那时，为了摆脱这种孤独，也为了挣钱给以后养老，甚至怀抱有朝一日重回老家养家糊口的愿望，我和绝大部分退下来的老兵一样，走上了打工之路。我不会别的，去了杨梅镇上田鸡厂养鸡，和8个老战友一起，每个月2万多台币，一做就是19年。

我想到过全梅是否改嫁？我又心里希望她过得好些，希望有人关心她，可是内心马上有另外一个我站出来反对。难受得很的时候，我会走到安静的地方，悄悄念一念全梅的名字，想一想她的样子。最后内心总算安定下来，以我对全梅的了解，她是一个很有家庭责任感的人。靠着这种信念，维系着我有些绝望的生活。

生和死，走和留，都由不得人选择。

终于回到了阔别41年的故土

我们老兵一直感谢一个叫姜思章的人，他后来是老兵促进会的负责人。1987年5月10日母亲节，他带领促进会的老兵集体上街游行、请愿，要求当局开放回大陆探亲。他们穿着“想家”的衣服上台去唱20世纪30年代的《母亲你在何方》：

雁阵儿飞来飞去，白云里经过那万里。可曾看仔细雁儿呀我想问你，我的母亲可有消息？……母亲呀我真想你……恨不能够时光倒移……

这次游行得到了很多社会人士和团体的支持，也引发了高层的关注。在1987年10月15日，台湾当局通过了《台湾地区民众赴大陆探亲办法》，并于当年12月1日起正式实施。至此，返乡的台湾老兵如同开闸后的洪水，开始大潮般涌向大陆。

1987年5月10日，台湾老兵发起返乡运动

1988年年底，政府终于批准我回大陆探亲。12月1日，我终于踏上回大陆的旅途，几经辗转，12月6日下午6点左右，我终于坐火车抵达大庸北站（现张家界北站）。

我是最后一个走下火车的，远远地看到人群都往车站外走，唯独一对中年人站在火车站出口不动，这时见一个漂亮的女子上前来喊了一声“爸爸！爸爸！”我不敢相信这是我女儿，当初那个只有六个月大的女孩子竟长成了这么大的人了？这时旁边一个中年男子（后来我知道是我女婿黎祖鑫）拿出我写给我岳父的信和我寄给我弟弟的照片时，我才确信，眼前这对中年人就是我朝思暮想的亲人，是我的女儿女婿，我扔下包，紧紧地抱着女儿失声痛哭。

1988年1月20日，由台湾“外省人返乡探亲促进会”组织的第一个台湾返乡探亲团登上了长城

当晚，我离家越来越近，心里却越来越紧张。当走进屋看到全梅的那一刻，我一眼就认出了，还是当年的样子，只是老多了。看得出她也很激动，泪水在眼里打转，手不停抖动，嘴巴哆哆嗦嗦，想要说却说不出口。最后我们都冲过去抱着对方嚎啕大哭，把40多年的朝思暮想、心酸委屈都哭出来了。

女婿很孝顺，给我做了只鸡，土罐炖着的。一尝，这才是家乡的味道！那刻，眼泪就像断线的珠子似的往下掉。当晚全梅给我烧水洗澡，给我换上了她做的棉鞋，棉鞋里面还垫了双绣有凤凰的鞋垫。熟悉的稻草，熟悉的人，熟悉的气息，真好！

我离开家几十年，常常睡觉做梦都在想着回家的场景，各种回家的方式都梦过，有时候梦啊梦啊，梦到回到家什么都没变，就是看不见一个亲人，就在梦里面喊着哭出来。我几十年一直在做这样的梦。那晚我又开始做那个梦了，又哭啊！全梅把我喊醒了，一看，原来我就睡在全梅的身边，说也奇怪，自从那一次，我就再也没做过回家的梦。

2009年，刘禄校与妻子陈全梅在张家界天门山游览留影

第二天我就和全梅去看她两个弟弟。我不在全梅身边的日子，是他们帮助我撑起了这个家。我离家不久，全梅就带着一大家子回娘家住，直到后来弟弟妹妹成家立业。听全梅说，她母亲要算命先生给她算了10多次命，每个先生给我拆字时都说我“命起不起四柱”，不在人世了，全梅可以再嫁个好男子，但都被她拒绝了。她性子刚烈，父母拗不过她。

60年代初，国家困难，队里将细糠分给成分好的，因为我的“海外”关系，全梅却只分得粗糠。她将粗糠背回家用锅背，再用碓码碓碎，和山上的木瓜籽和在一起揉成面，结果一家人吃了大便都拉不出来。即使在这样艰难的条件下，全梅为我养大了两个弟弟、一个妹妹、一个女儿，为我父亲尽孝送终，我一辈子都亏欠她啊！

从1988年开始，我每年会回家住两至三个月，除了1994年我胃癌回台湾开刀，中间间断过一年，其他是雷打不动。我亏欠他们41年，再不能浪费时间。我和全梅很珍惜这些日子，常回老家。

那时我家里还住在乡下，不是很富裕。于是我回台湾后就继续给别人打工，重操旧业养鸡，加上每月4000多元退休金，这样先后为家人攒了100多万元，给全梅和女儿在城里修了3次房子，给三个外甥买了三套房子、三部车子，以弥补多年来对他们的亏欠。

2012年，我在台湾正式办理了相关手续，回到张家界和妻子家人长相守在一起。我这一生又苦又幸，苦的是被抓壮丁，妻离子散，在台湾饱受孤独绝望；幸的是，和其他老兵相比，我从战场上活了下来，还能从台湾回家探亲，还能见到等我41年的妻子，尤其是现在还能在家乡安享晚年，我很知足。还是那句古话讲得好：“宁为太平犬，莫作乱离人。”唯一感到遗憾的是，我老伴上个月初二走了（指2014年12月21日，老人落下了泪水）。

从我离开家的1947年开始，全梅每一年给我纳一双布鞋和一双鞋垫。这鞋底纳得很细密、干净、整齐，鞋面样子也好看，总共有67双，放在箱子里的，前几年发现有30多双被虫吃了就丢了，现在还剩20多双。她还会纺棉花，为我做了衣服。如果当初在台湾时能收到这些该多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