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7月1号，上海闸北公安分局发生了一起大事儿，一个北京小伙子，拿着刀闯进公安局，最后导致6位民警牺牲，好几个受伤。
这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
先说说这个杨佳，他是1980年8月在北京出生的，属于典型的城里孩子。小时候的他特别守规矩，从来不乱穿马路，就算路上没车，也得等绿灯亮了才走。他爸妈有时候随手扔个垃圾，他都看不惯，得念叨半天。
在学校里，杨佳成绩不算拔尖儿，就是个普普通通的孩子，参加班级活动也挺积极，跟同学闹了矛盾也不记仇。
可天有不测风云，1994年，他爸妈离婚了。那会儿杨佳才14岁，正是孩子最敏感的时候。打那以后，这孩子就像变了个人，话少了，不爱合群了，谁在他跟前提他爸妈他跟谁急。中专毕业以后，他一直没个稳定工作，东奔西跑地晃荡着。
时间到了2007年10月5号，这天晚上成了所有人命运的转折点。
那年十一长假，杨佳从北京去上海玩儿，为了方便，他花50块钱租了辆自行车。10月5号晚上8点半左右，他骑着车经过闸北区芷江西路普善路口的时候，因为这辆自行车没牌照，也没钢印，被巡逻的民警拦下来了。
民警挺客气，让他停车接受检查，出示一下身份证和自行车的来源证明。
按理说这是个再正常不过的临检，可杨佳不干了。他觉得马路上这么多人，凭啥就查我？就这么着，跟民警杠上了，一直骑在车上不下来，僵持了快40分钟。围观的人越来越多，路都堵了。没办法，民警只好把他带到芷江西路派出所，想心平气和地把事情弄清楚。
到了派出所，杨佳情绪更激动了，一个劲儿打110投诉，说警察打他了。闸北公安分局督察队马上来人了解情况，调查完发现，根本没人动他一根手指头。
民警们轮番上阵，好言好语地劝，一直到晚上10点多，杨佳这情绪才算稳下来，接着做了笔录，民警也跟租车公司核实了，确认车确实是租的。到了第二天，也就是10月6号凌晨2点，事儿弄明白了，就把他给放了。杨佳因为买了当天上午8点回北京的火车票，也没去找旅馆，在派出所的长椅上凑合躺了几个钟头，天亮就直接奔火车站了。
到这里，事情本该翻篇儿了。
可杨佳心里这道坎儿，愣是没过去。
回到北京以后，他开始没完没了地投诉，给公安部写信访件，给上海市公安局、闸北分局发电子邮件。他就咬死一条：我不该被盘查，而且在派出所里挨打了。要求也提得挺直接：把当事民警开除了，赔他精神损失费，还有打长途电话的钱，总共1万块。
上海公安督察部门把这事儿查了个底儿掉，调了当时的录音，看了监控，最后认定：民警执法完全合规合法，没啥毛病。为了化解这个矛盾，2007年10月和2008年3月，上海警方还专门派人两次跑到北京，去杨佳家里做工作。
据杨佳的家人讲，第二次去的时候，警方看他们家条件也不宽裕，虽然不承认执法有错，但愿意拿出1500块钱，算是人道主义的帮助。可杨佳没要。他要的不是钱，是“说法”，是承认他们错了。这说法没要到，他心里那团火就越烧越旺。
后来的几个月，双方也通过几次电话，但谁也说服不了谁，在多次投诉都没结果之后，杨佳心里头，一个可怕的念头慢慢生了根。
2008年6月12号，杨佳又到了上海，这次他不是来旅游的，他专门选了个离芷江西路派出所只有20米远的旅馆住下，每天拿着望远镜观察派出所的动静。观察了十来天，他发现派出所进进出出都要过几道门，不好下手。
6月23号，他回了一趟北京。26号，他又来了，这次住得离闸北公安分局更近。他开始买东西：汽油、啤酒瓶、单刃刀（后来知道是把剔骨刀）、催泪喷雾、榔头、防尘面具、橡胶手套、打火机……
他把啤酒瓶灌上汽油，做成燃烧瓶。
2008年7月1号，上午9点40分左右。
杨佳带着8个燃烧瓶和那把锋利的剔骨刀，来到了闸北公安分局门口，他先在警车旁边摔了两个燃烧瓶，没烧起来，接着又往花坛里扔了五个，这回火“呼”地一下就着起来了。
门口的保安赶紧跑去救火，杨佳趁着乱乎劲儿，戴上防尘面具，从便民通道直接闯进了大楼。
接下来的20分钟，是这栋楼里所有人最恐怖的20分钟。
他先在门口用刀把砸伤了一个保安，然后在一楼大厅过道和值班室，遇到了正在工作的四位民警，杨佳二话不说，举刀就刺，这四位民警根本没反应过来，就倒在了血泊里，后来都因为失血过多，没救过来。
9点42分，110接到报警，可这时候杨佳已经顺着消防楼梯往楼上爬了，爬的过程中又刺向了多位民警，直到后来特警赶到，才彻底把他制服。
这一场疯狂，造成6位民警牺牲，3位民警和1位保安受伤，而杨佳也因犯故意杀人罪被判处了死刑。
28岁的年纪，本来有大把的好时光，就因为心里那口气咽不下去，钻了牛角尖，结果毁了自己，也毁了别人。
这事儿过去了这么多年，现在咱们回头看，最大的感触是啥？那就是大家都不容易，多一份理解，少一份争执，也许很多悲剧就能避免。最后希望咱们身边，能少一些这样的冲动，多一些心平气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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