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今世界，国际性的大型会议往往很难在非洲举办。一方面是因为非洲整体经济水平表现不佳，另一方面是因为以美欧为主导的国际主流意识形态与对话机制往往忽略了非洲。
但这一次世贸组织第14届部长级会议，也就是MC14会议时隔10年再次在非洲举办部长级会议，届时160多个成员齐聚非洲国家喀麦隆的首都雅温得。这件事本身就有着巨大的意义，它标志着非洲国家的发展利益重新回到国际舞台的聚光灯之下。
从历史层面来说，非洲是世界工业、科技发展的“受害者”。黑奴贸易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至15世纪，由阿拉伯人和土耳其人进行。然而欧洲随着工业革命的崛起，逐渐替代了阿拉伯人和土耳其人。他们开启了大航海时代，将非洲黑人贩卖到美洲，后来西方学者将其称为“三角贸易”。
这场持续了400余年的黑奴贸易，导致非洲损失了超过1亿的青壮年劳动力，大量具备生产能力、技术传承能力的人口被掠夺至美洲、欧洲。也直接冲击了非洲的社会结构，传统的手工业、冶铁、纺织、农业技术传承断裂，让本就发展缓慢的本土生产力直接倒退。
除了人口贩卖活动以外，欧洲殖民者还对非洲进行了殖民统治。在非洲大肆开采矿产、劫掠土地、剥削当地黑人。还禁止非洲发展本土制造业，摧毁当地的传统手工业，只允许非洲生产初级原料。
在科技传播方面，非洲大陆长期被殖民者和西方霸权主义国家人为的排除在外，只传授其采矿、种植等初级资源开采技术，绝不转移机械制造、化工、冶金、电力等核心工业技术。这导致当世界进入电气时代、信息时代时，非洲仍停留在资源开采的前工业阶段。
因此，非洲长达数百年，乃至当下都一直是世界工业和科技发展的“受害者”。
从时代发展的层面来说，非洲是被世界所遗忘的角落。当二战结束世界进入全球化红利时期，非洲作为西方社会公认的“人类起源地”，却完全没有分到任何红利，被挤在产业链的最边缘。
当世界经济呈现一体化，新兴国家靠着承接产业、融入全球分工，实现经济腾飞时，非洲却被人为的定义为“原材料供应地”，高端制造、科技产业、服务业升级几乎与非洲无关。
面对这种现状，非洲不是没有想过改变。历史上非洲也有很多伟大的尝试，例如加纳在1957年至1966年间推出了“七年发展计划”，以工业化为核心，重点发展钢铁、铝土矿加工、纺织等制造业，想要搞“非洲社会主义”，然而结果是因过度投资重工业、国际制裁、财政危机和军事政变而中断。
非洲国家在转型的这条道路上任重而道远，所面临的主要挑战有来自外部的也有来自内部的，更有来自于全球体系的限制。
从人类的未来发展潜力来说，非洲是人类最后一块“蓝海”。虽然非洲时至今日依旧是人类科技、工业和金融的“洼地”。但是非洲也确实是人类未来发展中最具潜力的大陆之一，当北美洲和欧洲国家正面临去工业化和移民问题的困扰时，当亚洲主要国家正在面临产业转型和社会人口结构失衡时，非洲如今正在加速工业化探索和人才储备。所以假以时日，非洲的发展定会追上甚至赶超某些大洲的发展水平。
所以此次MC14会议时隔10年再次选择在非洲举办，实际上已经向国际社会释放了一个信号。那就是今天非洲的发展已经不能够再被国际社会所忽视了。
中方的这一举动体现了中国从“规则接受者”向“规则制定者”转变的决心，主动放弃部分利益，承担与经济规模和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国际责任。在世贸组织中获得了更大的影响力，为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贡献了中国智慧和方案。
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称这是“世贸组织的转折点”，为改革发出强有力支持信号，创造了更加公平的竞争环境。
但是这个问题在世贸组织中却迟迟悬而未决，主要的矛盾在于发达国家的立场与发展中国家的立场与发展中国家的诉求冲突。
一是，发达国家要求大幅降低农产品关税，消除关税高峰和关税升级，扩大市场开放。而发展中国家的诉求是保留“特殊与差别待遇”，降低关税削减幅度，保护国内小农和粮食安全。
二是，发达国家国内支持蓝箱、绿箱等补贴政策的灵活性，要求发展中国家承担更多的削减义务。而发展中国家国内则要求扩大“发展箱”范围，保留粮食安全公共储备补贴，反对压缩S&DT空间。
三是，发达国家要求全面禁止出口补贴，限制出口信贷和国家贸易企业。而发展中国家则主张保障粮食安全前提下可实施出口限制，反对过度约束发展中成员的出口政策。
说白了，这些争议之所以存在，实质上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争夺更多利益的一个过程。在世贸组织中，过去发达国家承担着更多的责任，例如更大幅度的市场开放、更严格的补贴限制、非互惠原则的践行、技术援助与能力建设义务，以及对发展中国家特殊与差别待遇的保障。
但是近些年来随着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的经济腾飞，部分发达国家刻意刁难，让世贸改革陷入僵局。不过在去年中方已经明确声明，中方主动放弃“特殊与差别待遇”，并保留对发展中国家身份的自我认定，这才推动了世贸组织改革的进展。
因此在这场会议上，中方不仅仅是高调出席，更是全场160多个成员国所重点关注的对象。中国在全世界范围内展示大国责任与担当，为后来者树立了榜样。也为国际社会解决制度性难题，提供了中国特有的“中庸式”解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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