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3月19日，埃约布·布雷西与优素福·德里迪在巴黎贝尔维尔街区。七年过去了，但回忆起那一幕时，他的手仍不自觉地紧张摆动，说话变得急促，眼神里依然有恐惧与难以置信。仿佛事情发生在昨天，因为明天也可能重演。
优素福·德里迪从未想过，自己会在巴黎第十区的一条街上，突然被四名警察推到墙边搜身，随身物品被扔到地上，对方还粗暴追问他高中书包里装了什么、为什么会出现在那条街上。
他没想到自己会遭遇这样的暴力。他说，这一切“没有任何正当理由”，只因为他“看起来像个阿拉伯人”。那是2019年6月的一个周六下午，约16时。
那天，现年23岁的德里迪去祖父母家复习法国高中毕业会考。那时还是青少年的他形容自己，“只是一个和其他人没什么两样的法国孩子，至少当时我一直这么看待自己”。
他是一个上层中产家庭的养子：母亲是“白人”，从事古董买卖；父亲是高级公务员，“也和我一样有突尼斯血统”。一家人住在巴黎东北部多元族群聚居的贝尔维尔街区。
那天的遭遇让他被迫面对自己的来源。他把那种现实冲击形容为“创伤”和“断裂点”。他说：“我意识到，不管我做什么，别人都会把我当作惹事的阿拉伯人。”
自那以后，德里迪一直在与“被收养者的矛盾感”缠斗。他说，那像是一种“二元对立”，把他推向一个“非常不舒服的社会夹缝”。
一边是他长大的家，另一边是他在外部世界要面对的一切。一边是他主要在母亲家族环境里长大，被“按白人的方式”社会化；另一边则是他的外貌。
在这种撕扯之中，有一点在他看来很清楚：“种族主义仍深深扎根在社会里。”他反问：“那我该拿这些怎么办？”
他希望和埃约布·布雷西一起，把这种“焦虑、恐惧、让人精疲力竭”的现实转化为更有意义的东西。25岁的布雷西与他背景相近。
布雷西说：“我是黑人。我被收养。我在科尔贝伊-埃松讷长大——那是巴黎以南的工人阶级郊区——但我住的地方相对富裕、封闭，我们家住在一艘船屋上。我在一个白人家庭里长大，父母都是教师。”
德里迪与布雷西在2021年10月通过一位共同朋友认识。朋友来自巴黎第八大学圣但尼校区。两人当时在贝尔维尔的一家咖啡馆见面，彼此几乎不了解，只知道都是政治学学生。
他们形容自己长期处在一种永久的警觉状态中：在一个充满偏见的社会里，他们对自身、也对自己在他人眼中的形象都格外敏感。他们学会了随时预判他人的目光，也学会了为此不断调整自己的行为。
德里迪和布雷西说，自己在地铁上从不坐在那些一看见他们上车就把包攥得更紧的乘客旁边。“我们不想让他们不舒服，不想吓到他们。有时候我们真想告诉他们，我们不会抢包。”他们说。
夜里在人行道上如果和一名女性同向而行，他们会绕路，或放慢脚步。为了避免被警察盘查，德里迪不再穿运动套装或破洞牛仔裤。在夜店里有人走过来问他是不是在卖大麻，他会假装不介意。
布雷西则提到一次经历：他在市政选举第一轮担任志愿计票工作人员时，一名男子对投票站站长——“一个白人男性”——说话，同时用下巴指了指布雷西：“嘿，他可真听话。”现场没有人作出反应。
两人都说，自己已经被这些为了摆脱污名而形成的防御与应对机制“耗尽了”。又或者，有时会出现一种令人意外的反转：他们反而去迎合污名。
比如布雷西在初中时“不是很擅长运动”，却加入了橄榄球队。后来他意识到，那是一个“黑人再男性化”的过程，他想借此符合“肌肉发达的黑人男性”这一刻板印象。
他还说：“我们会成为一种非常让人不安的性化迷恋对象。别人赋予我们的所谓性能力，会带来一些极其不加掩饰的问题。”德里迪补充说：“在亲密关系里，我们成了越界的对象。”
2026年3月19日，埃约布·布雷西在巴黎。很长一段时间里，德里迪把自己当作“白人”，也没有把日常那些看似“微小”的烦扰与自己的外貌联系起来。
比如他和母亲、表亲一起购物时，几乎总会在出口被保安检查包。又比如在高中，他的成绩“中等，但和朋友差不多”，却只有他被学校建议转入职业教育，而同学们则自动被分流到普通教育。
他说：“我父亲不得不为我据理力争，老师们才松口。”他还回忆，起初自己非常内疚，“不明白为什么我想进普通课程，需要这么多讨论和谈判”。
德里迪和布雷西说，自己已经能感到压力与期待像重物一样压下来。其中一种压力是必须在高等教育里成功。布雷西说，这是为了“永远不要和‘愚蠢的黑人’这种刻板印象扯上关系”。他正在攻读历史与政治学的双学位。
德里迪正在修读“多样性与歧视研究”硕士。他说，他们还会感到自己必须“成为所属族群的合格代表”，仿佛反证刻板印象的责任就压在他们肩上。但德里迪也说：“实际上，就算我们成功了，别人还是会把我们当作例外。”
除了社会层面的凝视，还有来自家人与朋友的期待。其中一种期待令他们觉得“难以承受”：别人要求他们“翻篇”、要求他们“放下”，不要“用种族偏见的滤镜看一切”。布雷西说：“但一直把我们缩减成某种出身的，永远是别人。”
他还表示，自己并不是“胡思乱想”，这一点是通过学习与阅读确认的。他们认为，理解正在发生的事，是解决之道的一部分。这也是他们想做这档播客的原因：让人看到，尽管周围的氛围有毒——“我们对形势非常悲观”——他们仍在尝试做点什么，发出警报，提供信息。德里迪说：“这里面最痛苦的，是我非常害怕自己实现不了职业目标，害怕大门会在我面前关上。而事实上，我可能对此无能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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