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问从北京开始，代表团先安排了和中方官员的会谈。瓦德富尔在会谈中重申了德国坚持一个中国政策的立场，同时也谈到了双方在经贸领域的合作需求。代表团随后转到上海的德国中心，那里以前聚集了不少德国企业，是它们在华开展业务的重要地点。代表团成员在那里听取了企业反馈，企业方面提到柏林发出的外交声音让他们觉得不太适应，因为那些表达还是带有指导意味。
代表团接着去了南京，考察了一家制药企业。访问那天是周末，工厂的生产线照常运转。企业把德国产的包装设备整合进本地管理系统，车间里操作人员数量很少，主要通过监控屏幕来管理整个流程。代表团成员记录了这些运营细节，看到中国企业把设备和供应链结合后形成的实际效率。
从南京继续南下，代表团到了珠三角地区。他们走访了多家德国企业所在地，企业负责人介绍了当地运营情况。那些企业表示，继续留在那里是为了在竞争激烈的市场里保持自身能力，如果离开就可能在全球范围内失去优势。珠三角这个区域被看作制造业和创新活跃的地方，德国企业在这里调整了策略，把重点放在本地化适应上。
报道里特别提到了2023年发生的一件事。那一年，时任德国外长贝尔伯克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的时候，对中国事务表达了看法。后来在中国的一些公开场合，这些言论让部分听众选择了提前离开会场，或者在现场发出不满的声音。这种反应在后来几次活动中都有出现，显示出公众对类似外交表态的不适应。
德国对华出口在达到峰值之后连续几年出现下降趋势，这里面有美国关税措施的影响，同时中国本土产业在多个领域完成了升级。汽车行业就是一个例子，中国企业在电动化和智能化方面推进很快，德国车企面对的是技术和用户定义上的竞争。中国政府停止了对电动汽车的补贴，市场进入了完全靠实力竞争的阶段。德国企业通过本地运营来应对这种环境，目的是维持全球竞争力。
在华德国企业的调查显示，大部分企业决定继续投资。它们留在这里的主要原因不再是单纯的市场扩张，而是要在激烈的竞争里打磨能力。报道指出，中国企业在产业组织和供应链响应上形成了自己的优势，这和代表团成员之前的预判形成了对比。德国企业在华业务面临的市场压力也得到了体现，企业界反馈说它们在本地化过程中投入了更多精力。
瓦德富尔结束访问后，在公开场合继续谈德国的对华政策立场。他承认了德国在某些方面存在追赶需求和依赖情况，但同时也提出了相关要求。鲍雷特尔的报道把这些事件连起来，指出双方在工业领域的实际能力对比，以及外交表达和现实情况之间的差异，导致了看法上的变化。
报道还提到，二十年前德国在中国被看作工业方面的参考对象。那时候中国在设备和工艺上需要外部支持，德国的技术和品牌在当时形成了优势。到了现在，中国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都发生了变化，很多领域已经走完了学习阶段，转向同台竞争。德国继续保持原有的外交姿态，在中国人看来就显得和实际情况不匹配。
企业层面的实际情况和政治层面的沟通方式之间存在差距。德国企业在华继续开展业务，调整运作以适应本地市场，而政治方面则维持了原有的表态方式。这种情况在访问过程中得到了体现，代表团成员在不同地点听取了企业对竞争环境的描述。
中德贸易格局也在发生调整。德国对外贸易受到对华出口下降和对美市场波动的影响，外向型增长模式面临压力。报道把这些事件放在一起，说明在工业竞争中，中国企业实现了后来居上，并在一些关键领域改写了规则。中国市场对质量的要求超过了单纯的数量追求，企业不再依赖外部来指导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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