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埃米莉·布特尔：刻意表演真实，反而更加虚伪|卡戴珊|埃米莉·布特尔|詹妮弗·劳伦斯|贝克汉姆|身份

【编者按】在智能手机与社交媒体越发普及的当下，人们时时刻刻关注着自己与他人的生活。在鼓励自我展示的文化背后，人们也开始对于“被展示的内容”的真实性产生格外关注。在《我们为何迷恋真实》一书的作者埃米莉·布特尔（Emily Bootle）看来，近年来公众越来越不信任名人言行的真实性。一旦察觉到公众人物在表演真实，人们就会追寻蛛丝马迹，揭露出这种行为的虚伪。然而，正如我们在爱泼斯坦案中所观察到的：当一个人日渐出名，他能用来掩盖真相的资源也越多。

贝克汉姆和维多利亚的大儿子布鲁克林（Brooklyn Beckham）

澎湃新闻：书中引用了居伊德波对于明星的分析：“成为明星意味着把表面生活专业化；明星是和肤浅无深度的表面生活相等同的对象，而这个对象必须补偿真实经历过的生产专业化的碎片。”明星又必须持续处于公众视野之内，才能获得评论界与粉丝注意力。近期贝克汉姆夫妇与大儿子布鲁克林的矛盾似乎就印证了上述评论。在您看来，他们将家庭矛盾公之于众的做法是否是有意为之？

埃米莉·布特尔：我认为贝克汉姆一家区分“家庭”与“公众”的生活方式，和大多数人截然不同。据我了解，这场争执的核心在于：布鲁克林声称自己从未被允许拥有私人生活，且他与家人之间的关系被当作公关素材加以利用。

贝克汉姆一家无疑将 “表面生活” 职业化了，如今我们很多人在网络上也都是这么做的。在我看来，这一点本身构成了这场矛盾的核心。因此，布鲁克林将此事公之于众，既充满讽刺意味，又显得颇为自相矛盾。

詹妮弗·劳伦斯与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

澎湃新闻：书中列举了詹妮弗·劳伦斯如何通过颁奖典礼上摔倒，来塑造自己“真实”、“接地气”的公众形象，但这种刻意的做法，最终引发了反感，许多人意识到真实和亲民并非同一回事，而劳伦斯假装真实的做法，比不真实更糟糕。为什么人们会有这种感受？人们是否觉得这种行为背后存在某种伪装或欺骗？

埃米莉·布特尔：没错，我认为人们一旦察觉到一丝表演的痕迹，他们就会产生不信任感；而当有人刻意去表演 “真实” 时，反而会显得更加虚伪。

我确实觉得劳伦斯遭到了不公的诋毁：她当时还很年轻，她的性格与举止恰好契合了当时公众的需求，而彼时其他名人仍与大众距离遥远，她的行为并非某种过错。

在我看来，人们产生这种情绪的原因有两点：第一，刻意表现出真实感，反而会立刻让人觉得你并不真实；第二，名人圈向来善变，劳伦斯曝光度过高，大众便想找个理由把她拉下马。

《与卡戴珊一家同行》截图

澎湃新闻：当我们凝视明星时，尽管观众在潜意识里会相信“我也可以成为她”，但也会深深感到“我绝非她”。公众需要相信明星的言辞、信仰和人格，配得上他们的财富和特权。例如卡戴珊一家这样的真人秀明星，是如何赢得她们的“名人”身份的？在您看来，她们的配得感是如何建立的？

埃米莉·布特尔：建立在三样东西之上：美貌、财富与曝光度。卡戴珊一家之所以显得与众不同，就在于她们乐于将自己暴露在公众视野之下。而我们之所以愿意关注她们，是因为她们貌美又富有，我们会向往她们的生活方式。

有人或许会说，她们做得十分精明：利用自身的美貌与财富，通过各类医美手段让自己变得更美，再凭借美貌与曝光度赚取更多财富（创立品牌、出演真人秀等）。

刚走红时，她们只是供人围观的新奇现象；而如今，她们从成名到跻身超级富豪的整个历程，因令人向往而备受瞩目。如果我们相信她们是“白手起家、自我成就”，内心深处便会觉得自己或许也能做到——尽管我们心底清楚，这几乎不可能。

澎湃新闻：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作品喜欢标榜自己“基于真实故事改编”。但书中提到一个有趣的现象，一些读者如果发现虚构作品实际是基于真实生活的，会有一种被背叛的感觉。他们质疑，作家的职责不就是创新并超越眼前的一切吗？突然公开的自传声明，会让读者感到回到现实的失落。然而，在某种程度上，作者在作品中呈现的特定情绪和感受，可能或多或少基于自己的真实体验上，但似乎读者并不会对这种程度的“真实性”感到反感，您如何看待这种微妙的态度区别？

埃米莉·布特尔：当然，我们都知道作家会取材于自身经历——他们也不可能不这么做。我觉得，如果自传色彩过于明显，难免会让人觉得作者有点偷懒，仿佛作者本应再多下点功夫。不过我认为，用“回归现实的落差感”来形容很贴切。很多时候我们读小说是为了逃离现实，可当一只脚踩在虚构世界、另一只脚还留在现实里时，难免会感到恍惚不适。

澎湃新闻：您提到“反主流文青”（hipster）身上混合着反抗正统和物质主义的特征，他们逆潮流而动，但主要途径是购买更多的东西。他们的“真实性”是否建立在买他们所认为的“正确”的商品之上？通过购买黑胶唱片、胶片相机，拥抱波西米亚主义，他们是否成功抵御了大众文化核心技术带来的平庸和人工感？

埃米莉·布特尔：的确如此，我认为对于2000年代至2010年代的某一类潮人而言，他们的真实感源于拥有“格调正确”的单品。从这个角度来说，他们精准反映出我们的身份认同与消费行为绑定得有多深。潮人风潮的兴起，是对一切事物数字化的直接反抗——坚持使用实体复古物件，仿佛是对脆弱新世界的叛逆，也带来一种纯粹正直的感觉。

但一旦这种风格演变成一种审美范式，就极易被模仿与复制，从而失去了内核。它本身最终沦为平庸与刻意造作的象征。

澎湃新闻：哲学家齐泽克曾这样评价星巴克咖啡：星巴克除了向大家销售咖啡，还附带销售了一大堆的意识形态。例如星巴克承认自己的卡布奇诺是比别家的贵。但它把收入的百分之一都捐给危地马拉儿童来确保他们的健康，保证撒哈拉农民的水供应，拯救森林，有机种植咖啡......这种做法为消费者提供了道德上的安慰，齐泽克将其称作消费主义的终极形态。这种通过消费让自己获得道德优越性的做法，如何塑造品牌的文化与真实性，帮助消费者建立身份标志？

埃米莉·布特尔：这能减轻消费者为大公司目标添砖加瓦时的愧疚感。当你看到星巴克的公益活动时，自身的责任感会稍稍减轻——你相当于在消费的同时顺带做了捐赠。从品牌形象来看，这让我们对星巴克的观感变得柔和温暖，赋予它近乎友善的人性特质，而不再只是一个冰冷强硬的商业品牌。

澎湃新闻：2018年，英国广告标准局立法规定，网红需要标注出属于“广告”的帖子，注明帖子中出现的品牌曾免费赠送给他们用于宣传的产品。这条法律迫使网红承认：他们需要钱。这让他们看似毫不费力的奢华生活显得不那么真实。最近“爱泼斯坦案”文件揭露出看似光鲜的名人、政客在私下的龌龊行为，着实让人震惊。名人在镜头内外的生活存在巨大割裂。为什么在目睹了那么多名人行为被揭露之后，人们依旧会选择相信他们在镜头下的行为是真实的？

埃米莉·布特尔：我倒不这么认为。如今公众的疑心越来越重，总想挖开名人的私生活，找出他们“真实的一面”，因为我们根本不相信他们展现出来的是真实的自己。一个人拥有的权力越大，就越需要努力去赢取这份信任，因为他们背后能用来掩盖真相的资源也越多。

澎湃新闻：弗朗西斯·福山在《身份》一书中强调，身份政治关乎为尊严而战，而尊严归根结底是作为个人而存在的权利，不该受身份群体强加的规训。但矛盾之处在于，当个人赋予自己某些身份标签时，似乎就被划分进入特定的集体，个体与集体的边界也日渐模糊。在您看来，具有排他性的个人特征，能否与统一的集体共存？

埃米莉·布特尔：这就是群体的本质：个体在集体的安全感中感受到被接纳、被赋予力量。我认为，个体个性的丧失，更多发生在人们急于寻找某种精神寄托、并用群体特征来定义自己的时候。

当然，这也要看是什么群体。比如在邪教中，个体被操控，将群体身份置于自我身份之上；在政治或宗教极端主义里，也能看到类似的情况。但在日常生活中，我们需要找到一个平衡点——人既需要群体归属感，也需要保留自我。

澎湃新闻：您提到包容式的“自我关怀”与排斥式的“健康生活方式”存在冲突。后者质疑，一味地满足自己欲望、按照本能行事真的是“自我关怀”吗？我们心中似乎存在着一个更加克制的自我，提醒着自己克制才是真实的行为。而唤起或植入某种需求，则是商家刺激消费的惯用手法，它们试图让顾客相信，在包容式方法中，真实是通过让步产生的。在您看来，我们如何在两种观念中找到平衡？

埃米莉·布特尔：套用女演员杰米玛·科克（Jemima Kirke）那句经典的话来说就是：我们别再过度自我内耗了。

我认为这两种思路，都是在追寻本就不存在的真实与完美。依照自己的价值观生活，接纳自身情绪，即便被各类品牌营销信息包围，也保持健康的自主意识，我想这才是理想的折中之道。还要懂得自我善待：我们就是自己，不必过分焦虑如何完美地活成别人期待的样子。

澎湃新闻：福柯在《知识意志》中写道，由于罗马天主教会的存在，告解成了人类性欲“真相”浮出水面的主要途径。人们相信，蕴藏在我们最隐秘的天性中的真相“要求”浮出水面。在互联网上，存在一种名为“赛博树洞”的网络忏悔室，人们会以匿名的方式，将自己的“污点”和“罪行”公开。然而，一些声音质疑，在公开网络平台上忏悔并非寻求某种救赎，而是寻求流量。在您看来，赛博忏悔为什么会引起如此多的关注，又为何引发争议？

埃米莉·布特尔：我觉得可以这么说：在数字时代，“寻求救赎”几乎等同于博取大量网络流量。或许有些网络自白纯粹是刻意炒作，但在我看来，更多时候，旁观者的回应似乎有着某种超越个人网红品牌运营的作用。

互联网让我们理论上可以被无数人谅解、认可，无论我们的自白多么极端、不堪，在世界某个角落，总能找到认同或同情我们的人。争议大概就源于这类人：他们认为人类内心深处的这些问题应当私密化——要么觉得这些内容暴露出某种不道德感；要么认为这是一种自我沉溺，事实上根本没人在乎你的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