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陈赓将军邀请杨登瀛前往北京做客，杨登瀛感慨含泪：原来首长们始终没有忘记我！
1928年初冬的上海，法租界外滩灯火通明，黑色轿车在窄巷里穿梭，各方探子盯着同一栋楼——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新设的办事处。这个机关刚刚挂牌，急需既懂外语又敢钻营的人，而一名自称杨登瀛的广东人正准备敲门。
杨登瀛原籍香山，早年留学日本，回沪后做过生意，也混过烟草行。他与同乡陈养山来往密切，后者暗地里已与中共特科保持联络。某晚，两人在霞飞路咖啡馆低声交谈，陈养山把口风放得极轻：“兄弟若能进去，彼此都有活路。”一句话点破天机，杨决定试水。
数日后，他拿着自筹的履历进入调查科，先做普通干事，凭日语和社交本领很快抓住徐恩曾、陈立夫的眼球。为了帮这位新秀立功，中共特科挑拣一批并无保密价值的名单递给他；几次“情报”到手，他得到蒋介石亲笔手谕，封为驻沪特派员，还配了汽车与枪证。陈赓在秘密会面时只说一句：“此事可行。”杨立刻回应：“愿全力以赴。”短短半年，他已能自由出入租界巡捕房。
上海的夜色下，抓捕与营救每天都在赛跑。1929年春，罗亦农被英捕房扣留。杨借“接管犯人”名义带人闯进所里，硬把罗接出，惜因叛徒再次告密，罗数日后仍罹难。次年夏天，又轮到任弼时落网。杨递上厚厚红包，对值班警官轻描淡写地说：“自己人，误会。”任弼时由此脱身。不得不说，在那座十里洋场，一张国民党委任状比手枪更好用。
危险并未远去。1931年4月，顾顺章倒戈，调查科名单外泄，杨在南京被捕。因旧交张道藩出面，他得以取保，但与特科的联络自此中断。抗战爆发后，他被汪伪当局拉去主持感化院。表现如何，史料语焉不详，只知那段灰色岁月让他声名尽失，也埋下后来的麻烦。
1949年南京解放，杨并未主动报到。1951年镇反开始，他又被捕，被指控为“特务头子”，一审即判死刑。面对法庭，他申述旧功，请求为昔日营救写信作证。公函飞到朝鲜战场，几经辗转落到志愿军副司令员陈赓手中。陈复电：“鲍君甫确于1927年至1931年为党工作，其间贡献甚大；后期情况欠佳，宜予管制。”这封40余字的电文救了他一命。1952年1月25日，杨获释，改判三年管制。
出狱后的日子并不好过。一间漏雨的小屋、每日两餐稀粥，他靠典当旧书维生。1954年冬，他鼓起勇气写信给李克农：“身体日差，无力糊口。”信件辗转送到罗瑞卿案头，批示给了地方民政部门，不久每月三十元补助到账，算是解了燃眉之急。
1956年3月9日，杨收到了久违的熟悉笔迹——陈赓来信邀他进京，“旅费已由南京军区安排，抵京日即有人接站”。他揣着车票北上，16日傍晚抵达西直门，陈赓亲自迎候。晚饭桌上，老战友举杯寒暄，气氛非常克制。杨却忽然哽咽：“首长们真的记得我。”陈赓递过手帕，没有多言，只让秘书把事先备好的呢大衣和两百元生活费轻轻放在他身旁。
北京停留三天，组织安排体检、参观，叮嘱他安心养病。临别时，李克农拍着他的肩膀：“过去的事已写进档案，你安心回去生活。”火车启动，杨靠着车窗沉默良久。此后数年，他在南京图书馆旁的小院里过起半隐居的日子，偶尔有人来做口述访谈，他一再强调：“写我可以，但别拔高，也别抹黑，我只做过自己该做的事。”直到1967年病逝，他的墓碑上仍刻着本名“鲍君甫”，留下一个时代的隐秘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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